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武士道对儒学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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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武士道和儒学既相联系又相区别。它吸收了儒学中忠义礼信等合理价值内涵，使得武士道得以存在下来，可以说如果没有儒学对其理论的支撑，武士道是绝不会得以长久存在下去的。儒学的异化并不等于儒学本身，儒学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段发展变化的，儒学异化的现象是儒学的发展应当注意的地方。儒学的本质就是“仁爱”，这是它与武士道最根本的区别。

关键词：武士道儒学异化

一、儒家思想对日本武士道的影响

1.儒家思想对武士道“忠”“孝”观的影响——“忠”重于“孝”

武家政权是按照宗族结合和主从结合的方式来进行统治的，武士团是相对封闭的集团，其内部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就是主从关系和家族关系。规范这两种关系的道德观念，便是对主君的“忠”和对亲长的“孝”。“忠”与“孝”无疑都是来自儒家思想的观念，但是，在武士心目中的“忠”与“孝”的内涵，以及对两者关系的认识，却与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忠”“孝”有所不同。

就“忠”这一道德观念来看，中国的原始儒学认为君臣关系不只是臣下单方面的绝对忠诚义务，“忠”是有条件的。孔子虽主张“臣事君以忠”(《论语·八情》)，但是要有前提，即“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论语·八悄》)。孔子还说臣要“以道事君”(《论语·先进》)，即认为“道”高于君主。孟子也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即臣对君的“忠”是以“礼”和“道”为前提条件的。直至汉代的董仲舒才讲“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认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上天安排，是永恒不可改变的，即认为臣对君的“忠”无条件的。

作为日本儒学的“忠”范畴，最具有和汉文化融合的特色。如“忠”具有中国儒学“忠”为“忠诚”的意义，但它又不像中国儒学中的“忠”指对自我良心的真诚，而是强调对自己领主完全献身的真诚;“忠”与中国儒学的“忠”一样，都是用来表示人际关系的，但它又不同于中国儒学“忠”的理智规范性，而更加具有人伦情感性;“忠”与中国儒学的“忠”相同，都是指一种崇高的道德品质，但中国的“忠”主要指“圣人”的道德品质，日本的“忠”则指武士的道德修养。

2.儒学思想对武士道“知”“行”观的影响

中国阳明学大概于16世纪中叶传人日本，17世纪30年代擅变为日本阳明学派。德川幕府后期，封建等级制的链条开始松弛，强烈渴望变革社会现状的是下级武士和市民，他们的理论指南便是阳明学。日本阳明学者或自身是下级武士，或出身于下级武士，这就自然而然地决定了口本阳明学道德观的取向一成为武士。阳明学者强调实功实利，提倡实行重行，而这也正是日本武士的追求。他们以言而不行深为耻辱，以知而必行、即知即行、笃敦践行为武士必备的理想道德。

“知行合一”是阳明哲学形成的标示，为日本阳明学者所钟爱和发展的，也正是这种具有实践品格的“知行合一”说。日本阳明学派出于经世致用、倒幕维新的社会需要，对于中国阳明学的“知行”范畴加以合理地摄取，他们吸取了王守仁的“良知”思想，但却是有改造地加以吸取。这表现在他们用“气”释“知”，这样的“知”就具有了行是知之源、知是行之果的合理性。对于王守仁的“行”，他们也有选择地加以吸取，即抛弃了王守仁视“行”为心之用的观点，而发挥了重行、力行、笃行的思想，将“行”引向实功、实行，强调了行的实践性和致用性。

井上哲次郎博士曾说过：“日本的朱子学和阳明学各有长短，试考德川时代的儒教史，朱子学派中不无伟人，然固陋于腐者颇多。反之，阳明学派中人物，则多有建树者，而固陋迁腐之人几乎没有。可见，阳明学果有陶冶人物之功无疑。”在日本，阳明学者是把“知行合一”、“即知即行”作为一种至善的，即一种精神信仰去追求，尽量从真善美方面去作，因此，他们视“知”为改革社会、经邦弘化的真知识、真学问，认“行”为把这种真学问、真知识，即自己的美好理念，付诸于现实的具体行动。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把“知行合一”与“置生死于度外”作同义解释。

二、儒学异化的原因

武士道内部有三种文化因子一一神道教，佛教，儒学。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归结为儒学的异化，而不是佛教的异化或神道的异化呢?再或者说不能归为其中之一类，而其本身就是个自生自灭，独立自主的道德实体呢?我们来看看日本第一位武士道研究者—新渡户稻造，他说如何评述武士道精神的。他在其传世之作《武士道》第二章的说“佛教给予武士道以平静地听凭命运的意思”“佛教所未能给予武士道的东西，却由神道充分提供了……神道的教义包含了可以称为我们民族的感情生活中两个压倒一切的特点—爱国心和忠心”“至于说到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教义，孔子的教诲就是武士道最丰富的渊源。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以及朋友之间的五伦之道，早在经书从中国输入以前，就是我们民族本能地认识到了的，孔子的教诲之不过是把它们确认下来罢了。有关政治道德方面的他的教诲的特点是冷静、仁慈，并富于处世的智慧，这些特别适合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孔子的贵族的、保守的言论极其适应了武士政治家的要求。继孔子之后的孟子，对武士道也发挥了巨大的权威。他的强有力的而且常常是颇为平民的说法，对于具有同情心品质的人很有魅力。它甚至被认为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危险思想，是反判性的，尽管如此，这位贤人的言论却永远寓于武士的心中。”之后他在第三章至第十一章分别论述了义、勇、仁、礼、诚、忠义、克己等属于武士的德行，显而易见，这些都非常具有儒家文化的底蕴。台湾学者林景渊在其专著《武士道与日本传统精神一一日本武士道之研究》中把武士的德目归结为忠勇、武勇、名誉、礼仪、廉洁、朴素、勤学，这些同样也很具有儒学特色。但最终这些所谓的德目，都被日本军国主义的丑陋性与拙劣性，通通的加以否定了!因此，我们把它以儒学“开始”，以异化“结尾”。

那么，儒学为什么会被异化了呢?这主要是由日本儒学的特点所决定的。日本儒学有两大特点，一是统治思想和统治者相互分离。武士阶层以武道为主，讲究克敌制胜以力服人。而儒者是文士，比道德文章为主，讲究以德服人。在武家政治中，虽然武士利用文士为其统治服务，但作为统治阶级的榜样的作用还是存在的。因此，这就有可能导致知行分离，形成“外儒内武”。人们表面上讲仁义道德，而内心向往的是以力制人，这就与儒家的根本思想相违背，使儒学徒流于形式。这和中国的儒学不一样，中国的科举考试使儒者能够进入仕途，从而使他们能把生平所学用于国政当中。最终历史的发展恰恰证明了日本国民性的这一特点。日本军国主义在近代史上所表现的野蛮，残忍和非人性的一面都是对武士道的莫大讽刺!

三、武士道对儒家异化的表现

1.对忠孝观的异化

中国早期儒学刚传入日本之时，汉唐训话学(经学儒学，下同)又以身份来区分孝，断言天子之孝就是统治国家并主张臣之孝应同忠君相统一。国家为“公”，家族为“私”，可以说，虽然汉唐训话学是以“父子天合”、“君臣义合”的理论为基础，但到秦汉帝国以后，为了适应加强国家权力的需要，也在谋求对思想的整顿。不过，当对君之忠与对父之教发生矛盾时，把孝作为“私”加以否定，把忠作为“公”加以绝对化的思想，在当汉唐训话学中是绝未产生过的。

笔者认为，既然儒学是以家庭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伦理道德，那么“孝”肯定是要优先于“忠”的，先有家后有国，“忠”是由“孝”推演出来的，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国比家重要，但是不管是从历史的发生顺序，还是逻辑的目的性上看，家都是国家存在的前提。日本儒学此种本末倒置的思维方式，必然会强化日本民族非人性的一面，人性中最美好的亲情，竟被武士道放在二流的地位。反观现代日本社会形形色色的事件的背后渊源，未必就不是这种思想的延续。

2.对生死观的异化

生死观上：中国儒家重“生”，《论语》中：“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儒家最高经典《周易.系辞上传》：“《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中国的文人士大夫基本采取积极有为的姿态去解脱生命的悲剧。

武士道的产生，使日本成为重“死”的民族。日本武士道修生书《叶隐》中有句名句“武士道即通往死亡之道”武士的职责就是效忠，用刀吃饭，他们在战场上拼杀，出入于生死之境。不可能不去考虑生死的玄理。武家政治成立之初，禅宗广受尊崇，莫不是禅宗能很好的解决生死的问题，而使武士面对死亡时泰然自若。“隆死”是武家社会的传统，日本武士的切腹行为是对他们生死观很好的诊释，《太平记》乙书中统计二千六百四十名自杀身死的武士中，以切腹自尽的就有二千一百五十九人。

在道德方面，日本“允许自杀”—“赐死”还成为日本封建时代的一种“宽刑”。“赐死”沿于中国的唐律，即罪者可以不在刑场上处死，而在自己家中自杀，死者的名誉和尊严可以由此得到维护，“赐死”是一种恩典，为日本武士所追求。由于日本是个生存空间极为有限的岛国，历史上又屡遭火山地震的毁灭性打击，日本民族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一种悲观宿命和无常的观念，一切美好的东西，一旦遇到突如其来的灾难，顷刻之间都会化为乌有。日本人崇拜樱花，将樱花比喻引喻一个人的一生，认为人就应该像樱花那样在生命最璀璨的时候发光发热，也应该在生命最辉煌的时候寻求死亡。

3.对义利观的异化

贵义轻利是儒家正统的价值观，在古代儒者们看来，尽管利有义所不可取代的功能，但相对于义而言，两者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惟义才是主体活动的目的本身。

武士道把儒学生死观中，重生的性质，改为尚死，以死为解脱的手段。同时价值观也发生了歪曲，使文明中包含野蛮，开放中包含保守，利要重于义，导致人性的歪曲。最后是使儒学传统的“内圣外王”，变得是剩外王了，格物，致知之后就是治国平天下，中间的正心，诚意，修身都统统一越而过了，把必然导致它是个天生强壮而又畸形的一个丑陋的东西。

儒学的异化不等于儒学本身，有儒学的影子，但其之含“恶”远超其所包含的“善”，因此我们应坚决唾弃武士道!

参考文献

[1]新渡户稻造，张俊彦译.武士道[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版

[2]吴光辉.传统与超越:日本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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