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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良:我想过,但不深。这是一个很尴尬的行业。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鄄NIC)最新调查,全国网民每月直接与网络游戏相关的支出大约为十多亿元,网络游戏市场以高于100的速度膨胀着。IDC研究数据显示,中国网络游戏市场规模在2001年仅为3.1亿元人民币,2002年已飙至9.1亿元人民币,
但这只是网络游戏商直接从游戏中得到的收入,其背后还牵涉到整个网络和电信行业的利益。据粗略估算,当网络游戏赚1元钱时,电信将获得7元多的收入。根据IDC的研究,2002年电信业务由网络游戏产生的直接收入高达68.3亿元,是网络游戏的7.5倍(其中有少量收入需要同网络游戏合作伙伴分成),IT行业由网络游戏产生的直接收入也高达32.8亿元,是网络游戏的3.6倍。 但是,这些数字再大,都不能掩盖网络游戏是一个尴尬行业的现实。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对这一产业发展的看法颇具反讽意味———“玩,并不创造价值,只是价值转移,只是大家的闲钱的一部分用在里头养几个企业,创造价值还得靠正正经经地生产!”
田炳信:中国人早有玩物丧志的警世箴言,作为娱乐休闲产业一部分的网络游戏到底是金矿还是鸦片,这个问题恐怕不光是业界人士的困惑,它也考验着这个向来推崇“勤有功,戏无益”的民族的神经。
张春良:是的,当网络游戏带来的社会问题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时,中国网络游戏产业却仍然利令智昏,丝毫没有承担责任的意识。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仅仅只是基于中国网络游戏产业链的现状,同样基于产业发展的横向比较中。
网络沉溺并非无药可解
田炳信:你认为应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张春良:我在研究中发现这么一个现象:在对待网络游戏的问题上,家长是孩子的监护人,而家长的钱通过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孩子购买了网络游戏的沉溺,令自己的孩子受到侵害,却没有一个化解的通道。曾有一位母亲向教委投诉,教委说不属他管辖;向文化局投诉,文化局也说不是他们管;最后到市政府上访,市政府却说她是“刁民”,而网络游戏开发商和运营商是听不到这些利益被侵犯者的声音的。
所以我认为,解决方案之一,应该有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的制定应更多地考虑到利益受侵害者的感受。本来一些中间组织,例如中国网络游戏协会,应该成为产业健康发展的参谋,但现在却成了掏产业钱袋的机构,成了帮凶。网络游戏的巨头们也都已经挺进中央决策层了,他们有很强的话语权。
田炳信:中国网络游戏协会成了产业的附庸,代言人。
张春良:对。其次是要大力呼唤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产业道德感。就像企业要对自身所造成的环境污染负责,要交纳一定的排污费一样,网络游戏开发商也应该拿出一部分资金来,对其所销售的沉溺所造成的侵害负责,给予补偿。
不可否认,网络游戏有其积极的一面,如带动电信的发展,IT产业和动画产业的繁荣,是数十亿元产值的产业,但如果为了这些产业的繁荣,拿2000万网络游戏玩家和260万青少年的未来作为代价,那显然是不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
田炳信:相关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你对将来怎么看,是悲观还是乐观?
张春良:既悲观,也乐观。悲观是许多人对“网毒”的认识还没有看透,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的家庭所做的准备是有限的,是不充分的。乐观的是,同大多数疾病一样,网络沉溺的“剧毒”并非无药可解,只是多数人并没有在观念及行动上建立起一种严肃的心态,这种侥幸的心态导致了现有网络游戏良性管理机制的失效,并最终造成了260万青少年沉溺于网络虚拟世界的现实和更加严峻的发展趋势。但如果我们真正将这些约束机制完善,并有力、有效地加以贯彻实施,相信我们的网络产业、网络文化将真正起到“美教化,厚人伦”的作用,同时也不至于影响到它作为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兴产业的飞速发展。
这是一个英雄改写神话的时代,一个多姿多彩的时代,一个喜新厌旧的时代,更是一个许多人随着网络游戏变老、变丑、变态的年代。
网络游戏是这个年代中的一个亮点、焦点、热点、难点、金点。有人说好,有人说坏。有点神秘,有点暧昧。有人掏上了金子,有人搭上了小命,有人不见了青春,有人成了社会的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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