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地说，发展观必须回答为什么发展（发展的目标和归宿）、发展什么、靠谁发展等一系列关键性问题。对此，胡锦涛同志作出了系统而精辟的回答：“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
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这一论述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的高度统一，因而是真正科学的发展观。 真理观和价值观：科学发展观的双翼
科学发展观既包含着真理因素，又包含着价值因素，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价值观的有机统一。
毛泽东一贯强调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同时又主张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这两个出发点之间的关系，其实正是真理观和价值观的关系。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旨在揭示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获得真理性认识，是个真理观的问题；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就是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决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这两个出发点之间，即真理观和价值观之间，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因为只有通晓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把握了客观真理，才能真正懂得什么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最大利益；也只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才能毫无偏见地正确反映客观规律，准确无误地把握客观真理。毛泽东总是强调，要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因为任何真理都是有益于人民的，任何错误都是有害于人民的。他把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作为共产党人一切言论的“最高标准”。为此，他坚决批评一切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就指出：“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33页）毛泽东把是否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解决群众的问题，作为区分共产党作风和国民党作风的标志，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具体运用。正是由于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才能随时纠正不良倾向，坚持正确的发展道路。
把真理观和价值观高度统一的原则运用于发展问题，首先就要求我们确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思考发展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因为只有坚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出发，才能公正无私、毫无偏见地揭示客观规律和客观真理，才能确定发展什么、怎样发展。非科学的发展观往往与不合理乃至不正确的真理观和价值观相联系，在发展问题上出现偏差，找不到发展的正确道路，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既脱离客观实际，又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所导致。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所以它才能够提出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之路，才能找到发展所要依靠的力量——最广大人民群众。
发展观上的对立根源于生产方式
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在于，这种历史观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人们是自己观念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是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的制约，受着自己的生产方式的制约。按照这个原理，发展观作为观念的东西，它的形成要由相应的物质实践活动方式即生产方式来解释，否则就看不清其实质。
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先决条件。这里的关键，是以什么方式发展生产力。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这个区别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决不是无足轻重的问题，两条道路的对立实质上就是发展观上的对立。
马克思认为，在以往的历史上，人本身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 12全文查看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矛盾发展到非常激烈的程度。尽管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提出了“人是目的”的观念，并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我们一旦着眼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个观念所固有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就昭然若揭了。例如，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希望为生产而生产，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有利于发展生产力
的生产方式。为此，有人带着伤感主义的情调责难他只注重生产而不重视人，似乎这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的观念问题。而马克思则肯定了李嘉图的诚实的“科学”态度，认为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从价值观上看，坚持为生产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发展为代价来发展生产，并不是李嘉图个人的观念问题，它归根到底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是资本的增值，而不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以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李嘉图才会主张为生产而生产。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是不是也要秉承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观，重复西方走过的以牺牲人本身的发展为代价的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指出，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某些民族可以跨过“卡夫丁峡谷”，避免资本主义的灾难，以人道的方式汲取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由于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20世纪的中国没有失去历史提供的“最好的机会”，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历史以铁的事实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当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开始我们并不十分清楚。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探索，在经历了严重挫折和巨大成功之后，我们才终于开辟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发展观。进言之，科学发展观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的结果，它归根到底是由我们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邓小平就曾说过：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以人道的方式发展生产力，以避免资本主义的灾难性后果。而以人道的方式发展生产力，就是价值观与历史观的统一。
我们还可以从对生产力这个概念的理解上来进一步说明两种生产方式和发展观的区别。唯物史观认为，在生产力的构成中，有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客体因素和主体因素。客体因素指的是劳动对象和工具、手段。科学技术必须有物质承担者（工具、机器、设备等）才成为现实生产力。生产力的主体因素即劳动者。科学技术为劳动主体所掌握，实际成为生产实践的现实要素，才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马克思说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而生产力不论在客体形态中，还是作为主体的生产力，都是由量和质两方面组成。生产力的量的方面是指可以用量化标准来体现的方面（如GDP）；生产力的质的方面是从是否有利于人本身健康、全面发展的价值标准来衡量的那些方面。例如，生产的技术设备是否有效地保障劳动者的生命安全，汽车的装置是否解决了破坏环境的废气问题、噪声问题等等。在资本的逻辑中，资本家关心产品的使用价值仅仅是为了获取商品的交换价值（即谋取利润最大化），因此他们主要关心的是生产力的量的增长。对于资本来说，生产即使损害了劳动者的健康（如过劳死）、破坏了人的生存环境，导致生产事故、交通事故屡屡发生，造成劳动者的大量伤亡，也毫不感到惋惜。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的发展观势必导致过度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有损于人的全面发展。而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必然从质和量两个方面统一考虑生产力，这就把唯物史观关于发展生产力的观念与可持续发展观念以及“以人为本”的理念真正有机地统一起来了。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是否注重发展生产力，二者的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是否以牺牲人本身的发展为代价来发展生产，以及是否会导致和加剧两极分化。而这，也正是科学发展观与资产阶级的发展观的根本区别。
发展问题在时代坐标上的定位
科学发展观是唯物史观的生动体现。坚持唯物史观，就要客观地正视社会基本矛盾，敢于和善于揭示社会基本矛盾，并从社会基本矛盾出发看问题。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日益深化和复杂化的时代，坚持唯物史观，更要注重从全球战略的观点，从当代世界基本矛盾出发看发展问题，从当代世界基本矛盾出发看科学发展观的意义。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和平与发展（即东西南北问题）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个命题为我们观察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深刻理解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确立了时代坐标。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政治角度，一个是经济角度。从政治角度看是和平问题，从经济角度看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关系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关系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关系（即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在这里，邓小平实际上是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的世界基本矛盾出发看问题。资本的全球化，导致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向全球扩张，派生出诸多矛盾，除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外，还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超级大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归根到底都归结于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即东西南北关系问题。和平问题即东西关系问题，是超级大国称霸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问题。这是解决发展问题的政治前提。发展问题即南北关系问题，这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讲发展，而是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不平衡、国际经济关系不平等的格局中的发展。
“东西南北问题”的提法，是以简明通俗的语言对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最新概括。在当代，没有哪个问题比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更具有全局性、战略性。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东西南北问题是最大的全球性问题。环境破坏、能源危机、人口膨胀、战争问题、恐怖主义等都是全球性问题，但“东西南北问题”是所有这些问题总根源，所有这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东西南北问题”的解决。而在“东西南北问题”中，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又更为根本，它是解决东西问题以及其他矛盾的关键。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不仅南北涉及到的所有问题必须靠发展来解决，而且世界的和平也不能依靠发达国家的同情心和善良，不能建立在发展中国家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基础之上，它只能有赖于发展中国家的强大，有赖于国际力量的平衡和相互制约。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必须从东西南北这两个基本矛盾出发，来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个坐标看问题，就不可能理解发展问题对我们民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就不可能理解科学发展观提出的重要意义。从东西关系看，科学发展观就是和平发展观；从南北关系看，科学发展观是第三世界的发展观。
总而言之，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分析世界形势和中国国情的产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也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对自身发展权的伸张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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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说，发展观必须回答为什么发展（发展的目标和归宿）、发展什么、靠谁发展等一系列关键性问题。对此，胡锦涛同志作出了系统而精辟的回答：“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
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这一论述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的高度统一，因而是真正科学的发展观。 真理观和价值观：科学发展观的双翼
科学发展观既包含着真理因素，又包含着价值因素，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价值观的有机统一。
毛泽东一贯强调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同时又主张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这两个出发点之间的关系，其实正是真理观和价值观的关系。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旨在揭示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获得真理性认识，是个真理观的问题；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就是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决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这两个出发点之间，即真理观和价值观之间，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因为只有通晓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把握了客观真理，才能真正懂得什么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最大利益；也只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才能毫无偏见地正确反映客观规律，准确无误地把握客观真理。毛泽东总是强调，要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因为任何真理都是有益于人民的，任何错误都是有害于人民的。他把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作为共产党人一切言论的“最高标准”。为此，他坚决批评一切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就指出：“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33页）毛泽东把是否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解决群众的问题，作为区分共产党作风和国民党作风的标志，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具体运用。正是由于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才能随时纠正不良倾向，坚持正确的发展道路。
把真理观和价值观高度统一的原则运用于发展问题，首先就要求我们确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思考发展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因为只有坚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出发，才能公正无私、毫无偏见地揭示客观规律和客观真理，才能确定发展什么、怎样发展。非科学的发展观往往与不合理乃至不正确的真理观和价值观相联系，在发展问题上出现偏差，找不到发展的正确道路，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既脱离客观实际，又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所导致。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所以它才能够提出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之路，才能找到发展所要依靠的力量——最广大人民群众。
发展观上的对立根源于生产方式
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在于，这种历史观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人们是自己观念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是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的制约，受着自己的生产方式的制约。按照这个原理，发展观作为观念的东西，它的形成要由相应的物质实践活动方式即生产方式来解释，否则就看不清其实质。
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先决条件。这里的关键，是以什么方式发展生产力。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这个区别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决不是无足轻重的问题，两条道路的对立实质上就是发展观上的对立。
马克思认为，在以往的历史上，人本身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矛盾发展到非常激烈的程度。尽管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提出了“人是目的”的观念，并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我们一旦着眼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个观念所固有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就昭然若揭了。例如，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希望为生产而生产，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有利于发展生产力
的生产方式。为此，有人带着伤感主义的情调责难他只注重生产而不重视人，似乎这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的观念问题。而马克思则肯定了李嘉图的诚实的“科学”态度，认为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从价值观上看，坚持为生产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发展为代价来发展生产，并不是李嘉图个人的观念问题，它归根到底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是资本的增值，而不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以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李嘉图才会主张为生产而生产。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是不是也要秉承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观，重复西方走过的以牺牲人本身的发展为代价的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指出，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某些民族可以跨过“卡夫丁峡谷”，避免资本主义的灾难，以人道的方式汲取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由于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20世纪的中国没有失去历史提供的“最好的机会”，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历史以铁的事实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当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开始我们并不十分清楚。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探索，在经历了严重挫折和巨大成功之后，我们才终于开辟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发展观。进言之，科学发展观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的结果，它归根到底是由我们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邓小平就曾说过：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以人道的方式发展生产力，以避免资本主义的灾难性后果。而以人道的方式发展生产力，就是价值观与历史观的统一。
我们还可以从对生产力这个概念的理解上来进一步说明两种生产方式和发展观的区别。唯物史观认为，在生产力的构成中，有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客体因素和主体因素。客体因素指的是劳动对象和工具、手段。科学技术必须有物质承担者（工具、机器、设备等）才成为现实生产力。生产力的主体因素即劳动者。科学技术为劳动主体所掌握，实际成为生产实践的现实要素，才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马克思说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而生产力不论在客体形态中，还是作为主体的生产力，都是由量和质两方面组成。生产力的量的方面是指可以用量化标准来体现的方面（如GD）；生产力的质的方面是从是否有利于人本身健康、全面发展的价值标准来衡量的那些方面。例如，生产的技术设备是否有效地保障劳动者的生命安全，汽车的装置是否解决了破坏环境的废气问题、噪声问题等等。在资本的逻辑中，资本家关心产品的使用价值仅仅是为了获取商品的交换价值（即谋取利润最大化），因此他们主要关心的是生产力的量的增长。对于资本来说，生产即使损害了劳动者的健康（如过劳死）、破坏了人的生存环境，导致生产事故、交通事故屡屡发生，造成劳动者的大量伤亡，也毫不感到惋惜。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的发展观势必导致过度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有损于人的全面发展。而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必然从质和量两个方面统一考虑生产力，这就把唯物史观关于发展生产力的观念与可持续发展观念以及“以人为本”的理念真正有机地统一起来了。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是否注重发展生产力，二者的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是否以牺牲人本身的发展为代价来发展生产，以及是否会导致和加剧两极分化。而这，也正是科学发展观与资产阶级的发展观的根本区别。
发展问题在时代坐标上的定位
科学发展观是唯物史观的生动体现。坚持唯物史观，就要客观地正视社会基本矛盾，敢于和善于揭示社会基本矛盾，并从社会基本矛盾出发看问题。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日益深化和复杂化的时代，坚持唯物史观，更要注重从全球战略的观点，从当代世界基本矛盾出发看发展问题，从当代世界基本矛盾出发看科学发展观的意义。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和平与发展（即东西南北问题）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个命题为我们观察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深刻理解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确立了时代坐标。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政治角度，一个是经济角度。从政治角度看是和平问题，从经济角度看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关系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关系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关系（即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在这里，邓小平实际上是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的世界基本矛盾出发看问题。资本的全球化，导致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向全球扩张，派生出诸多矛盾，除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外，还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超级大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归根到底都归结于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即东西南北关系问题。和平问题即东西关系问题，是超级大国称霸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问题。这是解决发展问题的政治前提。发展问题即南北关系问题，这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讲发展，而是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不平衡、国际经济关系不平等的格局中的发展。
“东西南北问题”的提法，是以简明通俗的语言对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最新概括。在当代，没有哪个问题比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更具有全局性、战略性。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东西南北问题是最大的全球性问题。环境破坏、能源危机、人口膨胀、战争问题、恐怖主义等都是全球性问题，但“东西南北问题”是所有这些问题总根源，所有这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东西南北问题”的解决。而在“东西南北问题”中，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又更为根本，它是解决东西问题以及其他矛盾的关键。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不仅南北涉及到的所有问题必须靠发展来解决，而且世界的和平也不能依靠发达国家的同情心和善良，不能建立在发展中国家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基础之上，它只能有赖于发展中国家的强大，有赖于国际力量的平衡和相互制约。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必须从东西南北这两个基本矛盾出发，来制定自己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