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士人“狂怪之风与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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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士人之狂怪行为明代士人的狂怪习气，必然促使这一群体具有某些共同的行为特征，这些行为特征也使得他们有别于当时行为“正统”的士人。

(一)服妖。冯梦龙在《古今谭概·怪诞部》“异服”条记载：“进士曹奎作大袖袍，杨衍问日：‘何须此’?大奎日：‘要盛天下苍生’。衍笑日：‘盛得一个苍生矣’。今吾苏遍地曹奎矣”。(曹奎的奇装异服在当时显得与众不同，故而杨衍有此一问，而冯梦龙的“今吾苏遍地曹奎矣”一句就点明了当时着奇装异服的人数之多;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把这种奇装异服的行为称为“服妖”：“(张献翼)至衣冠亦改易，身披彩绘荷菊之衣，首带绯巾，每出则儿童聚观以为乐”，“同时吴中有刘子威，文苑耆宿也。衣大红深衣，遍缡群鹤及獬豸”，“此皆可谓一时服妖”杨慎“胡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门生舁之，诸妓捧觞，游行城市，了不为忤”·。杨慎的打扮更为“新潮”，竟然作女性发式，且涂粉插花。这一群体的行为方式不可不谓特立独行!

(二)骂座。狂怪的习气，使得这一群体的行为也显得与众不同，最突出的表现就在“骂座”这一行为上。如郑琰，“琰，字翰卿，闽县人”，“新安富人吴生，延居幸舍，以上客礼之，翰卿醉则唾骂主人，呼为钱虏”。叶之芳也是一个好使酒骂座的狂怪之人，“之芳，字茂长，无锡人。以能诗出游人间，好使酒骂座，邹彦吉与之同里，缪相延重，而心殊苦之”。叶的使酒骂座的狂怪行为让同里好友邹彦吉感到非常的苦恼。作为同里之人来讲，邹彦吉的遭遇还算是好的。魏冲连同里之人都不放过，藐视里中儿，以为粪土狗马，惟不得践而踏之。”魏冲狂妄得把同里中人看作“粪土狗马”，恨不得践踏他们;相同的还有李至清，“遇里中儿，辄熳骂，或向人作驴鸣，日：‘聊以代应对耳’。里人噪而逐之。” (其狂怪之行，使同里之人不能相容!

(三)大言。狂怪之人，必定自负其才，且往往通过言语的自我夸赞来突显自己，这也是狂怪之人的一个共同的行为特征。如唐时升，“时升，字叔达，嘉定人”，“酒酣耳热，往往捋须大言日：‘当世有用我者，决胜千里之外，吾其为李文饶乎”唐时升将自己比为唐朝的名相李德裕，其狂可知;更加狂妄的还有吾谨，“吾谨，字惟可”，“谨天性机警绝人，倜傥为任侠，好奢负奇傲世，谓天下才无如己者”类似的人还有很多，如胡应麟“归益自负，语人日：‘弁州许我狎主齐盟，自今海内文士，当捧盘孟而从我矣’，众皆目笑之，自若也”，胡应麟也是狂妄得瞧不起同时的文人，认为他们皆不及己，只能跟随他的方向走。

(四)自负其诗。文人的狂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行为表现，那就是对自己的作品非常自负，常认为时人无有出己右者。“本朝布衣以诗名者，多封己自好” “岸然以文章自负”，“诗高自位置，时人莫许之”，就点出了时人自负其诗的狂怪习气。如程汉，“汉，字孺文，歙人。生性简傲，目斜视，须发奋张，见人辄自诵其诗”-…，程汉对自己所作诗歌的满意表现，简直达到了疯癫的程度，有甚而过之者，如林世壁，“尝游鼓山，赋诗云：眼前沧海小，衣上白云多。鼓掌狂笑，失足堕崖而死”，林氏自负其诗的习气竟使他丧命!又如丰坊“尝要邑子沈嘉则，具盛馔，结忘年交，相得甚欢。或间之日：‘是尝姗笑公诗’，即大怒，设醮上章，诅之上帝，所诅凡三等：一等皆公卿大夫有仇隙者;二等则布衣文士，嘉则为首;三等鼠、蝇、蚊、蚤、虱，其狂易可笑”。丰坊一听别人离间，认为沈嘉则讥笑其诗，即绝交，且做出一系列的狂怪之举。

二、士人狂怪之缘由

(一)激愤而狂。许多文人的狂怪习气，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往往是在现实社会中遭遇某种挫折和打击，或抱负不能施展等原因造成的。如张献翼，“吴中张幼于献翼，奇士也。嘉靖甲子，与兄风翼伯起、弟燕翼浮鹄，同举南畿试。主者以三人同列稍引嫌，为裁其一，则幼于也。归家愤愤，因而好怪诞以消不平，晚年弥甚”。。张献翼本来凭自己的才学能够金榜题名，但由于主考官担心三兄弟同时榜上有名会招致麻烦，因而只好黜退张献翼。张氏在受此打击后，竞以怪诞之行为来排遣自己心中的不平之气，由此具有了狂怪的习气。另一文人沈嘉则“每酒三四行，微醺，朗吟李白诗，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好衣绯衣，舆二三曹，偶居长林之下，或白日行游市中，市中哗谓绯衣公来。至观者如堵，先生自若也”川，对于沈嘉则这种狂怪行为的内因，屠隆认为是“盖畴昔奇抱，郁不得展，非孟浪也”’，就点出了沈嘉则是因为自己的抱负没能得到施展，因而郁郁成狂。而屠隆自己也是因为“晚年一无所遇，为大言以自我安慰而已”;张时彻为丰坊作序时就点明了丰坊的狂怪是由于激愤的原因，“旁若无人，罕所顾忌。知者以为激诡，而不知者以为穷奇也”-…’。

(二)受习气影响而狂。明代中后期，很多士人“案无帙书，时时落笔，吟啸自得，而好弹射他人有本之语，口舌眉睫，若天生是属啮吠人者，这就是当时士人好弹射他人的狂傲习气的生动写照。了解这一习气后，我们就不难明白当时为何有那么多的士人有着“使酒骂座”这一狂怪的行为习惯。王世贞在给王文肃的信中也提到了当时很多士人因受这一习气影响而形成的各种狂怪行为，“近日风俗愈浇，健儿之能详伍者，青衿之能拷堂者，山人之能骂座者”。沈德符把这些受风气影响而行为狂怪的士人归为“愚妄”类，认为他们不学无术，又受当时风气影响而狂怪是愚笨的狂怪。如陆伯生“名应阳，云间斥生也，不礼于其乡，，“然其才庸腐，无一致语。时同里陈眉公方以盛名倾东南，陆羡且妒之，詈为咿哑，闻者无不匿笑”。陆伯生自己本无才学，但受当时狂妄之风的影响，竟然敢骂当时鼎鼎大名的陈继儒为“咿哑小儿”，无怪当时士人无一不讥笑其为人的愚笨狂怪!

(三)恃才而狂。士人的狂怪，有很多是因其自身有着真才实学，不愿受传统的“中庸”之道的行为规范的约束而表现出来的“狂怪”，这类人的狂怪与上述的愚笨而狂的士人有很大的不同。如林世壁“世壁，字天瑞，闽人，尚书康懿公之冢孙也。生而善病，高才傲世，醉后挥洒，千言立就”。林世壁虽然“高才傲世”，狂放不羁，但其自身有着出众的才华，其狂也能让人心服。又如吾谨“有司阅文奇甚，则又试五马赋，立就。奇气翩翩横出……计京师业，睥睨天下士，自负举首……时父故人为相”叭，但当其父的友人去见他时，吾谨竞自负其才，认为自己必能高中榜首，因而不屑与之见面。使得其父的友人乃大怒日：“此吾故人子，负才狂诞”，因而不让吾谨中榜首，认为这种恃才而狂的文人一旦得志则“上第当益狂，以故才虽高竞不得魁”。这类恃才而狂的文人最后往往也是因其自负其才而尝尽苦头，终其一生，其才也难以施展，因而也会走向更加狂妄的极端。

三、明人论“狂”魏晋士人的狂怪任诞风气对后世文人的习气影响很大，明代士人也是这一风气的接受者。如“狂士”李贽，他在其《初潭集》中大量记载了魏晋士人之桀骜不驯、不旨折节的故事，并一一评述，或评点“卓和尚是”，或日“似李卓老”，通过对魏晋士人狂怪习气的赞赏，从而问接地表达了他对于狂怪的赞赏态度。如“阮修，字宣予，陈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见俗人，时误相逢，即舍去” 。对于这样一位狂傲的文人，李贽评日：“似卓老”，引以为同调。又如“张彦真好学博闻，而任情不羁。意相合者，则倾身与交;如志好或乖，虽王公大人，终不屈也。”对于士人狂怪风气的其它态度，在明人文集中也有着大量的阐述。如王世贞评杨慎的狂怪是因其“特是壮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是比较同情的态度。又如对于狂人吾,一勺记载，屠隆评日：“谨负才气，好上人，…不得志于举首，则愤闷不平，决去高逝，甘于沦落田间，嗟谨为豪举过甚矣。然谨才岂可少哉。故人始屈抑，谨良是其后，乃竟听其沦落。嗟乎，天既天谨，又泯没其文，令不传，余深,惜之……传其文，第为之论著如此”“。屠隆认为吾谨狂放过甚，吾谨后期的狂放，在屠隆眼里看来等同于自甘颓废沉沦，认为这种狂放的行为不可取;但他又认为，如吾谨这样的狂人，“其才岂可少哉”，是由衷地赞叹这类狂人的才华，是以不忍“泯没其文”.为之记，使其流传。如果说自身就有狂隆习气的屠隆对于士人狂怪行为的态度是比较复杂，有所保留的话.那么.那些行为比较“正统”的人对于狂士的狂怪行为则是比较厌恶的，如对于丰坊的狂怪行为“所至人畏而恶之”：维帧“又好使酒骂瞪，人多而上之”;对狂生李至清“里人噪而逐之”。士人的狂怪行为易于引起周围人的反感，甚者招致牢狱之灾或杀生之祸，如狂生嵇元夫，“元夫，字长卿，吴兴人。少起贵介，放迹不羁，为乡曲所中，坐法下狱”。试论明代士人“狂怪之风与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