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语言缺失与哲学无家性毕业论文

[职业规划缺失催生跳蚤族]在Office里活跃着这么一群特殊的人，他们不讲究跳槽中的金九银十规律，也不参考什么淡季旺季的因素，工作想换就换，说走就走。最近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56.1%的职场人士第一份工作不...+阅读

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篇关于身体语言缺失及哲学无家性的毕业论文，仅供大家参考和阅读。

一、哲学的无家性与家庭危机在各种危言耸听的危机的警世之言中，人栖身其中的家庭正在面临危机，已成为不易之论。1989年12月8日第44届联合国大会上，把1994年定为国际家庭年(InternationalYearoftheFamily)，并确定其主题为家庭：变化世界中的动力与责任，以屋顶盖心图案作为国际家庭年的标志;1993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又决定，从1994年起，每年5月15日为国际家庭日(InternationalDayforFamilies)。从这种在世界范围内对家庭的高度关注，足见家庭危机以及由此危机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之广、之深。家庭危机的论调并不新鲜，早在19世纪初，一些学者就疾呼家庭退化，家庭传统价值一去不返。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勃兰特罗素指出，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度里，再也没有像今天的家庭那样混乱和出轨的了。父母对孩子和孩子对父母的爱，可以成为幸福的最宏大的源泉。但事实上家庭未能给予人们的最基本的满足，是我们时代不快乐原因中最深刻的一种。[1]社会学家约翰莱斯比特言：社会的基本建筑构件正在从家庭转变为单独的个人[2]，美国学者克雷什不胜感慨：我们是没有家庭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是一个个被拆散了的个人。[3]面对家庭危机，为数不少的人们坚持认为，家庭必将走向解体。未来的家庭，会演变为以激情取代爱情和亲情的多元组合。然而，不可否认，家庭作为一切文化、一切民族存在的基本形式，曾为人类文明的滋长奠定了坚实基础。原生态的家庭，充满信任、亲密感和不假条件的爱，是一切健全发展文明必不可少的存在方式。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家庭的支撑，人的生存状况会朝什么样的方向演进。如果还没有发现任何一种无与伦比的制度能够取代家庭，就对家庭的未来大放悲歌，无疑是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一种有益的行为方式应该是，致力于寻找和发现导致家庭危机问题之根源所在，检查人们是否曾不公正地对待自己身体和灵魂安顿其中的家庭，以便纠以往之偏失，重新释读传统家庭文化价值，为家庭这个长期以来人之身心的依寓之所的未来，尝试指引一条可供思考的路径，使家庭蕴藏的潜能充分发挥，让漂泊的生命返本归源。在剖析导致家庭危机产生的原因的问题上，学者们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其中多数学者认为，家庭制度的衰落主要归因于，一方面过度强调个体自由平等等民主权利而导致个人主义泛滥，不断侵蚀传统家庭的根基;而另一方面是国家对家庭抚养、教育、养老功能的替代形式的出现，削弱了家庭的内聚力。这两个方面可归因于一点，就是因对个人权利的过度关注，而忽视了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以及由之延伸出的宗族关系的价值。有学者指出制度建设中的弊病。例如美国的T.菲利普斯，在对美国令人堪忧的家庭状况的反思中认为，以往人们的错误在于：现代文化倡导的个性、自由、平等、性解放等观念被引入家庭，以及把传统美化婚姻家庭的文化演变为离婚文化，致使家庭在塑造人格美德上的功能遭受破坏;另有学者以为，随着法权意识兴起，人们追求普遍平等和解放的过程中，视家庭为最大障碍和首先要改造的领域。以致于法律在保护个人权利的同时，也否定了传统家庭的伦理精神，促成个人主义的滋生蔓延。上述见解不乏深刻，为后来注重问题分析而不急于给出结论的研究方式指明了方向。然而，任何制度的产生，都脱离不了其文化之根脉，即一切制度所源出的哲学传统。进言之，哲学和伦理学能否为家庭的健全提供必要的精神资源，从根本上决定着一种文化中家庭价值的取向。肯定、保护和褒扬家庭价值的哲学，会引导出以家庭共同体为基本模式的伦理规范;与之相反，怀疑、忽视，甚至贬低家庭价值的哲学，潜伏着导致家庭陷入危机的重要因素，应为现代社会的家庭危机，以及由之引发的许多重大问题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杨笑思先生在中西文化对比考察中指出，西方文化的缺点，诸如宗教教条、强权邦治、征服自然、破败人类家庭等，皆根源于希腊、希伯来文化一直以来都低估、误解人类的家庭对于人性、人生、人世、人道、人类的意义。这一错误根深蒂固，西方人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西方早期经典《圣经》、荷马-赫西阿德神话等，充斥着败家典型，致使西方主流意识和教育缺乏人类家庭的正面形象。细述一部西方文明史，基本上没有家思想家，家哲学家;没有家庭学、家哲学。家庭价值在道德价值、理想模式难以扮演主要角色。西方人所关切的主要问题，集中在社会、个人、上帝那里。西方哲学正是在个人社会两极语言中建立其对人类生活的评价、人生态度及其哲学体系。这一问题一直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在其文化核心之中被正常化，并被层层掩盖，以致家庭始终处于理论视野之外。而西方哲学的核心部分，即其存在论和认识论，从根本上讲乃是一种无家性(homeless)的哲学。正是哲学的无家性，与人生命息息相关的家庭在精神领域空位，近现代以来，在追求个性自由解放、两性平权的社会运动中，家庭被痛陈为万恶之源，遭遇到种种不公正的批判。由于对人之生命发端的源头缺乏必要的关注，家庭共同体中的人被还原为原子式的个人，又以社会契约把一个个孤独的个体重组起来，再以个人社会两级模式为基本出发点建构伦理学。这样的伦理学进一步削弱了以人的家庭为核心的人类的生存方式，个人要么被理解为离群索居的单个的原子，要么被整合进公共领域的各种团体，原本由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领域共同构筑的生命的完整性被肢解，家庭本身的生存境况进一步恶化。一些末日情结的学者推波助澜，唯恐家之不乱，不顾人离家之后可能遭受的各种凄惨，而欲从理论上把家庭推向深渊。

二、无家性的哲学如何表达人伦与情感西方传统的无家性的哲学，作为其核心的存在论是一种知识存在论，而伦理学则是精神伦理体系。前者是知识的同一性关系，而后者则为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性关系。应该说，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比知识关系更为根本。但是，希腊人的伦理道德哲学在知识论和纯粹精神性的语境下，成为规范学，成为社会学，成为管理学政治学。此时的主主关系，又重新转化为主客关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4]亚里士多德探讨的美德，侧重于研究城邦的公民应具备怎样高深的品质，如大度、机智、智慧等等，这些都显示的是男性的特权，与女性无关，更与家庭无关。亚里士多德所谈论的幸福状态乃是一种好心情、好机遇，精神上的好运气。因此，作为西方哲学之精神故乡的主主关系为核心的伦理，实际上是精神精神的关系[4]。其所体现的是一种男性团体中既无性别成分，亦无长幼之别的兄弟伦理。新康德主义者齐美尔曾指出，西方传统企图建立一种超越男人和女人的纯粹文化，但是迄今为止，除了极少数领域，我们的文化全是男性的。不仅文化劳动的数量，而且文化劳动的方式，都特别依赖男人的能量、感觉和理智;艺术要求、爱国主义、普遍美德和特定的社会理念、实践判断的公正性和理论认识的客观性、生活的力量和神话等等范畴，就其形式和要求而言，看起来都属于人的一般性范畴，但实际上其历史形态完全是男性的。要是我们干脆称这些以绝对面目出现的观念为客观的，人类的历史生活的如下公式就是有效的：客观=男性。一对两极对立概念的意义和价值规定都是彼此由对方决定的。其中一方凸现出来，以至于具有绝对意义，涵盖了整个相互作用的游戏或者说均衡游戏，从而在这些概念中占据了优势。男性不但比女性占优势，而且成了人的一般性，以同样的规范方式支配具体的男性和具体的女性。[5]囿于知识论所追求的纯粹性和普遍性的语境，致使在近代以前，西方哲学在普遍性的意义上谈论爱，几乎未涉及夫妻性爱、父母慈爱和子女孝爱，以及由此推广的对他人和世界的爱等这些具体的爱的主题。柏拉图认为，爱欲是由美的对象唤起的。柏拉图爱的对象是男性青年，而不是女性青年。这种爱欲不停留于某一具体美的对象，而是具体的美的共相。柏拉图说，奴性和愚蠢才把一个人的感情排它地拴在某一个美的人身上。人应把他的爱倾注到普遍的美的大海中。[6]亚里士多德的友爱既包含普遍意义上的爱，又包含具体的爱。他强调父子、夫妻、同一父母的兄弟姐妹、治理者、被治理者的友爱，同时更强调超越血缘、性爱之上的友爱。这种友爱仅限于高贵者的人之间的关系，奴隶、女人和孩子被排除在外。亚里士多德师承柏拉图，旨在建立理想城邦的共同体，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友爱基于希腊词О，即一种普遍的爱，并以普遍的爱为归宿。在中世纪基督教传统，人只有在爱上帝的前提下，才能谈得上爱人爱己。《圣经》经文中言道：凡爱我胜过爱父母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其实质上将人与己当作平等的受造物来爱。中世纪文学作品和诗歌中出现大量表达两性情感内容的浪漫之爱，根据罗素的观点，尽管浪漫之爱成为人们认同的爱的表达方式，但是，浪漫之爱是象征主义手法的爱，不能与性欲联系在一起。因为在中世纪，性和身体被看作是不纯洁的事物。浪漫之爱中的爱成了产生完美的道德和文化的园地。贵族式的情人由于爱情的缘故成了纯洁的人。精神的成分越发占有优势。[7]这表明中世纪的浪漫之爱依然是停留在柏拉图意义上的精神之爱。两性之间虽然情感深厚，但不会产生亲昵行为的欲望，因为这种行为与人类的堕落、原罪关联。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后，人们才认为婚姻应当产生于浪漫之爱。而基于浪漫之爱的婚姻，并不包含承担生儿育女和艰辛劳作的家庭生活内容。在怀疑、贬低和否定家庭价值的主流意识指引下，家庭不再是和谐、幸福生活的源泉，其常被用于工具性分析之需要。例如为了突出理性政治和公共精神而贬低家庭价值，认为在家庭一个人不能对他人产生意义，人只有摆脱家庭的物质生活之累，进入公共领域，通过自由辩论，才能证明自己卓尔不群，生命才不会失去严肃性、神圣性和永恒性。阿伦特就明确指出，虽然爱是人类力量中最罕见的行为之一，它的确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自我展现力量和揭示谁的非凡洞察力。但是爱不仅是非政治的，而且是反政治的，在所有反政治的人类力量中也许是最有力的。[8]在阶级分析的语境，儿童与奴隶没有区别，属于同一等级，他们屈从于权威，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后现代主义那里，家庭、身体和性被功能化，用以批判和颠覆管理、控制和组织人的知识权力话语。20世纪颠覆西方传统知识论的三支重要力量，即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都不同程度地在家庭、身体和性问题上大做文章。但是，他们关注的目标不是强调家庭价值，而是从不同的路径批判知识权力话语。精神分析学之父弗洛伊德就从未认真关心过女人的命运问题，一场未完结的女性主义运动，更是批判甚于建设，她们对家庭的未来没有提供多少建设性的构想，对改进家庭历史和现状贡献甚微。作为一场文化寻根的哲学之旅，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者，满足于分析批判的需要，没有积极地发掘家庭对于人认知世界，对于伦理精神，对于友谊与团结，以及对于自由、民主和世界和平的价值和意义，令人遗憾地绕家门而过。身体语言缺失与哲学无家性毕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