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政治与政治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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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政治是“基于民主程序的协商性价值偏好和由此产生的协商性运作程序、制度体系运作及其发展的民主政治”[1]。“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2］。政治协商不等于协商政治，但是，政治协商为协商政治的确立和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政治资源

。选择开发政治协商资源来推进中国的协商政治，不是一种主观的选择，相反，具有深厚的客观现实基础。利用这个政治资源的开发来推进中国的协商政治，既能有效解决协商政治转型时所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也能使转型后的协商政治得以在制度上获得巩固与完善。发展中国协商政治，就要大力开发政治协商资源，使政治协商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真正发挥出来；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协商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充分体现出来；使协商的精神与原则渗透于政治生活，并进入经济与社会生活，使协商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原则和治理资源。一在中国政治发展强调民主的效率、不主张政治多元化的大趋势下，竞争性民主不可能成为首选价值偏好。未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民主程序的价值偏好很自然地会趋向协商性政治。政治协商是协商政治在中国得以全面展开的重要的政治支撑与制度支撑。首先，政治协商本身包含着协商政治的基本精神与原则。从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现代民主与现代化一样，都具有外生性。但是，政治协商却具有内生性，其精神扎根于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与传统。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和为贵”。“和”是政治的最高境界，是国泰民安的基本表征。“和”的内在精神就是：“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3]这种对多样性和多元化的肯定以及对多元共存和发展的强调的精神，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具有一定的契合性。这种文化基础为协商政治的确立提供了良好的精神资源和文化背景。协商政治是基于民主政治运作程序的选择而形成的。它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民主政治在多元社会运行所面临的多元竞争格局，强调以协商、合作替代竞争、冲突。这种替代是从克服以大众民主为形式、以党派利益为本质取向的多元竞争民主出发的，主张多元利益的表达、整合和实现，无论通过什么制度途径实现，都必须以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协商为原则。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是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这一原则有利于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及顺利实施，也即有利于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其次，政治协商和协商政治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政治和社会前提比较相似。协商政治存在和发展的政治和社会前提是实行宪政民主、允许社会结构多元分化、承认社会多元力量合法的政治参与权利。协商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形式，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产物，体现了政治行为的文明。它产生于社会的多元分化，运作的前提是多元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共存，所以，协商政治的展开不应以削弱社会多元力量共存的基础为前提，相反，应以增强社会多元力量共存的基础为前提。协商政治有效运作的动力来自不断扩大、不断制度化的多元与多向的参与。这种参与不仅包括社会力量参与政治体系，而且包括政治力量参与经济、社会生活。没有这种多元、多向的参与，政党、国家与社会就无法实现有效的互动和交流，从而也就无法形成协商的应有基础。在协商成为政治生活的基本逻辑的条件下，协商在给了人们广阔的参与空间与机会的同时，也要求人们必须通过参与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与要求。这样的政治过程决定了在协商政治条件下，参与就成为实现多元社会整合的重要动力。政治协商是一种政治制度文明，是人类在追求民主社会中探索出的一种有效方法，是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形式。其目的是充分发扬民主，反映各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增进相互沟通和理解，促进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社会结构多元分化、社会多元力量具有合法的政治参与权利是政治协商的基本前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出现了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这些新情况带来了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新变化，进一步推动了政治协商的开展。与日益分化的社会结构相适应，政治协商的参与主体也进一步扩大，包括了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参与主体的参与热情进一步高涨，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国家重要事务决策主体的民主原则。第三，政治协商与协商政治的内容基本上都涉及政治、社会等广泛领域。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的政治协商，包括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和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政治协商两个不同层面。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政12全文查看治协商的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委员会的重要文件；宪法和重要法律的修改建议；国家领导人的建议人选；关于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决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关系国家全局的一些重大问题；通报重要文件和重要情况并听取意见，以及其他需要同民主党派协商的重要问题等。”[4]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

的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各党派参加人民政协工作的共同性事务，政协内部重要事务以及有关爱国统一战线的其他重要问题。”[5]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的内容是国家和地方最关键的大政方针问题，而这种协商对于党和政府的决策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最直接的。而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的内容则更加广泛，不仅包括国家和地方的重大决策问题，还包括国家和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重要问题，以及各党派之间的共同性事务，政协内部的重要事务以及有关爱国统一战线的其他重要问题等。协商政治的内容除政治问题之外，还涉及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可见，政治协商为协商政治的确立和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政治资源。但是，政治协商不等于协商政治。从主体上看，政治协商是主体政治力量与次主体政治力量之间的协商，而协商政治是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平等基础上的协商。“政治协商从本质意义上讲，是国家政治生活领域内主体政治力量与次主体政治力量之间的合作、协商与联合，虽涉及社会各阶层、各团体的建设者，但其运行的单位主体是党派与界别组织，所以不能直接运用于日常性和社会性民主政治生活。”[6]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主要是一种高层的政治协商，在中央，这种政治协商只是在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无党派代表人士这一层面来进行；参与协商者只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和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人及无党派代表人士。在地方，相应地，这种方式的政治协商也只是在中国共产党各级地方党委主要领导人和各民主党派各级地方组织主要领导人、无党派代表人士这一层面来进行，参与协商者亦只是中国共产党各级地方党委主要领导人和各民主党派各级地方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及无党派代表人士”[7]。而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则是一种更广泛、更大范围和多层次的协商方式。人民政协固然是多党合作的重要机构，主要是以党派为基础组成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其中占有很大比例，但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党派机构，而是一个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它具有组织上的广泛代表性和政治上的巨大包容性，人民政协积极促进参加政协的各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开展对关系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政治协商，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各团体、各界别都可以本党派、本团体、本界别的名义进行发言和提出提案”[8]。无论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还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其中起主导作用的都是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其不仅是中国政治组织和政治生活的最高领导者，也是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最高领导者。而协商政治最注重协商的平等性，也即是说，协商政治的参与主体的身份应是平等的，参与主体在进行政治协商活动时也应具有平等的权利。从渠道上看，政治协商只限于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政协组织之间，而协商政治的组织形式更灵活多样。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在组织形式上是不通过人民政协这一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而由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各级地方党委主要领导人通过召开协商会、座谈会等形式，直接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代表人士进行党派间的政治协商。除会议协商外，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还可以随时就国家大政方针和具体的重大问题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建议，或约请中共中央负责人交谈。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地方党委也参照上述形式开展同民主党派地方组织主要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间的政治协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也就是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是通过人民政协这一组织形式来开展协商的，主要形式有：政协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主席会议、常务委员专题协商会、政协党组受党委委托召开的座谈会、秘书长会议、各专门委员会会议、根据需要召开由政协各组成单位和各界代表人士参加的内部协商会议等。协商民主具有多样的表现形式，如市镇会议、特设论坛、公共领域、工厂民主、陪审团、自愿团体,以及控制整个社会的协商宪政和司法实践等。从价值目标上看，政治协商主要在于维护执政党的统治，而协商政治则是独立价值主体之间的“合作”。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政治协商制度的政治前提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的一种附属机制。政治协商职能的发挥主要是为了增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维护执政党的统治。建国初期，人民政协制度是以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为指导建立的。当时是从防止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犯错误的初衷来设计政党制度，着重点在互相监督。而在新中国建立过程中，政治协商制度对于从宪政体制和制度上确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权合法化、合宪化，更是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建国初期与以后的政治协商制度发展的实践表明，政治协商制度的存在，大大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正因为如此，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55周年大会上指出：“推动人民政协富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今天强调的协商政治自然包括政治协商。但是，协商政治不等同于政治协商，因为它不是协商领域的扩大，而是民主运作程序的价值偏好的选择。所以，协商政治在本质上超越了政治协商，是作为整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运行的原则而存在的。今天强调建立协商政治，是针对社会结构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多元分化对民主发展的要求而提出的。所以，建立协商政治，不是政治协商制度的丰富和发展，而是要使协商成为中国民主政治运行的基本的价值偏好和行为方式。协商所形成的合作，从根本上讲是为了发展，然而这种发展的首要价值选择，不应是协商政治各主体的各自利益的实现和发展，而是国家整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和发展。否则，所有的协商都不过是局部利益或私人利益对全局性公共利益的侵害。二政治协商不等于协商政治，但是，政治协商为中国协商政治的确立和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政治资源。选择开发政治协商来推进中国的协商政治，不是一种主观的选择，相反，具有深厚的客观现实基础。利用这个政治资源的开发来推进协商政治转型，既能有效解决协商政治转型所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也能使转型后的协商政治得以在制度上获得巩固与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政治发展理所当然地应该把政治协商作为推进中国协商政治发展的战略资源。发展中国协商政治，就要大力开发政治协商资源，使政治协商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真正发挥出来；使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在政治协商中充分体现出来；使协商的精神与原则渗透于政治生活，并进入经济与社会生活，使协商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原则和治理资源。从微观层面来看，大力开发政治协商资源，就必须切实加强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以及政治协商机构和机制的完善，使政治协商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真正发挥出来。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求的一种制度性选择，其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就政治协商制度整体而言，其本身的功能并没有充分发挥，所应当具有的优越性也没有完全体现出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政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不够应是一个根本原因。我们认为，政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不应当只是一种口号式的要求，而应当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实现。从我国目前实际情况来看，推进政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必须重视如下几大问题：首先，要变政策性协商为制度性协商。推进政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具体的要求。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推进政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政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许多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问题本身还需要进行协商才能确定。因此，在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尚未制度化、规范化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在实践中进行一些探索，采取一些具体的、可操作的措施，逐步推进政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其次，变政治协商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问题的协商。毋庸讳言，政治协商真正应该参与的更多的应该是政治制度、民主法制、政策法律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本政治制度问题，也就是说，政治协商中协商的首要问题应该是政治方面的问题。而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政治协商所协商的问题大多数是与政治不太相关的问题，如下水道堵塞、民众房子漏水、街灯不亮等等问题。虽说这些民生问题也可算是政治，但是这些问题决不是政治协商应该关注的基本的政治问题。把这些具体的杂务变成政治协商的基本内容，是偷换概念，是对政治协商制度的庸俗化。为了使政治协商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发挥出来，还要完善和改进政协的推举制度，逐步引入竞争选举机制，赋予政协委员真正的民意代表性，增强政协委员的政治责任感和自觉性，提高政协委员的参政水平和决策能力；“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研究并合理设置界别，扩大团结面，增强包容性”，为人民政协中的政治协商提供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从中观层面来看，大力开发政治协商资源，就必须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协商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充分体现出来。政治体制是社会根本政治制度的具体组织形式和具体政治设施的总和，大体可分为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硬件指政治体制的结构部分，即政治体制的具体组织结构、具体构成形式；软件指政治体制的机制部分，即按照一定的原则和规律所组织起来的政治体制运行机制。政治体制最主要的成分是国家权力的组织形式、具体结构和行使权力的各种具体制度，也就是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来实施国家权力的问题。国家权力要有效地运行,离不开有组织的领导，因此领导体制在政治体制中就具有决定性的地位。政治体制所涉及的诸多方面都与领导体制密切相联,都直接或者间接地通过领导体制这一环节才能最终得以落实或实现，领导体制实际地、自然而然地就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邓小平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时说：“改革的内容,首先是要党政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9]这里所说的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党的领导体制如何改革和完善的问题。在中国，协商政治必然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展开运作。在协商政治的展开中，中国共产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在以往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与运作的民主政治，虽然有政治协商，但没有形成协商政治，在一元化的集中领导体制下，更多地体现为权威政治。改革开放后，随着权力结构的调整，这种权威政治的社会基础和体制资源开始削弱，效力开始降低，但由于新的领导和执政体制以及相关程序没有真正形成，所以，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沿用传统的体制、程序和手段来运作民主政治。这就决定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若要走向协商政治，就需要党的领导体制的更新和发展，这是建立和发展协商政治的重要政治前提。中国共产党必须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政治协商的领导，支持政治协商组织依照有关规章制度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也是推进政治协商，发展协商政治时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领导方式是执政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来领导和执掌国家政权、组织和引导社会的问题。执政党的领导方式是党的领导权得以实施的具体形式,这种形式应遵循社会主义民主宪政所确定的原则,同时要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发展趋向相衔接。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科学判断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改革和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努力创造全党全社会重视和支持政治协商工作的新局面，把是否重视政治协商工作、能否发挥好政治协商的作用作为检验自己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政治协商组织中的共产党员，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努力提高自身修养和能力，积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带头遵守政协章程，继承和发扬党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优良传统，广交、深交党外朋友，努力成为合作共事的模范、发扬民主的模范、廉洁奉公的模范，通过自己的先锋模范作用实现对政治协商组织和活动的领导。从宏观层面来看，大力开发政治协商资源，就必须加强中国现代政治文化建设，激发公民的主体意识，提高公民的政治协商能力，使协商的精神与原则渗透于政治生活，并进入经济与社会生活，使协商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原则和治理资源。“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活动进程、信仰和感情，”[10]，主要包括政治思想、政治情感、政治心理、政治价值观等内容。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灵魂,是政治传统、民族心理及外来文化长期交融积淀的结果。它可以指导和影响人们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促使人们形成现代政治理想、政治观念、政治人格、政治能力和政治素质，支配人们对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选择,从而引导政治文明建设的方向。中国曾经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宗法、血缘关系的影响，使传统政治文化中长期保留了专制思想和家族观念。这些思想和观念仍在现代政治文化发展中有所体现，如十分普遍存在着的政治运行中的怕上级、怕争论、随大流的现象，公民的“官贵民贱”的传统心理和对行政权力的畏惧心理等，这些成为我国推进民主政治进程的主要障碍。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提倡、培育平等和协商的现代政治理念。虽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自由精神、宽容精神、平等观念逐步增强，这些意识和精神逐步渗透到政治领域，促成新型政治文化的养成，但中国政治文化仍处在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新型政治文化转型之中,过去的成份正在消失或应当消失,新的成份正在产生。因此，把平等和协商作为现代政治文化的精神来加以倡导、培育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加强中国现代政治文化建设，还必须批判吸收西方政治文化中的精华，为我所用。中国不能照搬资产阶级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和政治主体意识。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发挥政治协商的功能，促进中国式协商政治的形成。12全文查看协商政治是“基于民主程序的协商性价值偏好和由此产生的协商性运作程序、制度体系运作及其发展的民主政治”[1]。“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2］。政治协商不等于协商政治，但是，政治协商为协商政治的确立和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政治资源

。选择开发政治协商资源来推进中国的协商政治，不是一种主观的选择，相反，具有深厚的客观现实基础。利用这个政治资源的开发来推进中国的协商政治，既能有效解决协商政治转型时所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也能使转型后的协商政治得以在制度上获得巩固与完善。发展中国协商政治，就要大力开发政治协商资源，使政治协商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真正发挥出来；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协商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充分体现出来；使协商的精神与原则渗透于政治生活，并进入经济与社会生活，使协商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原则和治理资源。一在中国政治发展强调民主的效率、不主张政治多元化的大趋势下，竞争性民主不可能成为首选价值偏好。未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民主程序的价值偏好很自然地会趋向协商性政治。政治协商是协商政治在中国得以全面展开的重要的政治支撑与制度支撑。首先，政治协商本身包含着协商政治的基本精神与原则。从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现代民主与现代化一样，都具有外生性。但是，政治协商却具有内生性，其精神扎根于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与传统。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和为贵”。“和”是政治的最高境界，是国泰民安的基本表征。“和”的内在精神就是：“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3]这种对多样性和多元化的肯定以及对多元共存和发展的强调的精神，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具有一定的契合性。这种文化基础为协商政治的确立提供了良好的精神资源和文化背景。协商政治是基于民主政治运作程序的选择而形成的。它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民主政治在多元社会运行所面临的多元竞争格局，强调以协商、合作替代竞争、冲突。这种替代是从克服以大众民主为形式、以党派利益为本质取向的多元竞争民主出发的，主张多元利益的表达、整合和实现，无论通过什么制度途径实现，都必须以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协商为原则。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是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这一原则有利于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及顺利实施，也即有利于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其次，政治协商和协商政治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政治和社会前提比较相似。协商政治存在和发展的政治和社会前提是实行宪政民主、允许社会结构多元分化、承认社会多元力量合法的政治参与权利。协商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形式，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产物，体现了政治行为的文明。它产生于社会的多元分化，运作的前提是多元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共存，所以，协商政治的展开不应以削弱社会多元力量共存的基础为前提，相反，应以增强社会多元力量共存的基础为前提。协商政治有效运作的动力来自不断扩大、不断制度化的多元与多向的参与。这种参与不仅包括社会力量参与政治体系，而且包括政治力量参与经济、社会生活。没有这种多元、多向的参与，政党、国家与社会就无法实现有效的互动和交流，从而也就无法形成协商的应有基础。在协商成为政治生活的基本逻辑的条件下，协商在给了人们广阔的参与空间与机会的同时，也要求人们必须通过参与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与要求。这样的政治过程决定了在协商政治条件下，参与就成为实现多元社会整合的重要动力。政治协商是一种政治制度文明，是人类在追求民主社会中探索出的一种有效方法，是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形式。其目的是充分发扬民主，反映各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增进相互沟通和理解，促进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社会结构多元分化、社会多元力量具有合法的政治参与权利是政治协商的基本前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出现了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这些新情况带来了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新变化，进一步推动了政治协商的开展。与日益分化的社会结构相适应，政治协商的参与主体也进一步扩大，包括了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参与主体的参与热情进一步高涨，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国家重要事务决策主体的民主原则。第三，政治协商与协商政治的内容基本上都涉及政治、社会等广泛领域。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的政治协商，包括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和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政治协商两个不同层面。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的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委员会的重要文件；宪法和重要法律的修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