新时期干部监督工作调研报告

[关于全市家庭农场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家庭农场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和主要推动力量，代表了今后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为促进家庭农场这一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快速健康发展，提升农业生产的专业化、集约化、标准化...+阅读

加强干部监督工作是事关党的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关心、爱护干部的有效措施。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迫切需要重视和加强干部监督。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对新形势下组织部门干部监督工作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走出一条适应市场经济形势发展的干部监督的新路子。

一、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面对市场经济新形势，干部监督工作出现了许多不可回避的、现实存在的问题。从“疑无路”到“又一村”是一个探索发现的过程。只有正视问题的存在，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干部监督工作才能有所作为。当前，干部监督工作存在的几种偏向。

1、监督对象定位的偏颇。党的组织部门干部监督的对象是干部。“干部”是个全称概念，它包括干部集合中每一个个体，即无论级别高低、职务大小、年龄长幼，只要是干部，都在被监督之下。然而，从导向上看，由于受某些宣传导向的影响，加上体制上的不完善，存在着干部监督对象定位的偏颇现象。比如，所谓干部腐朽问题的“59”现象、“49”现象的反复宣传、研讨文章过多过滥，自觉不自觉地把组织部门监督的视线吸引到这一年龄段的干部身上，并且在这一部分干部身上也花了过多的考察、调整的精力。出现了监督重点把守干部“年龄尾关”的现象。从体制上看，就一个县(市)来说，“条条块块”割据，带来干部监督上“只能监督块块，不能监督条条”。因为“条条”上的人事权、经济权、处置权都在上边。名义上是“属地管理”，“接受地方党委的监督”，实际上是针插不入、水泄不通。加上有的“条条”上边的主管单位的党组织对干部监督乏力，带来个别干部自我约束不够，放松要求。根据近些年纪检部门查处的经济案件情况来看，其比例“条条”明显高于“块块”。从力度上看，尽管得到了加强，但是干部“上到顶”“下到底”的监督显得不足。所谓“上到顶”，就是对一把手监督的问题。当前，对一把手“失监”、“漏监”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一把手集中了相当大的权力，可以说集一方兴衰、安危于一身，其特定的位置和特殊的环境，处于上级管得着、看不见，同级看得见、管不了，一般干部群众看不见、管不了、无法监督的状态。对一把手监督难，难就难在监督的客体——少数一把手存在着自律意识淡薄，“不让监督”、“权威受损”的心态;就监督的主体——组织部门来说，干部监督的职能科室只有一个，干部也只有1~2人，加上分管的部领导也不过2~3人，这样势单力薄的几个人监督几千人的庞大的干部队伍，近百人的党政一把手，显得力不从心。从主观上看，组工干部去监督局长、书记，现实存在在“不敢监督”、“不便监督”、“难以监督”、“监督不了”的心态。所谓“下到底”，就是基层掌握着权力的一般干部监督的问题。我市个别乡镇的种子站、水利站、土管所的负责人违法乱纪出现的经济案件，暴露出这些主管部门和乡镇党组织对基层单位干部监督存在的问题。一方面，一些单位的主要领导对掌管钱财物的站(所)长，只看到其工作能力的一面，却看不到品德作风的另一面，甚至对他们“不设防”挂“免监牌”，把创收增效、增加财政收入看得“高于一切”。另一方面，纪检、组织、监察、审计部门沟通不够，形不成有效的合力，在无形中使站(所)负责人成了监督的“漏网之鱼”

2、监督标准定位的偏颇。在干部监督工作中，人们往往习惯于把防线设置在反腐朽上，其结果证实这是不明智、欠科学的。近些年来，我们把对干部监督的触角以“不触高压线”为界，把党对干部提出的各项标准及要求的出发点及归宿只放在反腐朽上，这就必然会因监督标准定位的降低而导致组织对干部要求的降低，最终不仅使监督难以有效，而且还会增加反腐朽本身的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干部监督不容忽视的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干部任用标准不严影响干部监督标准。在对个别特殊岗位的干部使用上，德才兼备的标准坚持不够，思想素质把关不严，甚至有“带病提拔”的现象。就是明知这个干部思想作风方面有一些问题，但无挑选余地，非他莫属。因此，任前监督“惟德才授权”的标准弱化了。另一种是“带病操作”。届中考察、年度考核、届满述职考评中，往往出现“完成任务好，就是好领导”的现象，即使考察、考核、考评中发现了某些问题，只要没有波及单位事业的发展，没有造成什么危害，就“一笔带过”。还有一种是“带病离岗”。按照《条例》规定和干部监督工作的要求，干部调整交流应坚持先审计、后离任。而且离任监督要突出经济责任审计制度，把审计结果作为干部异地升迁、调整交流的重要依据。但是，在有的时候，出现了干部先离任，后审计的现象。由此，给干部监督工作带来被动和不利的影响。因为先离任、后审计，给有问题的、有劣迹的干部从心理上打了“保胎针”，即使审计出了问题，人们也自然想到对其任用是党委的决定，只能服从，不能对抗，还是把对立面磨平的好。从影响范围看，“带病离岗”，给干部们造成“有问题不怕，全凭党委一句话”的错误导向。给被任用的干部本身也助长了侥幸心理。二是干部权力失控影响监督标准。一些有权有钱的部门，自恃特殊单位，搞工作、生活上的特殊标准，与组织、纪检机关规定搞“内外有别”，搞“两种标准”。比如有的出台“土政策”，规定局级干部正副职、股级干部正职的手机(电话)费、住房(面积)补助，奖金补贴等等，在上面看来是违纪违规的，在这个单位里却是“合情合理”的。对这些单位干部监督的尺度就难以把握。

3、监督时空定位的偏颇。在现实生活中，领导干部的工作圈因位于“人前”，监督往往比较省力，而生活圈、社交圈因位于“人后”，监督相对乏力。因此，应该根据需要，拓展监督的时间和空间。近几年来，对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的监督，已被各级组织部门所认识，所关注。近些年来，在这方面，上级组织部门作为热点问题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和探讨，此类调研文章在党建报刊频频登载，理论上确实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理论如何与实践相结合，走出一条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形势、切合干部队伍建设实际的干部监督工作的新路子，就显得不足。从而出现了研讨干部监督问题在创新思维上走新路，实际监督工作依旧走老路，“旧船票难登新客船”。比如对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的监督，依然沿用“老制度”、“老办法”、“老内容”进行，时间上难以凑效，空间上含盖不了，内容上门类少，不能达到随干部的权力行使而潜行，社交活动的延伸而延伸。

4、监督评价定位的偏颇。一是对干部评价上的偏向。在选拔任用干部工作中，如果一个干部被任用了、公示了，没有人反映什么问题，就认为“用得准”、“察得细”、“监督得力”，反之，就认为用人不准，用人失察，平时监督工作没有做好。二是对工作评价上的偏向。上级组织部门在评价干部监督工作成效时，往往以所属干部中出问题者的多少来作为衡量依据。出问题的干部比例大，则说明平时监督没有到位;反之，干部中很少或没有人出问题，则说明监督质量高。两种偏向带来干部监督工作不能标本兼治，不可避免的出现“割韭菜、不挖根”的现象。三是形象评价上的偏向。尤其是乡镇干部，工作生活在农村，与农民群众打交道，一些干部身上有着农民那种说粗话、自由散漫，吃吃喝喝，打皮闹笑的习气。有的群众就给他们编顺口溜，一编一串子，一传十，十传百的传播开来。有别有用心的人就给组织部门写检举信，把顺口溜夸大。作为组织部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花了很大精力去调查了解。尽管查无实据，但对这些干部已造成了不良影响。也给干部监督增加了一定难度。

二、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面对市场经济给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带来的新的变化，迫切需要加强干部监督管理。因此，要在监督的潜意识上、监督的机制上、监督的内容上、监督的手段上进一步创新，使干部监督由“潜入夜”达到“细无声”的效果。第

一、要让干部监督工作成为选准人，用好人的“试金石”。现在，我们干部监督工作之所以没有走出困境，是因为没有按规矩办事，没有按程序办事。因此，要在思想认识上增强选拔任用干部监督的自觉性。我们在进行贯彻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的监督检查中发现，有的单位党组织、一把手对《条例》落实的自觉性需要进一步提高。有的地方对《条例》学习与应用不一致，一接触到干部选拔任用某些问题时，就感到《条例》规定“机械”、程序“繁琐”，于是就人为的简化了程序;有的沿用习惯做法“变通”规定。比如研究干部任用，首先召开书记碰头会，取得“一致意见”。然后上党委会讨论。因为书记碰头会已经“拍扳定案”，党委会实际上只起到一个“过滤层”作用。再比如个别困难部位干部任用上，主要领导认为某个人选较合适，随即让组织部门去考察，由于时间仓促，来去匆匆，很难较全面掌握被考察对象的实际情况，即使发现一些问题苗头，也不能够深入调查。一些有问题的干部被任用，就这样“生米”被煮成了“熟饭”的。针对上述问题，必须加强各级党组织、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对贯彻落实《条例》自觉性的认识。必须从三个方面入手：其

一、用《条例》规范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言行。同时，组织部门采取跟踪监督的办法，共同把好关口。其

二、加大干部任用工作监督的力度。敢于动真格，对违反《条例》的人和事，撤销违反《条例》规定所作出的用人决定，对当事人严肃处理。其

三、鼓励支持各级干部，包括组织干部反映本单位在任用干部上违反《条例》的问题，弘扬正气，彻底纠正用人中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