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仰在整个社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FANWEN51的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一篇关于政治信仰的论文，希望对大家有用。
导读：政治信仰作为社会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核心，在整个社会意识中起着统帅作用。苏共政治信仰危机主要体现在其二十八大文件中：否定马列主义指导， 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放弃政党的领导地位，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和现实和会主义制度，实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最终导致苏共亡党;其原因主要是党内存在大量非马克思主义者、特权阶级的形成、改革的失误、没有底线的“公开性”等。
关键词：政治信仰，苏共败亡，政党建设
政治信仰作为社会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核心，在整个社会意识中起着统帅作用。它是一种社会制度存在的基础，政治信仰的坚定往往是社会稳定繁荣的象征，否则社会便发生动荡甚至变迁。苏联这个具有70多年历史，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已经是拥有核武器，曾一度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突然解体了。笔者认为，其深层次原因就是大多数党员政治意识的核心——政治信仰发生演变的结果。
一、苏共政治信仰危机的主要表现：
共产主义信仰在十月革命及苏联建立以后逐步确立，在以后的各个时期苏共对政治信仰问题都进行了探讨，但在斯大林时期，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使党内思想僵化，特别是在斯大林逝世后，共产主义信仰在苏共党内逐步扭曲，长期得不到解决;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越来越严重，再加上戈氏的激进式改革使危机四伏的苏共政治信仰完全崩溃。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及其他各项决议是苏共政治信仰完全彻底转变的根本标志。
(一)否定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苏共在二十X大指出，苏共“以马列主义理论来武装”，马列主义在“精神生活中占统治地位”;1988年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使戈尔八乔夫的“新思维”变成党的决议，戈尔八乔夫带头否定和修正马克思主义，提出并论证了人道主义的本质，提出“未来社会就是实实在在的人道主义”，建设这样的社会正是“改革的主要目标”。到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正式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共的实际政策和实践纲领。二十八大文件不再提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而只提“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同时提出意识形态多元化，“坚决放弃意识形态领域的垄断主义”，实行新闻自由。
(二)逐步放弃苏共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改变苏共的性质。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苏共纲领新修订本》还强调苏联共产党是“苏共社会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肯定苏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苏共二十X大文件虽然说苏共“已成为全民的党”，但还指出“就其阶级实质和思想体系而言，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党”。在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放弃了苏共是苏联政治体制的核心的说法，而只讲“苏共是社会的政治先锋队”，会议还强调要区分党和国家的职能，使一切权利归苏维埃，不提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权问题。而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却不再提苏共是社会的领导力量，而强调苏共同其他政党、社会团体是平等竞争合作的伙伴关系;不再提苏共是“工人阶级的党”，认为苏共既是先锋队，又是议会党。
(三)无限制的实行民主化、公开化，否定苏联历史，否定现实社会主义制度，逐步转向对西方社会制度的认同。戈尔八乔夫上台以后掀起了对斯大林的新一轮批判，自1987年戈尔八乔夫提出在历史领域不留空白点的号召后，全国掀起了一股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历史的狂潮。1990年7月，戈在苏共二十八大上严厉批判了“斯大林一伙的罪行”，并几次声明要抛弃“斯大林特权体制”。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提出否定传统政治体制，要根本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戈在报告中认为，“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形成的政治体制，已严重变形了”，这个体制“口头上宣扬民主原则，实际上却是独断专行;讲台上宣扬人民政权，实际上是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大谈民主制度，实际上是践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准则，缺乏批评和公开性”。因此，会议决定要根本改革这个体制，并大力倡导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二十八大文件说“社会主义原则被歪曲了”，形成了“官僚命令制度”，“极权官僚制度”，造成了“使人脱离所有制和权力的新形式”，导致了“专横和无法无天”。对于苏共的目标，改为“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形成“自由公民的社会”。
关于政体，苏共二十X大文件主张要完善议政合一的苏维埃制度。苏共二十八大文件提出要“把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同议会制的好处结合起来”，认为西方“三权分立政体对于管理效率来说具有关键意义”。应该指出的是，戈尔巴乔夫提出“全部权力归苏维埃”和从苏维埃到三权分立，实际是削弱党的地位和作用的两个重要步骤，同时又成为反党对抗社会主义和民族分立分子争夺权力的有利时机。
(四)放弃实现共产主义是苏共的最终奋斗目标，而强调苏共的理想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苏共二十X大通过的《苏共纲领新修订本》虽然继续保留了苏联“已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提法，但在目前阶段的纲领和奋斗目标的提法上，则完全不提“向共产主义过度”，也不提“发达社会主义”，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则完全不提苏共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而强调苏共的理想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二、苏共政治信仰危机的后果：
(一)从苏共的纲领可以明显看出，苏共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抛弃了马列主义原则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仰，改变了自己的性质，向社会民主党方向转变。随后，苏共上层精英大多都放弃了社会主义理想，只有少数人相信社主义。在一次针对苏共上层精英是否保留苏联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调查中：9.6%赞成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12.3%赞成民主社会主义;76.7%赞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取其他态度的占1.4%，而同一时期即1991年5月进行的民意测验，抽样人口中，10%赞成改革前的社会主义，36%赞成更多民主的社会主义，23%赞成瑞典式的社会主义，只有17%赞成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因此，没有任何依据证明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是人民的意愿。在是否保留苏联的投票中，大多数人民也是赞成保留的。这与苏联上层精英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高层精英大都赞成资本主义。这无疑说明苏共的败亡是苏联领袖及上层精英自取灭亡的，是他们的信仰危机导致人们思想的混乱，使敌对分子趁机夺权，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二)政治改革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和现实社会主义制度，搞“绝对民主化”和“没有限度的公开性”，为对抗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和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改革以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的破坏，据此，提出民主化和公开性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而且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也决定了政治上必须坚持民主和公开，但是任何民主和公开都是有限度的、有条件的，戈尔巴乔夫正是在这一点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论，在实际执行中变成了不分是非标准的绝对民主化和没有限度的公开性，从而由改革的形式变成了对抗社会主义借助的工具。发表论文。在苏共自贬历史和改造整个社会大厦的引导下，掀起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和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浪潮，导致社会全面混乱和动荡。对抗社会主义思潮大肆泛滥，非正式组织迅速发展，民族分立分子活动猖狂，它们全盘否定斯大林，反对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把改变苏联社会制度作为自己的目标。以大民主的形式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导致理论界的混乱和社会舆论的失控，马列主义理论受到极大冲击，社会主义的形象被严重扭曲，信仰危机成为现实，社会主义的凝聚力丧失。
(三)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的严重的信仰危机，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一步步走向了终点。领导集团政治信仰的改变表明党自身正在进行自我否定，意味着由这种信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了合理性，必然导致掌权的上层采取行动改变现行的社会制度，苏联剧变不可避免。由于党的二十八大放弃了党的领导地位，使政治权利开始从党向苏维埃转移。1990年3月召开的第三次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对宪法进行了修正，废除了党的领导权利。自此，苏联政治体制的心脏——共产党的领导，被“摘除”了。
亡党必然亡国。“8.19”事件后，苏联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1991年12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最高领导人宣布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并签署了别洛韦日协定。该协定意味着旧联盟条约的终结，是促使苏联迅速解体的决定性步骤。12月21日，11个独立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签署了关于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的议定书和《阿拉木图宣言》，苏联解体了。
三、苏共政治信仰演变的原因：
实际上，党的高层领导人政治信仰变化是不难理解的，历史的发展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必然是所谓的“60年代人”上台执政。这些人自身的一些特点极易导致他们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抛弃。
第一，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他们本来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在改革遇到种种困难和障碍之后，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必然要抛弃原有的信仰，背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所起用的人中相当一批具有强烈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麦德韦杰夫等，他们把戈尔巴乔夫视为“整整一代的二十大的儿女们”的代表。这些人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曾一度担任苏共中央意识形态书记的雅科夫列夫，他通常被看作是“改革之父”和“新思维”的主要倡导者。雅科夫列夫在书中写到：“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就是一种打着科学幌子的新宗教，它只是从科学那里借用了一些名词术语。”“我们曾试图为建立真正的宗教和确立真正的耶稣而破坏教堂，但同时我们已模模糊糊的感觉到：我们的宗教本来就是错误的，我们的耶稣是假造的。”正如一些法国记者所说，在苏联，反革命的中心就在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即苏共中央。
第二，作为社会上层抛弃原由的政治信仰是由其所处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发表论文。在勃涅日列夫时期，党包办一切事务以及任命制使干部选拔任用和施政过程中失去竞争和监督，造成干部素质下降，导致党的干部数量不断增长，使得苏共党内逐渐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以严格的“官本位”和等级制分享各种特权，按级别来分配信息资源;生活待遇按党内职务的高低来区分，党员应享有的平等和尊严遭到蔑视和愚弄。享受特权的官僚们背弃了革命理想，单纯的追求权利，根本不关心党的前途和命运，对党的决议和号召敷衍了事，对人民群众的疾苦视若无睹。除了有明确规定的特权之外，勃涅日列夫时期苏共的腐朽呈现弥散性扩散的态势。腐朽现象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大肆贪腐、盗窃和侵吞国家公有财产，即所谓的 “谢洛克夫”现象。在政治领域，腐朽现象与干部任命制相结合，表现为有组织的结党营私、官官相护现象。
这个集团的社会地位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并没有改变。从1987年开始，随着苏联很多部委开始转轨和改制，既得利益阶层通过权利支配国家财富，对国有资产进行隐性占有。这些特殊的利益集团在社会中所享有的优越地位不但很容易使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蜕化变质，而且也使一部分本来就无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人为了个人仕途和利益混进党内。这些人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当获得共产党的权利能带来利益时，他们就拥护社会主义;当占有资本能带来更多的利益时，他们就毫不犹豫的甩开共产党，把自己改扮成民主党派。”政治信仰的变化，必然导致掌握权利的上层采取行动改变现行的社会制度，在主观上蓄意背叛社会主义，最终导致了苏共的败亡和苏联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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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戈尔巴乔夫没有底线的“公开性”和苏联历史被彻底否定，导致苏共自身和全社会的思想混乱，产生严重的信仰危机。俄文中的“公开性”一词既有通常所说的知情权的意思，又有党和政府的政治活动公开的意思。戈尔巴乔夫对公开性做了解释：“选举出来的机关和领导人必须公开活动，让群众都能看到。”戈尔巴乔夫十分重视发挥公开性的作用，甚至设想把公开性作为西方多党制的代用品。但戈尔巴乔夫对公开性的积极作用过于迷信，没有设置舆论公开的底线，在改革中对反对苏共领导地位的媒体和组织放任自流。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口号下，掀起了重评斯大林的活动。传媒则把揭露斯大林时期的阴暗面作为吸引读者的手段。而右翼势力趁机推波助澜，掀起了一股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浪潮。由于公开性缺乏必要的底线，造成全党全社会思想混乱，产生了严重的政治信仰危机。这是苏共改革失败乃至亡党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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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理想主义，缺乏对国情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困难估计不足，使改革的效用与人们的期望值差距太大，造成全党全社会对社会主义改革的失望，从而导致苏共自身的信仰危机。苏共二十X大提出的“加速战略”是苏共领导层80年带初苏联经济濒临危机的边缘提出来的，试图以经济增长来缓解面临的政治信仰危机，但“加速战略”实施以后，苏联经济非但未能加速，反而停滞更加严重。1986年——1988年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仅为2.8%，比改革前的3.2%还要低，在1988年经济改革停止后，经济发展的形式急剧恶化。导致全党全社会的不满和严重的信仰危机。
四、苏共政治信仰危机及崩溃对我们全党全社会的启示：
纵观政治信仰与苏联剧变的历史过程，政治信仰危机是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苏联的政治信仰危机在几十年的苏联社会发展中一直没有化解，尤其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戈尔巴乔夫个人的作用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最后灾难性的导致了苏联剧变，其历史教训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苏联政治信仰告诉我们以下道理：
1、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保持政治信仰的科学性。长期以来，苏共领导人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识，不能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导致一度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简单化的理解，造成人们思想上的落后、僵化，最终导致信仰危机。因此，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不断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承认它的某些论述及观点已经过时;另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方法和思维逻辑，吸收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果，对处于当今时代下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进行研究和分析，得出新的科学结论，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既要符合真理、科学的本性，是“对的”，又要符合信仰价值的本性，是“好的”，这样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融合在本国建设实践之中，同时又通过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辉煌成绩来展现马克思主义在具体条件下的强大生命力。只有如此，我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的政治信才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邓小平曾意味深长的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中国革命搞不成功。”“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是背叛，就会葬送社会主义;同时，要敢于讲老祖宗没说过的话，要有创新。
2、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不断加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成功的社会主义实践，来加强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识，加强全党全社会的共产主义信仰。
苏共政治信仰危机和意识形态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导致苏共自身和人民群众失去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同，从而导致政治信仰危机的。因此，他告诫我们：在新时期，我们党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并不断的进行理论创新，以此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真正让广大干部群众认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
3、继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苏共政治信仰危机的产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自身思想建设出现问题，直接导致其信仰崩溃的是意识形态工作。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不仅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建设性措施，而且还犯了根本性的错误，这就是实行了没有底线的“公开性”和多元化的方针，最后出现全盘否定斯大林和苏联历史的错误行为。造成苏共自身和全社会的思想混乱和信仰危机。可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是我党应吸取的经验，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显得尤为迫切。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进步，但也要清醒的看到各种价值观念、社会思潮以及腐朽的思想文化，还在侵蚀和损害党的肌体，信念动摇、组织涣散以及腐朽问题在个别地区和部门，在一些党员和干部中，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给党的建设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加强全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提高广大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这对于保持我们党的先进性纯洁性，防止和抑制腐朽的思想文化侵蚀。有效地进行信仰重建和反腐朽斗争，是极为重要的。加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要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章、党纲、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定党员干部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信念，使党员干部在政治上有明显的进步，思想上有明显的提高，作风上有明显的加强。
4、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全面提高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的素质，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班子建设。苏共领导人自身和广大党员干部出现严重政治信仰危机的关键因素就是苏共自身组织涣散，党员干部素质不高，特权阶层作怪的结果。这一事实再次告诉我们党要不遗余力的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当前，我们必须看到：党内和干部队伍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思想政治素质不高，政治上还不成熟，政治信仰不坚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形式主义，甚至以权混私，腐朽堕落等等。这一切都要求我党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教育，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党员和干部的头脑，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干部的政治素养和科学文化水平，同时改进领导班子建设，全面贯彻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选拔任用“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的优秀干部，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5、正确认识“公开性”的问题，改善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随着社会控制的松动和人们利益要求的多元化，人们的思想倾向和意识形态的多样化是必然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应逐步实现政务公开，保证社会舆论自由和公民言论自由，以利于人民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并对政府进行严格的监督。但是任何国家的政治公开性都是有底线的，特别是社会和政治正在转型的国家，必须对不利于人民团结的煽动性言论和舆论加以限制。同时，执政党要搞好自身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坚持原则性的同时，尽量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并探索有效的政治社会化措施，实现政党意识形态对社会意识形态的领导。
6、坚持不懈地深入开展反腐朽工作，防止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如前所述，苏共的灭亡在很大程度上是党内依靠化公为私而非法致富的权贵阶层所致。党内权贵阶层缺乏基本的政治信念与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不仅成为发展党群关系、赢得民众拥护的障碍，而且权贵阶层在改革的关键时刻，必然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背弃党。党内权贵阶层或既得利益集团的形式和特权腐朽现象是分不开的。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同时，必须坚持不懈地深入开展反腐朽工作，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防止党内腐朽分子羽翼丰满，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左右党的政策，毁坏党的事业。
总之，综观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领袖和政治精英们政治信仰危机产生的过程和结果，启示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领袖及苏共自身政治信仰危机的出现是导致苏共亡党的深层次原因，对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深入改革开放时期的我党来说无疑是一次很好的政治理论课和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伟大洗礼。衷心希望我党能通过这次洗礼继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使共产主义信仰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更加坚定，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参考文献：
[1] 孟迎辉 《政治信仰与苏联剧变》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6月第1版
[2] 朱昔群 胡小君 《苏联民主化改革失败的教训》 人大书报资料中心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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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田克勤 《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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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信仰与苏共败亡的政治毕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