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余光中《乡愁》

应该说，余光中在大陆出现不久，就凝固成了一个文化形象：携一缕乡愁，听一袭冷雨，浅浅海水那边的月下孤影，苍老泪滴。啊，退回唐朝，这分明就是李白的对影三成人，杜甫的凭槛泪泗流。如果仅从这样的文化符号上来读余光中，显然对他是不公平的。

最初，余光中作品传入大陆，也就是诗歌《乡愁》，散文《听听那冷雨》等极有限的几

篇。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其鲜明的逆旅异乡的愁思永昼，故园依稀的梦魇，乡愁的文化附庸，越来越像一种工具，一种政治的需要。因此，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歌《乡愁》，却在各种各样的场合或谱曲，或传诵，就不太奇怪了。如果按照诗歌的真正的质地来比较的话，洛夫的《边界望乡》要比《乡愁》高出很多，无论意境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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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创作的指称有很多，什么“四度空间”、“艺术上的多妻主义”、“左手为文，右手为诗”等，但这除了说明他的涉猎的领域宽广之外，和他的创作成就好像关系不大。只要认真读过余氏的人，应该都能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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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的诗歌，除了它的主题能满足一些需要外，似乎找不到什么经典之作。像那首《乡愁》就不必说了，还有《风铃》、《等你，在雨中》、《连环》、《算命瞎》等都只能说是及格水平。倒是有几首，像《碧潭》、《五陵少年》、《问烛》、《永远，我等》等还有些意境，但比起同是宝岛的诗人洛夫、郑愁予、商禽还是要逊色许多。老余的诗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太注重音韵和节奏了，这样大概容易害义，往往流如一般的歌词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老余更适合当一个出色的词作家，真的那样，台湾的庄奴怕是要掉饭碗了。余光中还有一点和南朝的谢眺类似，就是诗中的佳句很多，而整体的效果平平，像“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回去夹在唐诗里/扁扁的，像压过的相思”（《满月下》），“黑蟠蟠的松树林的背后/那一截断霞是它的签名/从艳红到烬紫。有效期是黄昏。”（《山中传奇》）等等，很多。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估计与老余较高的古典文学修养有很大的关系，从炼字到铸境都是那样的雅致，古风浩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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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样的古典修养，加上西学的穿凿，用之于散文的写作上，必定会自成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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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一直认为，余光中的散文创作成就远远高于他的诗歌，高于他的其他“两度”（翻译和评论）。早期的《逍遥游》、《听听那冷雨》、《南半球的冬天》、《山盟》等，

八、九十年代的《催魂铃》、《我的四个假想敌》、《山色满城》、《日不落家》、《何以解忧》等一些，文情挥洒，琼思玉想，妙语天成。特别是在新世纪，余氏的如掾之笔更是炉火纯青，像《萤火山庄》、《思蜀》、《金陵弟江湖客》成了散文的终结篇章。如此厚学，至情至性的文字，估计能与之比肩者寥寥。大概香港的董桥还有点可比性，但董桥过份的掉书袋，占故纸堆，显得性情不足，旧文人的痕迹太重。董桥的学识绝对不输老余，只是他们走的路线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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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有点可惜的是像余光中、董桥一类的文人好像在慢慢消匿，一种轻佻颓废的文风正在养成，散文也能写得读不懂，只知道“诗无达诂”，没想到散文也要去诂，祸兮？福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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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余光中，有一事不说，心里有点堵。不久前，学者赵稀方一篇文章《揭开余光中的另一面》，使文坛上下开了锅，一些无事生非的家伙开始蠢蠢欲动。文章的中揭开的，又是国人很感兴趣的“历史问题”、“政治问题”，竟而质疑余氏的“人格问题”。我想，不敢是谁，只要摊上了这个敏感的问题，你大概就会百口莫辩了。不敢余氏早期的文章中有没有“政治问题”的思想，那终归是历史的问题，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政治氛围中，谁能保证自己不陷入困境，与统治者同调呢？历史的问题就留给历史去审判吧。还是回到文学话题上来解读余光中，余氏既不是神话，也不存在什么神话的破灭，给海峡游余光中一点宽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