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四统一”活动推进企业“两个转变”心得]以“四统一”活动推进企业“两个转变”心得 企业文化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是供电企业软实力的集中反映，是国家电网公司企业文化从建设向管理发展的重大转折，是事关企业的可...+阅读
不久前,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网民代表调查团就“躲猫猫”事件展开调查，且不论结果如何，单单这样的政府行为就和“躲猫猫”事件本身一样，备受公众的关注，同时也在政府和媒体层面引发了很多探讨。不少人认为这是具有开创性的政府“宣传新思维”， 称赞云南省委宣传部的此次行为是一种“舆论新政”，是一种大胆尝试，具有强烈的探索和实验意义。
一
毫无疑问，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近年来，我们的政府部门在对待信息的透明、真相的公开等诸多问题的态度上，的确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自2008年5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
媒体无疑是传递政府信息的一个最直接的平台，但是长期被冠以“党和政府的喉舌”的媒体，却经常处于受众的信任危机之中。一个来自政府的所谓的“负面信息”（比如：安全事故、恶性事件等）产生时，媒体往往不被受众信任和尊重，或播发由相关部委办起草的“通稿”，或无可奉告。而更可悲的是，广大受众往往下意识地就把媒体当作了政府的作弊枪手和宣传工具。“躲猫猫”事件网民调查团的产生足以说明了这点，相对自由开放的网络平台所传递的信息和信任度而言，社会对网民的信任高于媒体和它的从业者。政府公信力和媒体公信力在不同程度上的减弱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好在这一切都已经引起了各级政府和媒体自身的高度重视。
其实，以往政府部门对信息的封锁，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比如出了重大安全事故，自然要处理某个级别的领导，因此瞒报、隐报现象的产生就不足为怪了。在信息传播不发达的时代里，政府对信息的封锁还是可以实现的。但如今，简便快速的无线通讯和网络的发达，却让“纸里包不住火了”（据说“瓮安事件”中，当地政府曾经采取措施切断所有和外界的通讯信号）。
媒体无处不在，管得住当地的，管不住外地的，管得住国内的，管不住国外的，这就是当前政府部门面对的新的媒体环境。在如今无法“躲猫猫”的信息时代里，政府以及相关部门需要的是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从这一点上看，加强领导干部的媒介素质至关重要。
二
政府的“宣传新思维”对于媒体来说，无疑是个利好消息。在近几年政府部门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以及政府部门和媒体合作联办节目等方式中，都能看到沟通的深入和信任的增加。其实，早在1982年中国外交部就开始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但从制度的要求上看，最早的发言人只发布信息不回答问题。随着时代的进步，后来也变成了有问有答，但是回答的内容还是已经统一好的口径。随后，国家各个部委也都相应地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但是从实际操作上看，除了外交部现在定期每周举办两次发布会之外，其他部门很少做常规的通报。
然而，在地方政府层面上，信息的沟通却不是一帆风顺的，比如，新闻发言人的设立，让其他相关人士有了回避采访的借口。加上新闻发言人不是专职的，自然不能随时奉陪答疑解惑，想第一时间了解事件的真相，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当下政府部门和媒体合作联办节目，可谓热火朝天。媒体运作需要投入成本，政府部门也乐意提供资金赞助。而一旦出现负面新闻，媒体就难以报道。有的节目，最后的终审把关人员甚至还是政府部门层面的。因此，联办节目在准确把握政府信息，扩大政府部门信息量的同时，也让有着利害关系的政府部门不同程度地干预了新闻报道的独立和舆论监督的自由。
三
对于媒体和记者而言，身处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选择什么样的信息，如何选择信息，如何把握报道的度等等问题，是必须要回答的。媒体要有责任，记者需要良知，更要有科学发展的大局观，准确把握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
这几年民生新闻火爆，同时激发了受众对媒体的互动和参与热情。笔者所在单位的一个民生栏目的热线，一天就有好几百个电话，其中不乏群众的投诉。有一次观众来电反映，当地县里的110报警电话打不通了，记者采访后了解到，是因为电信设备故障引起的，还可能要修理几天。考虑到社会影响，这条消息我们没有播发，但是同城的一家报纸却发布了这条消息，事后引起了当地公安机关的强烈不满，因为这样的报道使得当地那几天治安案件高发。这条观众反映的消息，看似是公安部门管理服务上的过失，其实是警方治安网络上出现故障的一个不能公开的机密，是绝对不能公之于众的。
另外一些常见的涉及国计民生的信息，就要更加慎重。比如，在我国沿海地区偶尔会局部出现“赤潮”现象，但是一些媒体在报道中常常肆意渲染“赤潮”壮观，任意猜测污染的严重后果，这给当地沿海养殖业加工、出口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近几年来，一些媒体在报道上的一些做法，颇能说明一些媒体责任感的缺失。比如，媒体的监督很多是体现在对企业的产品、服务、质量的曝光上，国内一家权威媒12全文查看体曾经设置了一个类似 “商家体验”的栏目，通过隐形拍摄，甚至故意刺激对方，把一些企业服务人员“不良”的态度搬上屏幕，借机批评，以此要挟企业投放广告，该栏目最后因被投诉而撤销。相反，央视的《焦点访谈》对曝光的度的把握就比较准确。有一次，该栏目接到一个消费者投诉一家知名企业某产品的质量问题，栏目派出的记者也采访取证了投诉的事实。但是后
来栏目组分析后发现，该产品的质量问题的产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因为这样的“瑕疵”而否定了该企业产品的整体质量，将对企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最后撤下了这篇报道。而近年来，国内普遍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的时候，央视推出的《每周质量报告》就不畏艰难，挖掘一些当地政府部门、企业极力掩盖的事实。比如，金华有毒火腿，广东超标鱼翅，苍南卤制品等等……曝光之后，都是行业性的灾难。但又恰恰是在这样的重拳打击下，国家以及当地政府职能部门才狠下决心整治，不仅仅让整个行业洗心革面，更重要的是换来亿万百姓的幸福安康。
总而言之，要让政府和媒体真正能在社会公众中提高公信力，就必须坦诚面对公众，急公众之所急，想公众之所想，这样才能成为公众所信服的政府和媒体。
12全文查看不久前,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网民代表调查团就“躲猫猫”事件展开调查，且不论结果如何，单单这样的政府行为就和“躲猫猫”事件本身一样，备受公众的关注，同时也在政府和媒体层面引发了很多探讨。不少人认为这是具有开创性的政府“宣传新思维”， 称赞云南省委宣传部的此次行为是一种“舆论新政”，是一种大胆尝试，具有强烈的探索和实验意义。
一
毫无疑问，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近年来，我们的政府部门在对待信息的透明、真相的公开等诸多问题的态度上，的确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自2008年5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
媒体无疑是传递政府信息的一个最直接的平台，但是长期被冠以“党和政府的喉舌”的媒体，却经常处于受众的信任危机之中。一个来自政府的所谓的“负面信息”（比如：安全事故、恶性事件等）产生时，媒体往往不被受众信任和尊重，或播发由相关部委办起草的“通稿”，或无可奉告。而更可悲的是，广大受众往往下意识地就把媒体当作了政府的作弊枪手和宣传工具。“躲猫猫”事件网民调查团的产生足以说明了这点，相对自由开放的网络平台所传递的信息和信任度而言，社会对网民的信任高于媒体和它的从业者。政府公信力和媒体公信力在不同程度上的减弱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好在这一切都已经引起了各级政府和媒体自身的高度重视。
其实，以往政府部门对信息的封锁，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比如出了重大安全事故，自然要处理某个级别的领导，因此瞒报、隐报现象的产生就不足为怪了。在信息传播不发达的时代里，政府对信息的封锁还是可以实现的。但如今，简便快速的无线通讯和网络的发达，却让“纸里包不住火了”（据说“瓮安事件”中，当地政府曾经采取措施切断所有和外界的通讯信号）。
媒体无处不在，管得住当地的，管不住外地的，管得住国内的，管不住国外的，这就是当前政府部门面对的新的媒体环境。在如今无法“躲猫猫”的信息时代里，政府以及相关部门需要的是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从这一点上看，加强领导干部的媒介素质至关重要。
二
政府的“宣传新思维”对于媒体来说，无疑是个利好消息。在近几年政府部门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以及政府部门和媒体合作联办节目等方式中，都能看到沟通的深入和信任的增加。其实，早在1982年中国外交部就开始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但从制度的要求上看，最早的发言人只发布信息不回答问题。随着时代的进步，后来也变成了有问有答，但是回答的内容还是已经统一好的口径。随后，国家各个部委也都相应地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但是从实际操作上看，除了外交部现在定期每周举办两次发布会之外，其他部门很少做常规的通报。
然而，在地方政府层面上，信息的沟通却不是一帆风顺的，比如，新闻发言人的设立，让其他相关人士有了回避采访的借口。加上新闻发言人不是专职的，自然不能随时奉陪答疑解惑，想第一时间了解事件的真相，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当下政府部门和媒体合作联办节目，可谓热火朝天。媒体运作需要投入成本，政府部门也乐意提供资金赞助。而一旦出现负面新闻，媒体就难以报道。有的节目，最后的终审把关人员甚至还是政府部门层面的。因此，联办节目在准确把握政府信息，扩大政府部门信息量的同时，也让有着利害关系的政府部门不同程度地干预了新闻报道的独立和舆论监督的自由。
三
对于媒体和记者而言，身处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选择什么样的信息，如何选择信息，如何把握报道的度等等问题，是必须要回答的。媒体要有责任，记者需要良知，更要有科学发展的大局观，准确把握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
这几年民生新闻火爆，同时激发了受众对媒体的互动和参与热情。笔者所在单位的一个民生栏目的热线，一天就有好几百个电话，其中不乏群众的投诉。有一次观众来电反映，当地县里的110报警电话打不通了，记者采访后了解到，是因为电信设备故障引起的，还可能要修理几天。考虑到社会影响，这条消息我们没有播发，但是同城的一家报纸却发布了这条消息，事后引起了当地公安机关的强烈不满，因为这样的报道使得当地那几天治安案件高发。这条观众反映的消息，看似是公安部门管理服务上的过失，其实是警方治安网络上出现故障的一个不能公开的机密，是绝对不能公之于众的。
另外一些常见的涉及国计民生的信息，就要更加慎重。比如，在我国沿海地区偶尔会局部出现“赤潮”现象，但是一些媒体在报道中常常肆意渲染“赤潮”壮观，任意猜测污染的严重后果，这给当地沿海养殖业加工、出口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近几年来，一些媒体在报道上的一些做法，颇能说明一些媒体责任感的缺失。比如，媒体的监督很多是体现在对企业的产品、服务、质量的曝光上，国内一家权威媒[]体曾经设置了一个类似 “商家体验”的栏目，通过隐形拍摄，甚至故意刺激对方，把一些企业服务人员“不良”的态度搬上屏幕，借机批评，以此要挟企业投放广告，该栏目最后因被投诉而撤销。相反，央视的《焦点访谈》对曝光的度的把握就比较准确。有一次，该栏目接到一个消费者投诉一家知名企业某产品的质量问题，栏目派出的记者也采访取证了投诉的事实。但是后
来栏目组分析后发现，该产品的质量问题的产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因为这样的“瑕疵”而否定了该企业产品的整体质量，将对企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最后撤下了这篇报道。而近年来，国内普遍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的时候，央视推出的《每周质量报告》就不畏艰难，挖掘一些当地政府部门、企业极力掩盖的事实。比如，金华有毒火腿，广东超标鱼翅，苍南卤制品等等……曝光之后，都是行业性的灾难。但又恰恰是在这样的重拳打击下，国家以及当地政府职能部门才狠下决心整治，不仅仅让整个行业洗心革面，更重要的是换来亿万百姓的幸福安康。
总而言之，要让政府和媒体真正能在社会公众中提高公信力，就必须坦诚面对公众，急公众之所急，想公众之所想，这样才能成为公众所信服的政府和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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