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民情上达机制解决难题调研思考

[四群教育民情调研报告材料]提供一篇调研报告，为您提供帮助！自我局开展四群教育以来，按照上级部门的安排和部署，结合我局工作实际，明确了工作目标和工作责任，严格要求机关干部深入乡村，作民情调研。一、乡情...+阅读

“以人为本”是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是治国施政的最高标准，是执政为民的根本目的。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既是实现党的十七大确定的重要目标的时代要求，也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客观需要。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民意机关，更应该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

念，把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人大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将“以民为本”的思想贯穿于地方人大工作的始终。人大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是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应该在完善民情上达机制和畅通民情上达渠道有大的作为。

一、正视现有民情上达机制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利益分化和利益冲突不断增加，民众的诉求迅速增长。如果传统的民情上达机制不起作用，而又没有新的机制来作补充，民情堵塞只会日益加重，直到危机的爆发。高层决策者对民情堵塞一直比较担心，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存亡，民情堵塞现象曾给政治经济生活带来灾难性影响。目前，比较成形并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作用的机制有如下四个方面。

信访机制：这一机构的建立对了解民情、缓解民怨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下访机制：在现实中，这种机制收效不大，形式主义的成分较多，它更多地成为上下级官员之间联络感情的一种机制。

告官机制：这是对中国传统民情上达机制的一个突破。作为民情上达机制的一种，还有其弱点。其一，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是列举式的，只包括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经营权等有限的行政行为，主要是具体行政行为。其二，官员与民众在信息、资源的占有是非常不对称的，处于弱势地位的民众难以有勇气和决心将官员告上公堂，普通民众经受不起大量的时间、精力、财力的消耗，更不用说承受打击、报复的风险了。故这类案件一年比一年多，但绝大部分民众诉求还是没有通过这个渠道反映上来。

自治机制：基层自治机制主要指两种组织，一种是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另一种是城市的居民委员会。尽管有些地方尤其是示范地区的村民自治搞得有声有色，但很多地方的农民对村民自治并不太感兴趣，这一事实经常被媒介和学者所忽视。然而，如果农民觉得村委会所能决定的事务与自己的利益没有太大的关联，即便国家介入或政府推动激发起短期的热情，想让村民长久地保持下去是不现实的。由于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大量事务的决策权在乡政府，所以，村民的诸多诉求无法在村委会这一层次得到解决。他们需要更多地与乡政府打交道，而在现有体制下，这是比较困难的。至于城市里的居委会，处理民众诉求方面的功能就更为虚弱，而街道办事处只负担部分管理职能，即没有像村委会那样的自治权，又没有一级政府那样的决策权，在处理民众诉求的能力方面极其有限。

由此看来，现有的民情上达机制只能处理极少民众诉求，仅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缓解了民情堵塞，大部分的民情仍淤积在政治系统之外，酿成厚厚的民怨。

二、解决民情上达困难途径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认为，任何政治系统在特定的时间内只能接受有关诉求的一定量信息，不可能接受和考虑无限量的诉求。而在特定的时间内，诉求量超过了当局实际能处理的限度，人们就会认为，这个系统本身发生了输入超载现象。如果超载量过大，系统就会像超载的汽车一样，有翻车的危险。

当然，输入超载是相对的。如果输入和应对诉求的机制比较发达，系统所能输入的诉求量就会大一些，反之，就会小一些。如果进入通道的诉求信息过多，就会导致阻塞，形成“输入失败”。输入超载和输入失败的直接后果是民众的诉求被置若罔闻或被敷衍塞责。被如此对待的诉求并不会消失，反而会转化为更为激烈的诉求，并通过非正常的渠道如示威、骚乱、暴动等方式表达出来。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输入失败导致源源不绝的特殊诉求注入到周期性爆发的群众暴力之中。

从理论上讲，可从以三个方面解决输入超载和输入失败问题：

1．扩充输入通道：现代社会都有专门的政治机构来处理民众的诉求，不同于传统社会依靠一些社会角色来处理诉求。而政治机构的分化和专业化程度又是区分现代社会诉求输入水平的一个标准。发达的输入系统除了有高效的行政机构和独立的司法机构之外，还有强大的代议机构；欠发达的输入系统常常依靠一种政治机构来处理行政、司法和代议问题，或者形式上存在三种机构，但有的机构发挥不了实质性的作用。这里可将现代输入系统的发展水平可分为三个层次：一元水平，只依靠行政机构或准行政机构输入诉求；二元水平，在行政机构之外发展出独立的司法机构来输入诉求；三元水平，在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之外发展出独立的代议机构来输入诉求。现代较为发达的政治系统一般都达到了三元水平，区别只是在分化程度和输入效率上。

2．提高输入效率：同样一种机构，在处理诉求输入问题上，其效率可能是不同的。这与该机构的权限、人数、工作时间、物质资源、管理方式等有密切的关系。同样，对于一个代议机构来说，如果有真实的权力、足够的人数、充分的时间以及丰厚的经费等，它就有可能高效率地处理诉求，反之，就会面对众多的诉求而无能为力。

3．

压缩输入数量：任何一种输入系统的输入能力都是有限的，如果它所直接面对的诉求量过于庞大，即使一个三元分化、通畅高效的输入系统也会发生阻塞现象。压缩输入数量，并不是将大量的诉求排除在输入系统之外，而是将分散的诉求进行集中和综合，然后输入到政治系统。将不同人的同一种意见集中成一条意见和不同的意见综合入一项涵盖面更广的诉求。而这些压缩过程需要相应的角色和机构来完成。

在现代政治系统中，这三种解决输入问题的方式大多围绕着代议机构来进行。在三元输入系统中，代议机构是输入民众诉求的最重要管道，其输入效率的提高对于避免或减轻输入超载和输入失败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输入数量的压缩往往通过非代议机构进行，但这些机构是围绕着代议机构运作的，其压缩后的诉求大多要进入代议过程。

三、提升人大代表履职水平

我们把民情上达理解为诉求输入，关键是要改进和完善代议制度。现在，我国从形式上建立起了三元输入系统，即由行政、司法和代议机构构成的系统，但在实际运作中比较接近党政一元输入系统，民情上达表现为“官僚-民众”模式。如果官僚出现冷漠态度，这种模式就会陷入僵化或瘫痪。而官僚的冷漠是行政系统的通病，在监督机制不力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也就难免出现输入失败现象。

对输入失败所引起的严重后果，核心决策层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这种认识主要来自于对社会不稳定的担心，强调要深入开展社会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尽可能地倾听和满足群众的合理诉求，妥善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将社会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这与单纯的“重典治乱”有很大的不同，转而重视解决诉求输入的失败问题。但是，仅仅从社会治安和化解矛盾的角度看待输入失败问题，并没有跳出“官僚-民众”的传统思维，更没有进入三元输入模式的现代思维。后者要求以代议制为基础来思考和解决民众诉求问题。在代议制构架下，代议机构是表达和实现民众诉求的核心机构，人大代表是表达和实现民众诉求的主要角色。

在代议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中，人们面临困惑：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关的地位在现实中难以得到体现。这种困惑衍出两种想法：一种是认为在中国现有体制下，人民代表大会只是一种形式，不可能有实质性的作用，不值得给予关注；另一种则极力主张要落实宪法赋予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让人民代表大会成为事实上的权力中心。前者过于消极，后者过于理想。一种务实的态度是：充分挖掘现有制度的潜力，解决现实中的政治问题。政治制度的创新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创立过程中曾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而这种制度本身符合现代政治理念，可以容纳相当程度的政治发展。如不充分挖掘和利用这种制度的价值，就会带来制度资源的极大浪费，增加政治发展的成本。然而，在挖掘这种制度潜力的过程中，要放弃某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让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实际上的权力中心。发展中国家的宪法通常描述的是一种想要实现的状态，而不是现在应该拥有的状态。因此，仅仅靠理想原则来指导人大实践，往往寸步难行。这种理想原则实际上反映了传统代议理论中“选举式民主”和“立法式民主”的理念。在现有体制下，“选举式民主”主要是将政党所建议的人选合法化，“立法式民主”主要是将政党所建议的政策合法化。这两种过程不需要代表们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尤其不需要地方人大代表花费时间和精力。这是人大代表无所事事的原因之所在。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社会的发展在政治系统的输入层面增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仅仅依靠选举活动和立法是难以缓解的。这就要求在代议政治理念上改变“选举式民主”和“立法式民主”的传统思路，转而重视“参与式民主”，增强代议机构作为输入管道的功能，让人大代表成为民众诉求进入政治过程的主要中介。

对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来说，增强“输入管道”功能具有更重要和更迫切的意义。如果大量的民众诉求通过人大代表进入政治系统，输入超载和输入失败现象就会大为缓解。就拿武昌区来说，如果各位人大代表承担起输入管道的职能，大量的民众诉求就不会涌向吴天祥办公室，形成输入超载现象。如果吴天祥处理民众诉求是出于良心和品德，那么人大代表处理民众诉求则是出于职责和义务。当政治系统内的职责和义务得不到充分履行时，民众就只好寄望于官员们的良心和品德，这是政治系统运行不畅的一个症状。

在现有体制下，如何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已往的政治实践中已经有了一些积极的努力。其中涉及民众诉求的努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加强对行政和司法活动的监督，二是加强与选民的联系。而这些努力都还相当有限，有各种阻碍因素。譬如说，地方人大代表缺少可操作性的权力，以对政府形成有效的监督；地方人大代表是非专职的无薪职位，代表们缺少动力来履行职责；地方人大代表大多是党政干部，与政府部门属于同一个利益共同体；等等。

从解决输入超载和输入失败问题着眼，如何去克服这些障碍呢？笔者认为，要在人大与政府之间建立一种合作式制衡关系，这种关系包含六方面的主要内容。一要充分认识到人大不是对抗政府的实际权威，而是要促进政府的工作，人大代表处理民众诉求表面上是在找政府的麻烦，实际上是在帮助政府化解民怨，维护或重建政府的合法性。二要逐步完善和运用地方人大对地方政府主要官员的质询、询问、调查和罢免程序，弥补上级政府在监督下级政府方面的力不从心。三要减少政府官员占地方人大代表的比例，让更多的社区精英进入代议机构，为非政府官员代表之间的沟通、组织与协作提供方便。四要对人大代表主政督政在待遇和条件上给予更多的保障，让他们有动力、有时间来履行代表职责。五要把地方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人大上面来，党对政府的领导可以遵循代议制原则，通过党对人大的领导和人大对政府的监督体现出来。六要让人大成为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沟通的渠道，让人大成为民情上达的“枢纽”。

以人为本做好人大工作，是履行人大职责所系。在实际工作中，紧紧围绕畅通民表上达的渠道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真正从思想上尊重，从感情上贴近，从行动上深入；常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办为民之事，我们的人大工作就一定能上一个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