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的迷茫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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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兴安

内蒙古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芬兰拉普兰大学法学与信息学专题研究人员

读古诗，大凡有三种，一种是对上的，写给长官，长辈看的；一种是对平行的，自己写自己看的，或者是写给知交看的；一种是对下的，写给下人，晚辈看的。内外有别，上下有别，等级观念暂且搁在一边。其中有特别的一种，是因娼妓而作，给娼妓看的。虽然是给娼妓看的，也是字字珠玑，没有敷衍了事。

而现在的书，多数还不如写给娼妓们看的那些。古人至少以“诗言志”。而现在的书，东抄一通，西抄一通，拿出来看，连谁是他母亲都不知道了，只能去让反学术腐败的专家们去做DNA鉴定。一鉴定，原来是剽窃。

法学文章一大抄，后人抄前人的，学生抄老师的，老师抄学生的，学生抄同学的，老师抄同事的，甚至学生替老师抄。老师因为抄而戴着荣誉的光环，学生因为抄而前程锦绣。有关揭发学术腐败现象的声势很大，据说有人为当院士而抄，有人为当博导而抄。怪不得有的人就当不上本专业的博导，而只能当外专业的博导。因为看到他发表的文章，尽是自己吭哧费力写的。

编书是抄，发表文章也抄；有的作者抄，有的编辑也抄；编辑帮助抄的作者，帮助作者抄的，也不是没有。什么这个刊物，那个刊物，发个文章抄不抄不给发，要看和编辑有没有交情。有时候有交情也不行，到关键的时候，拿你一把，还得特别地去巴结他。编辑的权力大着呢。他每年给你发上一，两篇，三，四篇(中国的刊物一般没有什么限制)，有几年下来，你也当法学家了。

曾几何时，刊物也有了级别之分。A级，B级，C级，D级。出版社也有级别。甚至法学家们去考证贝卡利亚的小册子，当初究竟是哪一级的出版社给出版的。

过去常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现在是“有伯乐就有千里马”。编辑是你“伯伯”，也使你“不乐”，比起你父母亲还有权威。

马克思，恩格斯抄过没有？好像没有。毛泽东抄过没有？好像也没有。如果毛泽东愿意抄，那还不发大财了。所以，抄不是马克思主义这儿学的。

“天下文章一大抄”，原来根在这儿。中国自古以来社会科学的写作学就没有发展过。抄来抄去，最后还得读论语。所以，中国历史上只有不愿意抄的文学家流传於世。比起西方世界来，文学作品倒是更加源远流长。

法学家们，还没过四十五岁，就发表了一百篇以上的文章的，大有人在。爱因斯坦一生才有二百五十篇的文章(有的还不算论文)。相当于爱因斯坦一生文章数量的二倍，而且还健在，活得很滋润，还在不断炮制论文的人，也不是没有。

不是以新为荣，而是以多为荣。

这样一比较，你说中国能发表法学文章，能出版法学书籍的出版资源能有多少？

试想，如果波斯纳的法学和经济学改头换面，出100本书，不是不可能的，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合法；不仅有人会为之出，而且有人会为之卖。然后拆开来，拼起来，在发表100篇文章，大赚一把美元。不仅有广告效应，而且有额外收益，而成本则基本上是零。那样不是更经济吗？说不定，那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会落在贝克头上，而给了波斯纳了。如果是按照中国法学家们的标准，还不是这样？

不是波斯纳不懂法，也不是波斯纳不懂经济，而是波斯纳不懂浮躁，浮夸。

现在，中国的法学博士，硕士停招，高学历的法学人才数量上也够了。把博导，硕导们都重新审查一遍，看看他们是不是有剽窃史。当然，有些还真的没抄过。但是，有一大批，将因此身败名裂。

共产党还搞整风，三讲，法学界就不能搞个整风，让历史从今以后写下一片清白？

有一次，突发奇想，整理了一下自己书架上的法学书。一本书，一本书翻来翻去，掂来掂去，一本又一本的教材，专著，甚至译作，装了好几麻袋，卖给了收破烂的。从此以后，买书特别慎重。从中发现个现象，所谓教材，大同小异，一百中留下两三种，足矣。所谓译著，也语句不通，比原文还难懂，根本就不是中文。如此，架上显得空了，也清丽了许多。有空，翻翻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刑法哲学，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每一本都是刑法学历史上的划时代的著作。还有王名扬的英国行政法，龚祥瑞们的法治的理想与现实，等等。我曾经给学生推荐，你即使不学行政法，你也应该读一读龚祥瑞的书，读他的前言和后记，甚至你看看他的书名，也会有收获。这就是一种质，一种质地，一种品质。

可惜这种质远远被忽略了。

中国法学的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