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律教育学习月动员大会上的辅导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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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律教育学习月动员大会上的辅导报告

非常高兴能有这么个机会来这里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来了以后，刚才听了王书记的讲话，同志把今年惠城区纪律教育学习月的作了安排，动员和教育月的安排都很好。那么我想，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开端，有了好的基础，整个纪律教育学习月的活动，咱们惠城区的纪律教育学习月一定会收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效果

，会促进我们整个全区党员干部党风廉政建设，促进我们整个政治、教育、经济、社会的发展。纪律教育学习月，广东省搞了已经有十几年了，从整个省来看，今年是第十六年搞纪律教育学习月，开展纪律教育学习月已经成为我们省党风廉政建设的一个品牌，中央纪委包括其他省也都学习去搞这项活动。搞得时间长了以后呢，可能有的同志也都搞得有点疲倦，这就需要重视这项活动，经常的打打招呼，提醒一下，不是说纪律教育不是能够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我们党风廉政是不可能的，教育不是万能的，但是如果离开了教育，离开了经常的提醒，那么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问题。所以这个大家还是重视起来，要好好的组织。在座的各个领导同志，除了大家做了一些工作以后，还要把单位的纪律教育学习的一些活动要安排好，特别是强调要联系实际，解决问题，推动工作，使这个纪律教育有一定的紧迫感，有实实在在的教育和学习。那么今天也谈谈这个辅导报告，能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流交流，作为省纪委的一个常委，也有这个责任到各个地方去把我们的工作跟大家通报通报有关情况，交流交流有些问题的看法，一起去探讨一下，怎么进一步规范我们的执政行为，这是我的一项职责，那么今天我想就这个的机会谈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就是谈一谈当前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形势；第二个方面呢，谈一谈有关作风建设。因为作风建设这次是个主题，胡锦涛最近讲话也提到，就是锦涛同志在今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话，这个讲话中专门就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讲了一大段，锦涛同志讲话一开始，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提到，就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坚韧性和复杂性，提到这三个性，这是把反腐败斗争要重视起来，要充分认识它，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么我想首先是就这个问题怎么去理解和去把握，我谈一谈自己的看法：腐败问题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全球共同的一个问题，关于腐败很多教科书、很多教材，都在给它下定义，有的讲的比较复杂，我想我们也不是专门去研究这个问题。这个理论，就我们大家来说，感受最深，最直接的就是腐败就是公共权力的滥用，没有用到该用的地方。腐败是一种公共权力的滥用，这种公共权力，就我们国家来讲权力是人民共有的，本来应该利用这种权力来促进经社会经济的发展，为老百姓解决问题，为人民群众谋福利，是公共权力的正确应用，这是最基本的。但是如果这种公共权力没有用到正确的地方，就会导致腐败。这种滥用，它往往表现在，我们觉得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最基本的一种形式那么就是谋取个人私利。本来是要为老百姓服务的，公共权力要为公服务，结果拿去谋取私利，这是一种最基本的滥用，就是以权谋私，这当然是腐败，这个很好理解。这是最主要，也是腐败地方的最基本的表现。公共权力的滥用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形式，一个就是在决策，就是掌握公共权力的人才有公共决策，在公共事务的决策，或者是在公共事业决策的过程中，由于它的渎职，造成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也是一种公共权力的滥用，同时它也一种权力腐败的现象。不能说腐败就是装腰包，装到个人的腰包，咱们有事实的，有时候你没有装到自己的腰包，也是一种公共权力的滥用。比如说，最近国务院中纪委在全国的清查党政机关办公楼和楼堂馆所的建设这样一个行动，我昨天从深圳回来，和中央的检查组就我们省检查已经结束在深圳交换了意见。现在这种现象，虽然他不是收到自己的腰包里，而是由于滥用公共权力，不遵守中央的有关规定，建豪华的办公楼，建培训中心，以这个培训中心为名目，去搞这个豪华接待，这种现在在全国还比较普遍。大家看到前不久是中央通报了四起乱建豪华办公楼楼堂馆所的情况，有河南濮阳、兰州市财政局，有山西粮食局、忻州煤矿安全监察局，这就造成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我们国家现在还不富裕，老百姓还有很多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现在在这种情况下，你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把有限的资源没有解决老百姓应该解决的实际问题上，而为了自己，有了是为了形象，为了自己的安逸，为了自己的面子，去搞铺张浪费的建设，这种问题是滥用权力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在做公共决策，或者是在决策过程中由于渎职造成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这也是一种腐败现象。第三种形式的表现现象，就是一种低价值，或者是不做为，这也是一种滥用，有些是表现出来了，该干的事情没有干，就是你手中有权，你应该去解决的问题，你没有去解决，或者是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效率很低，拖的时间很长，就是低效，这也是一种公共权力的滥12全文查看用，还有另外一种特别的表现，看起来好像没有用权，实际上也是在滥用公共权力，因为公共权力掌握在你手里头，这个事情本来你应该办，你不去办，这也是一种滥用权力，也是一种腐败行为。我反复讲了腐败的本质，就是公共权力的滥用，它的基本表现有这三种形式，当然我们经常讲的谋取个人私利这是最基本的，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腐败，现在我也在探讨

这个问题，也在研究，从理论上研究这个问题。由于我们社会在转型期，人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整个中国腐败现象多发，因为腐败现象比较多，那么问题出在那里，是你没有搞这个西方的民主制度吗。你是共产党依法执政，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的道路，你没有搞西文的民主制度，没有搞三权分立，所以腐败现象比较多，因为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有些同志也认为是这样，现在这个腐败，社会上的腐败现象这么多，是不是这个根本的制度存在的问题也有一些模糊的认识。这个看法，实际上是不对，这个不是我说不对，大家可能知道，国际有一个反腐败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组织，它叫做透明国际，它是一个公共组织机构，总部设在德国柏林，那么这个组织现在已经被全世界所公认，它是反腐败的一个很有权威性、很有影响力的一个非政府机构。它每一年都要发布一个廉政指数，各种各样的廉政指数就像银行排经济实力表，每年都发布廉政指数，还有发布行贿指数，这个国家行贿现象多不多，现在各个国家很重视这些信息，这些东西。我们国家现在和透明国际已经建立了一些理论上的交流和一些合作，合作一些项目。透明国际组织的一个负责人，前不久他到中央到中纪委去访问，中纪委的领导同志接见了他，透明国际的一个观点就是腐败和所谓的民主制度也好，还是什么社会制度也好，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从实践中看，现在是我们提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有腐败现象，西方的一些民主主义国家，它的腐败现象，有的也比较严重。像大家知道的意大利，它的政府走马观花似的不停的成为被告，还不是因为腐败丑闻下台的。日本的很多高官因此下台的也很多，包括美国，他们市场经济很发达，又是西方民主制度，应该说是领头羊的这样一个国家，它最近这几年发生的丑闻也非常多，包括一些大公司还有人事界等等这样一些情况。透明国际认为，腐败发生和社会基本制度没有必然联系，南美的一些国家搞独裁的也有腐败，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包括我们中国有腐败，西方一些所谓的民主制度的国家它也有腐败，那么他们认识这些腐败现象跟什么有关系呢？根据我看的资料，根据学习了解一些透明国际的看法，包括我们平时的一些体会，我感觉到腐败现象的这个发生，纪律的方面问题是有一些关系。一个就是经济发展的阶段，经济发展的水平，经济发展的阶段这个是有关系的。往往从实践中看，就是经济很贫乏很不发达很落后的地方和经济发展很发达的这样一个很两端的地方腐败现象它往往不是一个存在多腐败，不是说没有腐败。这个腐败的多发体往往是在经济从落后到高度发展的过渡的这样一个阶段，在某一个阶段，它的现象存在往往表现的比较多，成为多发区，这个它也有它的道理。比喻说贫乏的时候，这个腐败现象，特别是以前谋私的这种现象，它往往是利用手中把握的这个权力，对一些比较缺乏的，经济学叫做稀缺资源来进行分配。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的资源不能够满足所有的需要，只能满足其中一部分人的需要，他这个分配很难，给了她就不能给他，那么这个时候用我们手中的权力来分配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种失中现象，那么社会很贫乏的时候，手中分配的资源非法有限，这个时候，它们对这些稀缺资源的关注也非常高，东西很少，而且关注又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种稀缺资源本来就很少，如果再加上这些腐败造成分配的很大的不公平，就会危及到很多社会深度的问题，一些落后的国家也有比较严重的例子，但是总的来说，往往不是很多。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社会财富充分发展的时候，那么这个稀缺资源，全社会分配的这些稀缺资源的情况越来越少，那么腐败现象就慢慢的减少。我们生活中有一些实际的例子，不太明显，倒退回一二十年，那个时候改革开放的初期，甚至再早一点，我们社会中间什么东西都很缺，那个时候社会最吃香的人是什么，是买猪肉的，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现在还有谁去走后门买猪肉的，现在猪肉都敞开了，搞市场经济，猪肉大量供应。倒退一二十年，猪肉是稀缺资源，所以有人能拿到肉票，买肉的时候买一块好肉，那还需要走走后门。那么在现在这种情况，现在更多的表现在我们的利益分配，土地的分配，土地开发上，还有在政治生活中，我们的领导职务，当了什么官，这个永远是稀缺资源，把握这个干部人事前的人，如果不能利用制度来约束，不能有其它约束的话，让谁来当这个干部，这也是一种稀缺资源的分配。在这个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我个人认为，政府的这样一个过去很落后很贫困到解决温饱，到小康社会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的社会腐败，有它根本的原因，这是一个。第二跟什么有关呢，和社会的文化，文化发展的水平，和一个社会文化的传统有关。文化发展水平这个很好理解，水平低、水平高，社会公民文化的水平素质高，他的民主意识强，他维护自己的权利的这种意识强，他的一些社会道德水平也会相对的比较高。在这种社会中，腐败现象往往就比较少。另外还是和社会的一种文化传统有关系，我们中国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很好的一种民族精神，自强不息、团结统

一、勤劳勇敢等等，这样一个好的文化传统，这是我们社会今后发展的一个重大的精神力量，但是在我们的社会中间，社会文化传统中间也有一些糟粕的东西，这种糟粕的东西在目前显然对我们的社会甚至对我们党风廉政建设是有影响。举一些简单的例子，比喻，法制观念不强。出了问题，或者是有了困难，很多老百姓他不是首先想到不是靠正确的途径去解决他的矛盾解决他困难，而首先想到的是我要去找谁找人，谁要是能给提供这个帮助，要找人自然就要请客和送礼啦，有时候要给红包，这个很常见。我们经常会看到街上一些交通事故，在国外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呢，大家都找警察来处理，找保险公司来处理，我们现在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呢，首先第一个动作呢，经常看到的就是从车上跳下来，第一个动作掏出手机打电话，找熟人。想起我一个朋友当医生，有一次他说我正在找人，找交警找一个熟人，我说你找交警干什么，他说他的一个朋友出了车祸，他不认识交警，他就通过他，他说你当医生的，你可能认识交警，很多交警看过病的你认识人，你帮我找一找，帮我去处理，你跟交警说让我减轻一点责任啦，这是一种习惯。还有人呢，就认为给点好处可以提高办事效率，可以得到良好的服务，比喻说大家经常讲的医生开刀，家里有亲戚病人要动手术，他就给医生送红包，医生如果不收，他心里就不踏实，他硬是要送红包。当然这个地方我们不怪群众，不怪老百姓，主要过错还是在于我们干部身上，我们党员身上有职权的人身上，你如果是能够秉公办事，大公无私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那么这种现在肯定会越来越少。现在这种社会现象，这种文化现象，它普通了以后，就造成一种什么情况就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志，手里握有实权的人你的执政的使用权力的文化环境，并不是特别理想，比如说经常讲的社会上的诱惑太多，各种各样的事情，往往什么事情一到，首先讲到的，你可能管一点事情，你有点权力，找找你帮帮忙，帮忙的话给你一点好处，从小事上开始收了些好处，小的慢慢收，慢慢的收大的，这是跟文化传统有关，这是其一。再一个就是和法制的健全程度有关。法制化，法制首先就是要求执政者要依法执政，按照法律的规范，法律允许办的就办，法律禁止的东西不能办那就不能办，法律规定的程序怎么办，你就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去办。

这个是对执法者的最基本的要求，判断我们社会法制是否健全，我们现在有个误解，老是讲看老百姓守不守法，这个也是老百姓守不守法这是一个方面，但是衡量一个社会的法制程度首先看掌权的人是不是在依法执政，依法掌权依法行使权利，这个才是法制化最根本的一个标题，你都是按法律程序办事，按法律允许的去办，那就不会产生腐败。另外呢，当然法制健全以后，也使得公民依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不需要到处去找人，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以后，自己可能依法去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样的话会使得整个社会的腐败现象会减少。还有呢，就是法制健全以后，使得我们的行为，就是老百姓办事的这种办事行为它的后果是否显而易见，就是我按照法律程序办事，我们就知道他的结果是什么，我可以预见到这些事情所办的后果是什么，如果是人治那就很难说了。法制不是人治，如果是人治的话，那么就是领导给我办就给我办，给我好处就给你办，没有好处我就不办，给了好处我就乱办，那么我要办一些事情，那么到底我办的这些事情的结果是什么，我自己就不可预见，不可预见的情况下，那么我就要通过各种办法去实现我的目的，我去找人啊，托人啊，送红包呀，请客送礼等等，这样一些事情就出现了。所以和一个社会的法制健全是非常有关系的，这是一点。还有一个有关的就是和打击腐败的力度有关，腐败是否多发，跟打击腐败的力度和惩治腐败的力度够不够是直接有关系的。这个打击力度就涉及到一个学术界叫做腐败的成本的问题，搞腐败的人他有成本，他要细算一下我搞这个问题是合算还是不合算，那么简单来说，他的腐败成本就包括以下这几个：一个是不是容易被发现，他搞的这个经济贿赂也好，收受什么好处也好，是不是容易被发现，如果很容易被发现，那么他就可能不会去搞，现在很容易发现，他布置成本就大；发现之后受到的惩治是不是够严厉，如果你发现也好，知道这个张三李四收受贿赂，然后如果不严肃处理他，或者是这个放一把就过去了，没有严厉的惩处，那么就会给别人造成一种，发现又怎样，也不过是这么一回事，这个是不够严厉。所以中纪委书记吴端正同志讲过，真正的搞腐败的人是腐败分子，要在政治上使它身败名裂，在经济上在使他倾家荡产，这就会使搞腐败的人要付出这种沉重的代价，也就是成本。就是成本要够高，首先是能够实现法制，其次发现以后要进行严厉的处罚，这样才能够遏制腐败现象。我们现在知道亚洲新加坡是公认的世界上公务员队伍最廉洁的，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香港的公务员队伍也是最廉洁的，在世界上，这两个公务员队伍都是很有名的。大家可能有的同志不知道，这两个地方曾经也是腐败现象高发的地方，香港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腐败成风了，特别是所谓的纪律部队警察和黑帮、贩毒分子和搞黄赌毒，这些人勾结在一起，收取保护费，成了一种风气。香港后来廉政风暴以后，抓了一个警察，他自己就说，他收到的好处收到的贿赂，在香港警察中间，就像早上起来刷牙一样，晚上睡觉一样，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后来这个事情终于就是爆发了，就是有个警司，香港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有个总警司是叫做葛柏，后来发现了他的收入和他所有的财产，他的工资和他的收入严重不相符，但是当时出事的时候，他有700万港币的财产，后来就进行调查，后来就利用各种关系成功地跑出去，跑回英国去了，逍遥法外。这样激起就香港民众高度的激愤，上街游行要求反贪局要把葛柏去英国抓回来。当时香港总督叫麦里浩，是一个有点作为的政治家，他看到这个问题阻碍了香港社会的和谐安定，香港的经济的发展，不解决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他利用各种法律手段后来把这个人从英国引渡回香港受审，后来关在监狱，判了10多年。香港1974年成立了廉政公署，这廉政公署成立以后，大力的打击腐败，后来廉政公署查处的过程中，腐败贪官逃的逃关的关，其中有著名的所谓的四大华人探长，最后整个警察队伍，发生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为香港营造一个非常廉洁的公务员队伍，健全的制度，特别是廉政公署。这个打击腐败的力度，现在香港发生腐败问题打击非常严厉。新加坡也一样，1969年，人民党执政以前，新加坡腐败问题也很严重，后来人民党执政之后，这些腐败问题不解决直接关系到人民党的执政党的地位，是多么恐怖，所以开始严厉打击腐败，让腐败现象得到遏制。我觉得如果从深层次，还跟我们干部的道德素质，文化水平等等都有关。但从深层次来理解的话，大概有这几方面。一个是经济发展的水平，文化的水平和文化传统，还有就是法制程序以及打击腐败的力度，都是相关的，那么我们国家当前的正处在这样一个过渡的时期，经常讲四个深刻，叫做经济体制深刻的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文化深刻变化。四个深刻，处在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中，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想彻底去解决腐败的问题是不可能的，我还看到锦涛同志讲的，反腐败斗争在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包括面临的比较严峻的一种形势，要有一个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我感到我自己觉得在这样变革中间，最根本的一个，利益格局的分配调整，在利益格局的分配调整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所谓现在新的利益集团，包括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一些社会阶层。过去的改革开放之前，大家都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也没有什么很富裕的，要穷大家一起穷，穷的倒是很多，社会中富的人很少。当时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这利益格局调整了以后，就出现了这个社会的这种财富的诱惑，相当的诱惑，一部分人，财富大量的增长，或者是胆子比较大，找一些门路，或者是钻一些政策的空子，突然之间暴富，财富大量的积累，这种诱惑是非常大的。而在我们国家我们政府主导的这样一种改革开放，一种经济发展的模式正式主导，也就是我们政府给了他政策，或者是在坐的很多人你帮助他做了很多工作，使他有了一个好的发展的环境，有了一个好的发展的机会，加上他有一些财富的积累，而他能够不断的以财生财不断的财富积累越来越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掌握权力的这些人，受到的诱惑非常大，他做事情我来给他办，他的土地是我给他批的，他的项目的是我给他审查的，他赚了大把的钱，他们又住大别墅，坐好车子，干什么什么的，儿子子女可以出去留学，而我为什么不能在这之间得到好处，感到这些不平衡。这种诱惑，我觉得是一种很大的问题，所以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环境中，过去让是我们能够看待这种社会的变动，利益格局的调整，能够有一个相对平衡的一种心态，否则的话你就可能会千方百计利用自己的权力去谋取个人好处。我们党我们国家对反腐败，对党风廉政建设历来就是高度重视的，这不是空话，这个地方在很有把握之前，我们看到了这个问题，出了事情之后，执政党会遇到非常严峻的考验，大家应该还记得就是1949年的元月份，毛主席和民主党派人士黄炎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谈话，当时黄炎培，民主党派的老先生就向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就说你共产党发展得不错，很快以后就要夺取掌握全国政权，他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但是根据我的经验，是历朝历代打天下的时候是同心协力，一旦掌握政权以后，就开始追求个人的享受，然后就开始不团结，然后逐步的走向衰败，很快就会衰败。黄老先生讲过一句话，其兴也乎，其亡也乎。就是升起的时候大家很拼搏，等达到目的以后很快的也很衰败了，问毛泽东怎么办，共产党有没有办法走出这种历史的周期率。后来毛主席就讲，我们的办法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那个时候看待这个问题的，也有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同志，他写本书《甲申三百年祭》，就是写李自成，农民起义的李自成，最后推翻了大明王朝，进了北京做了皇帝，做了皇帝不到100天，整个这个李自成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农民政权垮台了，李自成进了北京的情况，他和他手下的大将，就跟那些明府的官员没有什么区别，到后来清兵一进关就垮掉了。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当时毛泽东说郭沫若写的这本书《甲申三百年祭》，发给全党学习。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说我们很快要夺取政权了，过去熟悉的东西变得不熟悉了，很快因为我们的胜利，有些人可能会变了，我们不曾被敌人的枪弹所消灭，可能有些人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进攻。那个时候，所以毛主席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后来解放前要进北京，当时毛主席说了一句真正的感慨，他说他又想起了李自成，我们不会像李自成一样，将来也不会，我们一定会交出满意的答卷。解放初期，天津市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张子善，也是贪污公款等问题，后来被抓了，两个人从小参加红军给革命做了很大贡献，最后受到严厉的惩处。改革开放以来，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也是不断的每一年强调法制建设，强调反腐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反腐败斗争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个是92年之前，92年之前党的十四大，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这段时间这个反腐败，主要是遏制和查案，查处一些大案要案，遏制腐败发生的势头，当时记得海丰的县委书记和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当时被查处。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人经不起经济的诱惑，经不起考验，出现一些不法分子。那么到十六大之前，对提出了三项工作格局，叫做一个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第二纠正各种不正之风，第三就是查处腐败，形成了反腐败工作三项格局。廉洁自律每一年提出一些领导干部要遵守一些廉洁自律的要求，比如说中央曾经提出吃饭要四菜一汤，领导干部乘车等。大家可能知道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个领导干部同志没有什么规定，什么车都敢坐，坐奔驰的也有，坐凌志的也有，甚至坐什么劳斯莱斯的也有。对外开放刚开始，有些外商进来了以后，把车送给政府，送给党委，送给咱们领导啊，然后有了车以后，可以随便坐，有很多车。现在看到这样一个给领导干部配车标准，就是现在我们规定的，有一些相对稳定的资料，有几条标准，不准买进口必需买国产车，第二排气量不能超过2.0以上，第三车子报价不能超过25万，大概有些地方分得更细，其实这个很有必要，如果没有这个规定的话，那么他会去坐2.3的我就可以坐2.5的，我可以坐2.5的你就可以坐3.0的，你坐3.0的他就可以坐4.0的。象这样子的话，老百姓说的一屁股坐一幢楼了，这是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一些内容西，这是一个方面。再就是纠正不正之风，乱收费，乱罚款。这三个工作格局，就标志着我们不断的从打击腐败向预防腐败慢慢加重的工作重心，更重要的是要打击腐败同时也要注意预防腐败。中央提出了十六字工作方针：就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2005年，中央颁发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这样的话，更加把反腐败的工作更加具体化，不光要打击腐败同时要严格制止腐败，预防腐败的发生。这几年这些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多成绩，关于打击腐败方面，从我们省来说自02年九次党代会到今年我们开的十次党代会，这五年中间我们查的案件2万多，平均每一年案件查处是4千多件，将近是4400件，有的年多一点有的年又少一点。查处的这5年中间，查处的厅级干部一共查处了160多个，平均每一年查处的厅级干部将近30个，就厅级干部查处的案件来说，广东占全国一向以来是最多。查处的处级干部一共1400多，平均每一年差不多将近300人，查处案件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这就保持了对腐败的高昂的态度。同时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了一系列制度，像建立的各种制度，谈话制度，干部交流制度等。干部交流制度开始叫五长交流，纪委书记、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长、包括市委书记，在一个地方时间长了，这些掌握了权力的部门和监督部门容易产生腐败从而进行交流。原来包括干部、人事的票决，在很小的范围内，几个人跑到办公室去讨论，讨论完了，就开会通过票决。现在要求扩大党委会票决，我们主要领导干部，都要全5票票决。现在中央委员90多个人，90多个人投票，过半数人同意才能通过，就是通过抓住源头上防止制腐败，这方面值得注意，也是非常客观。还有比如政府采购，要公开透明，有一些程序。还有土地，间接用地的，这个招标，拍买，挂牌，这些有程序。还有省里面国库财政预算，有实实在在监督，就是财政经费里面，给水利厅搞水利建设多少钱，通过预算之后，都要通报在网上，然后一个部门可以接受省人大监督，这每一笔钱什么时候拨出去，这笔钱怎么花的，花的效果怎么样，省人大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