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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我口才比我文章更动人

12月02日 编辑 fanwen51.com

被称为“台湾文坛第一狂人、斗士”的著名作家李敖,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深究典籍,学富五车;他博览群书,才高八斗。屡遭劫难的人生经历不仅未能磨掉他身上的一棱一角,反而将其砥砺得更加刚劲、锋芒。人们知道他抨击台湾时政的英雄业绩;人们欣赏他论战文化、讥刺市井百态的犀利笔锋;人们更佩服他那自成风格的大文豪气质……但却鲜有人知,作为大作家的李敖其口才甚或远过于他那令人惊叹的“笔才”。他在其《李敖回忆录》中极为遗憾地告诉人们:“一般人只知道李敖是写文章的高手,却不知道我在许多方面都是高手,……其中口才一项,就不为一般人所知。事实上,我是极会讲话的人,谈吐幽默,反应迅速,头脑灵活,片言可以解纷,当然也可以兴风作浪。我往往觉得,我的口才,其实比我的文章更动人。”

一、一副傲骨一腔傲气,出言吐语明快洒脱曾在军队、监狱里被“残”其筋骨,苦其心志而变得“更坚强、更壮大”的李敖,身上有着一种令人称颂的铮铮傲骨和傲气,这傲骨、傲气伴之以耿直、坦诚的个性使其出言吐语总给人一种“狂妄”的感觉。对此,他也从不讳言,他曾向新闻媒体坦率陈言:“我有权力说我高兴说的。说的内容也许是骂你,也许是挖苦你,也许是寻你开心,也许是劝你随我高兴。”因而,无论是其演讲或报告,抑或是答记者问或与友人交谈,李敖从不掩饰内心深处的世界。口中所说正是心中所想,其用语干净利落之至,其吐言明快洒脱之极,表现出一种特有的“笑傲江湖”之气。

“很简单,他们可以开展一个‘学习李敖运动’,学习我李敖的骨气,以及李敖的博大精深。”——李敖认为,现今台湾的知识分子都是在走一条“得君行道”的老路。他们没有骨气,滑头之至,对很多社会畸形现象不敢批评可又喜欢抛头露面,喜欢做秀。李敖这“不惭”之“大言”,给予我们的,除其那么一点“狂妄”之外,我们感受更多的,则是其对台湾某些知识分子“软骨”“媚上”之况的一种“愤世疾俗”之情。“一个正确的人活在一个错误的地方。”——李敖常自诩自己是“一个思想才情独迈千古的人”,生在当今的台湾是“生错了时代,弄错了地方”,以致使自己“东海布道”竟也“布得天怒人怨”。因此,当有记者问他“你到底如何在台湾定位自己”之时,他这般答道,言虽约而义丰,语虽简而意赅,令听者真切地感到其“生不逢时”“人不合地”的既壮且悲的心志。“十年以后当知我,二十年以后当知我,五百年以后更当知我。”——李敖胸藏锦绣,其如椽之巨笔挥就了自成风格的华美文章。有记者曾这样问他:“你的著作如此之多,生产速度又这么惊人,你估量过你的影响力吗?”他这样告诉了记者。当我们捧读他那令人醍醐灌顶的锦绣文章,目睹他以其言行举止而搅得台湾波起浪伏之时,真正以为这是他不知天高地厚而出的狂言妄语的又有几人呢?

二、满腹经纶满腔豪情,出言吐语气势夺人古人有言:“文非气不立。”其实,对于言说,则更应讲究“气”。言之纤细,语之柔弱,气之软沓,音之浑浊的言说,无论其内容是多么丰富,见解是多么新颖,思想是多么深刻,都是极难抑住听者注意力从而达到言说目的的。而这种“气”又绝非是言说者歇斯底里的高叫猛喊所能“壮美”得了的,它无疑是言说者在自然、社会、人生的深刻体验中积蓄而成的,是言说者思想情感、气质才学的“集大成者”。惟其如此,方能“吟咏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间,卷舒风云之色”。

李敖是公认的史学家和文章大家。他经纶满腹,诗书溢胸,才华贯身,对于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长期研究以及于上下古今的潜心思索,使他有了与“世俗”截然不同的观点。当有记者问到其对中国文学有何看法时,我们便听到了他发自心底深处的悲愤激越之声——我看来看去,在我眼中的中国文学,只是可怜的“小脚文学”。中国文学的集体悲剧,乃是在不论它们的呈现方式是什么,它们所遭遇的共同命运,都是“被层层桎梏”的命运——被传统的水平观念缠住,被传统的社会背景缠住,被传统的意识形态缠住,被传统的文字词汇缠住,被传统的形式语法缠住,被传统的陈陈相因缠住,被传统的粗糙肤浅缠住……在这段答记者问中,李敖直视中国台湾的文学现状和五千年中国文学的“悲惨命运”,怀着一种以额叩关,以躯破隘的斗士精神,对“一缠再缠”中国文学的“传统”进行了猛烈抨击和斥责,抒发出了一种对中国文学的“繁琐与悲哀”的悲愤之情。短短一段话中,其排比与反复辞格的运用竟达15个之多。这种句式结构整齐,词句回环往复,语意层层推进的辞格之运用,使其言说形成一种“金戈铁马”般的雄劲阳罡之“气”和波迭浪涌的汤汤磅礴之“势”,催人猛醒,令人奋进。这种挟“气”带“势”的言说,不仅出现在李敖的公众言论中,即或是在私下的交际场合里,我们也能时时感到这种“气势”的逼人而来。1963年,李敖曾邀台大历史系老师方豪写一点揭露台湾教会内幕的文章。方豪初时执意不肯。李敖的“思想工作”便这样开了头:“老师想想看,田耕莘他们从大陆到台湾,‘乞丐赶庙公’,把台湾的地方教会都给夺了权,你们怎么忍得了这口气?教会这样黑暗,这种黑暗又侵蚀到高等教育里,老师又怎么可以不说?天下坏事的造成,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坏人做坏事,一个是好人容忍,坐视,甚至默许坏人做坏事。做好人是不够的。得做奋斗的好人才成。所谓奋斗的好人,就是要挺身出来向坏人作战,向恶势力作战,向腐朽和愚昧作战,向老朽和开倒车作战,向头脑不清的混蛋作战。奋斗的好人不会背后袖手叹气,不会关着门埋怨,不会闷着头给坏人欺负,或看坏人欺负人,奋斗的好人总该发挥打击力出来。今天我劝老师写点东西,目的也无非在此。”在这段“劝说语”中,李敖不仅接连运用“排比兼反复”这种修辞方法,而且还辅之以一种比直接表明思想更鲜明有力、感情抒发更强烈、对听者启发更大的“反问”句式,从而使其言说有如关东大汉执铁板、击节而“歌”出的“大江东去”“惊涛拍岸”之声,令听者心扉訇然而开。

三、心智敏锐思维迅捷,出言吐语机巧犀利

才华横溢的李敖曾不止一次地向人们“推销”自己的口才:“不认识我的人,喜欢看我的文章,认识我的人,喜欢听我讲话。”并很为自己有一张“能说善道的刻薄的嘴”而自傲。他说:“在演讲上,我的博学与机智会有‘明白而立即’的表现,那种气氛与效果,在我的文章中是看不出来的。”

90年代初,李敖从幕后的笔伐时期进入前台的“口诛”时期。其以博学、勇气、口才三结合而成的电视谈话性节目“李敖笑傲江湖”风靡台湾。他的演讲也因“得利”于其敢说敢“骂”且会说会“骂”而常使演讲现场人山人海、座无虚席。听众中,除其慕名而至以睹李敖“芳颜”,以闻李敖“芳音”的人外,也有不少李敖的“仇人”杂于其间,其人及其演讲也便自然而然地受到刁难。此时,李敖总能以其广博之见识、敏锐之心智、迅捷之思维、机巧犀利之言语而逢“凶”化“吉”。一次,李敖演讲完后进入例行的“答听众问”程序。面对听众的不断提问,李敖是有问必答且答之则妙。突然,其中一张纸条跳入眼帘,上面赫然写着“王八蛋”三字而再无其他。于此,悄然“溜”之,哪是李敖所为?缄口不言,何以服众?反唇相骂,岂不有损名头?好一个李敖,他不惊不诧,不怒不愤,不慌不乱,而是高高举起纸条面向听众并将纸条内容如实告诉大家,然后笑言:“别人都问了问题,没有签名,而这位听众只签了名,忘了问问题。”话音刚落,大厅里便一片掌声、笑声。人们对李敖这以“辱人”对“辱人”且又“辱人”于“无骂”之中的应对技巧而高声叫好。另有一次,也是在“答听众问”中,有一听众厉声斥责李敖:“你来台湾四十年,吃台湾米,喝台湾水长大,为什么不说台湾话,是什么心态?”李敖闻之立即答道:“我的心态,跟你们来台湾四百年还不会说高山族的话是同一心态。”李敖从不隐藏自己对台湾的观点、态度。他说:“台湾是我的成长之地,我对台湾当然有一种浓厚的感情,但在地缘上和政情上,我却深知,我是‘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我不喜欢台湾。”这种情结、观念使李敖居台湾四十年而不改乡言乡音。问者表面上是斥其方言不改的顽冥不化,而真正的用意却是想揭露其“大陆情结”于听众面前,从而激起一些人对李敖的“仇恨”。对此,李敖不否认也毋需否认,不辩解也毋需辩解,而是“明白而立即”地仅以一个“同比”之句便归结出了其荒谬之处,其时间词语“四百年”的夸大换用,更使其错由暗而明,其谬由微而著,显示出了一种极高超的“归谬扼敌”之技巧。李敖曾不无自负地言道:“我这类机智,不单表现在演讲会上,私下里也能片言解纷,化窘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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