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趋势下行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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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速下行趋势进行分析认为，一个经济体的增长取决于三个变量：要素禀赋、给定要素禀赋和要素生产率。

短期刺激政策的标准取决于该政策是否能够有效地提高需求水平，特别是增加就业机会;是否有显著的正面溢出效应;尽可能减少对其他部门投资的挤出效应。

从长期来看，依靠改革来完善市场、使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利用是更好的选择。

关键词：经济增速;要素禀赋;就业机会;完善市场

一、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速下行趋势

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GDP增长率呈现明显的趋势性下行，虽然中间经历了一轮刺激，但是下行趋势并没有转变(见图1)。

目前的增长率是否已到底，是不是还会出现比7.5%更低的增长率，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

经过对GDP增长做简单的分解，容易发现促使增长率趋势性下行的最主要理由是净出口对GDP的贡献下降。

金融危机发生之前(2000-2007年)净出口平均每年贡献1.21%(见图2)，而危机之后(2009-2012年)，净出口每年平均贡献-0.93%，二者之间的落差为2%左右。

以上对GDP增长的分解仅是基于等式关系。

这是有益的初步观察，但还不是令人满意的解释，因为还不能找到微观基础，不能把个人、企业和政府的行为纳入解释。

还需要进一步提问，为什么净出口的下降会带来中国经济增速趋势性的下行?这是本文要回答的理由。

除了增速下行，中国经济的结构在金融危机前后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首先，危机之前中国工业品在最终使用品中比重不断上升(见图3)，而在危机之后则下降;服务业则在危机之前一直下降，危机之后不再下降。

其次，中间投入品结构中工业品比重也是在危机前不断提高(见图4)，危机之后下降。

最后，产业增加值中工业品的比重，除了2004-2005年间因为统计口径调整理由有一个大滑坡外，同样呈现危机之前不断增加而危机之后则下降的态势(见图5)。

我们对以上所述现象进行关联与汇总(见图6)。

第一，从支出/需求结构上，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外部需求下降，从而对工业品需求下降;与此同时，政府4万亿元投资使市场对建筑业、服务业需求增加。

第二，在最终使用层面上，工业品与GDP之比由升转降;建筑业与GDP之比上升;服务业与GDP之比止跌回升。

第三，在中间投入品结构层面上，工业品在全部中间投入品中占比由升转降，服务业在全部中间投入品中占比由降转升。

第四，再到增加值结构层面，工业增加值与GDP之比下降;服务业和建筑业增加值与GDP之比上升。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近几年面对两大冲击，一是外部需求减少冲击;二是刺激政策变化冲击。

二者共同作用使中国经济发生一系列的结构性变化。

经过这些分析后，我们提理由的方式就要发生变化，一开始提出的理由是为什么净出口下降带来中国经济增速的趋势下行?在看完这些证据以后，一个包括了上述理由，但是覆盖面更完整的理由是：为什么工业品部门占比在经济活动中有一个趋势性的变化，即危机之前上升，危机之后由于结构发生调整导致工业部门占比从各个角度衡量都在下降?后面我们还会看到，正是这种下降带来了经济增速趋势的下行。

二、决定经济增速的三个变量

一个经济体的增长取决于三个变量：一是要素禀赋，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投入。

禀赋理由就是有多少东西可以投入生产，这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关键理由。

二是给定要素禀赋，它们是不是都能参与到经济活动当中，要素参与率是多少，关键指标是产能利用率和失业率。

这是经济周期理论最关心的理由。

三是要素生产率。

给定要素投入，使用这些要素之后能够得到多少产出?这是要素生产率的理由，也可以理解为技术理由。

本文着重讨论要素参与率和要素生产率的理由。

要素参与率取决于市场完善程度。

在一个完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所有要素都会被完全利用，因此不存在要素参与率的理由。

但是现实中不存在完美的市场，市场总有失灵或失效的地方。

如果市场不完善，市场机制的一些缺陷将造成某些经济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

图7列出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关系，它考虑的是产品市场跟要素市场的均衡。

图中两条实线交点是完美竞争市场的均衡水平。

如果要素市场垄断程度提高，则要素市场线左移;如果产品市场垄断程度提高则会让产品市场线左移。

给定要素市场完全竞争，根据边际成本定价，而垄断市场则不根据边际成本定价，可能比边际成本高很多。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定垄断利润之后，更高的价格对应的产出更低。

市场上不管是行政垄断还是自然垄断，垄断程度越严重，产品之间替代性就越差，对应均衡产出水平将越少。

我们经常说有效需求不足，但实际上有效需求不足这样的表述并不准确。

准确地说，应该是与既定市场缺陷对应的均衡产出水平较低，不足以充分利用给定的要素禀赋资源，所谓需求不足只是表象。

中国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市场完善程度不同。

工业部门中80%左右充分竞争，而服务业部门只有50%左右，如旅游、餐饮等是充分竞争的，另外50%左右如医疗、教育、通讯、金融等等有严格准入限制，竞争不充分。

比较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后可知，工业部门比服务业部门市场化程度高，产品替代弹性也较强。

因此，当中国经济经历工业部门占比下降而服务业占比上升的时候，市场不完善的程度就加大，要素参与率也会下降，资源就更加不能得到充分利用。

从资本和劳动的数据都可以看出中国要素参与率下降，比如图8的产能利用率数据和图9的PMI从业人员数据等。

工业部门占比下降同时导致了要素生产率方面也发生了不利于高增长的变化。

首先，一般工业部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快于服务业部门，因为工业化产品比服务性产品标准化程度更高，更容易模仿学习，即使学不好还可以通过借的方式学习。

其次，相比服务业部门，工业部门还具有规模优势，这方面在汽车产业表现得特别明显。

最后，工业部门生产还有融资优势，厂商可以利用厂房、设备到银行做抵押获得贷款，它对金融发育程度要求不高，一旦有了融资支持，厂商就可以通过进口机械设备扩大生产。

卢卡斯认为技术的进步就是生产过程的外溢效应，有生产才有技术进步。

融资优势可以帮助企业不断扩大生产过程，从而获得新技术。

相比之下，服务业存在一些提高生产率的难题，服务业产品非常不标准化，非常个性化，学和借都比较困难。

比如美国的高等教育很好、印度的外科医生据说不错，但很难把它们借到中国来用。

另外，服务业投资失败率比较高，而且也没有抵押品优势，从金融部门融资困难，因而也难以借助资本积累扩大生产，分享干中学的效率进步。

一般而言，工业部门要素生产率进步一般高于服务业部门。

结合中国情况来看，中国的工业部门比重下降、服务业部门提高与生产率增速下降有关。

目前，已有许多对中国要素生产率计算的相关研究，但是这些计算存在较多争议。

根据Conference Board的数据(见图10)，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目前状况不容乐观。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经济活动由于外部冲击和经济刺激政策冲击，重心由工业部门转移到服务业部门，这对要素参与率和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带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

国外消费者没钱买那么多依托于完善市场机制的制造业产品了;而国内市场机制缺陷，不足以调动国内资源投入有效生产，而且生产活动所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在下降。

要素参与率与要素生产率的双双下降，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速的趋势下滑。

三、策略

面对经济增长率下降，政府的策略应该怎么考虑?从短期来看，存在两难选择：一方面，更多的刺激措施可以提高要素参与率;另一方面，刺激措施会带来金融杠杆率不断提高、低效率投资、不良资产率提高，带来金融危机的隐患。

面对这样的两难选择时，各国政府都不希望看到资源、福利遭到损失，特别是在就业方面。

所以短期内，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原则，应该选择合适的刺激，选择的标准是：第一，是否有效地提高需求水平，特别是增加就业机会;第二，是否有显著的正面溢出效应;第三，尽可能减少对其他部门投资的挤出效应。

这方面，北京等大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还有很大空间，比如北京南城林立的电线杆、糟糕的地下设施、城市中心区的城中村改造等。

我们需要关注老百姓生活中特别需要但是没有办法自己完成的投资，以及那些有很强的外溢效应的投资。

政府进行刺激是必要的，但是要找到好的刺激项目，通过改善投资提高我国的要素利用率。

从长期来看，依靠改革来完善市场、使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利用是更好选择。

在政府职能改革方面，最后都涉及政府部门利益的调整理由。

这个过程中，范围较广的改革往往行不通。

从过去几次改革成功经验来看，每一届政府如果能够在一个重点领域里推进一个好的改革就已很成功。

目前中国居民的生活与发达国家相比，工业产品消费相差不多，主要差距是居住、医疗、教育和环境等。

如能在这些领域中的一个或者几个取得改革成果，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和百姓福祉都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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