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多维视野下的新世纪外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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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世界文学发展史,自然包括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已经翔实证明文学即审美的“人学”,其本质是人类对生活历程与时代变迁的审美反映,同时也是认知自我发展和成长的艺术化观照。由是观之,无论中国文学史编写抑或外国文学史编写,均不能离弃“人学”灵魂和“审美”原则。基于此,构建当代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无疑是一项特殊重大而历时较长的“审美人学工程”。这项工程和建立“以人为本”、“以我为主”的中国“外国文学学”有密切链接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必由之路。事实如此,只要我们牢实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科学发展观等”)的基本特征,遵循“承接——超越——创新”的规律,勇攀学术高峰,我们一定会有属于中国、形成自己体系的外国文学史;它将通过世界文学的比较性和比较文学的世界性,充分表达“中国心”、“文学情”和“世界爱”。关键词:多维视野外国文学史中国特色怎样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新模式,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成为人们多方面深切关注的学术前沿问题,并迅速发展为文学审美教育探讨的一个热点,众多坚持文化操守原则、锐意求新的外国文学工作者,更是把它当作创立中国“外国文学学”的带有战略意义的课题来考究。1999年10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在上海召开第六届年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前所长吴元迈研究员,在报告“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50年”中明确指出,“外国文学学即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还没有很好开展,而它对吸取百年以来外国文学研究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对外国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吴元迈13)。在大会主题发言“关于中国人编写外国文学史的几点思考”中,我曾强调,从回顾与展望两方面研讨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编写策略是“当务之急”,同时提出了梳理或撰写建国60年来中国外国文学史的“编纂史”的良好愿望。无可置疑,如欲应对“当务之急”,务须认真重评既有的外国文学史主要模式,经过几组矛盾的辨识和论证,最后推出关于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建构“方案”,这是必由之路。是否适时而实用,特此向专家学者请教,征求广大读者的批评意见。

一、重评外国文学史主要模式和正确处理几组矛盾关系巡视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及外国文学史编纂进程,显而易见,前苏联文学史观和西方文学史观在不同时期均对我国的外国文学史建构,产生过重大而深刻影响,积极促进和消极延缓作用并存。叶水夫等研究苏联文学的专家学者关于苏联文学史观的得与失已有不少评述,似不必重复。这里重点讲评近几十年西方文学史观“为我所接受”的简况,这是我们研讨已见的中国的外国文学史模式、以及如何处理外国文学史编写中的几组“矛盾关系”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重写外国文学史的呼声日益高涨,国内学者、文学史家、文评专家把目光转向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史观,如果我们把姚斯的接受美学称为第四类,那么后现代主义奉行的就是第五类文学史观。有人指出,后现代文学史观也有其可取之处,此言不谬,后现代文学史观强调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在重视文学史的规律的同时必须还文学的历史性,写文学史必须以史学理论为基础。后现代主义史论的基本观点就是应当恢复理论的批判本质,即对过去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进行审判,不能照搬照抄,要用批判的眼光进行重新审视。我认为这种文学史观有道理,也就是说要进行再思考;这不是再次或重复思考,而是思考的超越,要有新的认识,新的发挥。后现代主义当然也有缺点,有虚无主义倾向,它否定一切既定理论,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论。我们虽然要警惕后现代虚无主义的倾向,但它的确也不乏可以借鉴的地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确实推动了西方文学史的发展,对我国重构外国文学史也有着启示作用。重审、再议、深思过去是为了突显现实的需要,要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自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的原则,消除后现代主义否定一切的消极因素。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有一部经教育部推荐的由老中青学者三结合编写的《新编欧洲文学史》(上中下)问世,这是时代进步的需要。这部文学史是在杨周翰等40年前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上下)的基础上修改的,虽然前后两部没有多大变化,但是后者克服了弗里契的影响。较之于旧《欧洲文学史》,它最大的变化不是体例的变化而是观念的变化。祛除了庸俗社会学的观念,纠正了先前单纯的阶级分析法,加强了文学分析法。这可谓是西方文学史观对我国文学史编写产生影响的一个具体表现。话说到此,自然会联想到有些西方的文学史观可作参考材料之说,事实上,我们不能忽视从法国的斯达尔夫人到丹麦的勃兰兑斯,从苏联的季莫菲耶夫到斯洛林,他们的文学史著作和文学史论对我国外国文学史研究的借鉴和启示作用。不仅西方文学史家的编著一贯坚持“以文学史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的文学史观,我国很多的外国文学教程基本上也借鉴了这一文学史观。在叶水夫主编的《苏联文学史》(1993,我国专家学者自己撰写的第一部大型苏联文学史著作)以及王佐良、何其莘合著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1996)中,均可见出上述文学史观的影响。另外,其他国别文学史对我国文学史研究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我们已知,北大教授吴达元编写的《法国文学史》对我国影响很大,但是这部著作是以法国文学史家朗松的《法国文学史》为蓝本写的,哲学性很强,文学性相对较弱。英国莫狄·勒樊脱的《英国文学史》在我国建国前后也很有影响,这本文学史的翻译本曾作为南开大学解放前中央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材,在美国高校也作为教材使用。勒樊脱认为文学本身是个活跃的东西,也就是说文学是动态的,有启示性的,因此,有人提议要写叙事性的文学史,是为了疏通文学史,突出文学史的文学属性,但是难度很大,应有较长的反复实验的过程,目前还没有出现叙事文学史。德国梅耶尔在1954年出版的《德国文学史》和梅林的《德国的文学论》、《作家作品论》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精神,在我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最后,关于西方文学理论全球化扩展到我国的现象,可以联系世界文学来加以思考,这在我国的影响也很深远。构建多维视野下的新世纪外国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