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翻译文学研究的版本视角

[“进化论”观念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非生态性影响]由于充满了紧张的期待，它很容易被情感化;由于标定了前方的维度，它不可能不被事先注入价值。新时间观据此把历史截然而划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而既然光明在前，未来即是希望，朝向...+阅读

现当代翻译文学研究的版本视角，下面带来的现当代翻译文学研究的版本视角的相关论文范文，欢迎阅读。现当代翻译文学研究的版本视角【1】摘要：在现当代翻译文学中，同一译者对相同原作的翻译常有多个版本，其中的异本价值往往为人所忽视乃至误解。因为有效地控制了译者这一变量，所以比较不同异本与定本，较于其他比较法更能彰显翻译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考察早期版本向定本衍化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语言变迁对翻译的影响，也能探讨翻译与意识形态、诗学之间的辩证关系，还能帮助认识译者主体的发展过程。译作的早期版本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其史料价值应当得到充分利用。关键词：翻译文学版本研究方法翻译史料

一、引言中国社会在患难中进入20世纪，历经几多周折才步入稳定。因为政治变迁、人事沉浮、文化剧变、个人思想波动等种种原因，翻译家常对自己以前的译文进行增删、修改，从而形成不同的版本，打破了译文与原文的一一对应关系。不同版本的并存与得失让看似简单的版本问题复杂起来，但同时也增加了翻译文学的内涵。一个译本就是一段历史，拂去表面的尘埃，我们会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数量巨大的翻译异本作为历史信息的载体，是翻译史研究宝贵的文献资源，而且这些或早或晚的异本同样是译者心血的结晶，也具有相当的艺术价值。然而，人们总是把早期版本视为不精致的残次品而一弃了之，因此早期译本的艺术价值从未得到欣赏，也未能积极地用来帮助认识、探讨翻译现象。本文要讨论的，便是如何利用这部分被人们遗弃的作品。

二、版本比较法首先强调一下这里讨论的版本与一般的版本概念的区别。人们通常把不同译者对相同原文文本的不同翻译称为版本，而本文的版本是指同一译者对相同原文文本的不同翻译。例如艾略特长诗《荒原》，在我国有赵萝蕤、穆旦、赵毅衡、裘小龙、叶维廉、汤永宽等诸家译本，而赵萝蕤一人独有1937年初版和1980年修订版两个译本，本文的版本概念，指的是后一种情况。从这个界定出发，本文所谓的版本比较法，就是对同一译者翻译的相同原文文本的不同译本进行比较。翻译研究与比较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向来重视比较法，但以前的比较往往是译本和原本的比较，或不同译家的译本的比较。近年来，专门讨论翻译比较法的论文或相关专著已有不少(李贻荫，唐梅秀，1998;文军，2001;王宏印，2006)，但除一篇论文曾用一个段落简略地提了一下之外(姜治文、文军，1996)，都没有谈到本文所说的版本比较法。版本比较法较于其他译本比较法有独特优势。比较为使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联系更加明显，特别讲究控制变量。作为结果的各个译本之间的区别，是三个变量促成的：原文、译者、社会文化环境(包括时间和空间因素)。一般的译本与译本的比较，原文相同，但译者、社会文化环境不同，有两个变量，而比较同一译者的不同版本，就只有社会文化环境一个变量。因此，不同版本的比较更具可比性，研究者可以更明确地看出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与译本的因果关系。在比较角度上，当然首先看具体文字的区别，因为文本是用来阅读的，文字是影响读者的主要原因。其次应该比较互文本因素，包括封面、装帧、版式、插图、内容介绍等等。如果是选集，那么选目也非常重要。和原来的篇目相比较，哪些保留了，哪些删除了，哪些增添了，往往比具体文字更明确地透露了译者的思想倾向，给读者的阅读感受产生巨大影响。版本比较还需要分清重要区别与次要区别。研究者应将注意力放在语言节奏、修辞以及敏感话题如性、政治、爱情、宗教、历史等方面，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给译者造成的影响往往就体现在这些方面。语言节奏、修辞属于艺术性修改的范围，其他的则属于意识形态性修改的范围。另一方面，研究者还需要充分利用校勘知识，把译者笔误、排版错误等造成的无意义区别剔除出去，也把不能说明问题的小区别剔除出去。有一种只有通过版本比较才能发现的现象，研究者需特别留心。笔者姑且称之为双重叛逆，即初版忠实于原文，重版却不忠实，在这种情况下，重版不仅是对原文的叛逆，也是对初版的叛逆。这种现象强烈地体现了时间对译者的影响。例如，袁水拍1949年编译出版了《现代美国诗歌》，此书1953年以《新的歌――现代美国诗选》为名出了修订本。对其中一首诗《亚伯拉罕林肯深夜独步》的一句“His head is bowed. He thinks of men and kings”，初版译为“他的头低倒着。他想的是平民和帝王”(袁水拍， 1949： 131)，重版改为“他俯着头。他想的是人民和帝王们”(袁水拍， 1953： 116)。“men”是中性的，译为“平民”比“人民”更准确。以“人民”取代“平民”，诗中林肯与“我们”的关系就变了，领导群众的林肯变成了服务群众的林肯，个人主义变成了集体主义，这一变动如琥珀一样清晰地记录了社会思想领域发生的变化。双重叛逆现象的发现，说明版本比较法是有效的。

三、以版本为目的的研究版本研究的目的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为了认识版本自身，另一种是通过版本认识社会历史文化。在第一种情况下，版本就是研究的归宿，版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弄清版本源流、特点及艺术价值。这种研究多以名家名译为对象，他们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比其他译本更深的足迹，具有更高的关注度。现当代翻译文学作品，因为流传过程大都比较清晰，可供查证的资料很多，故而无需像古代文学那样进行复杂的版本考证，诸如作者介绍、版刻时地、版本源流、递藏关系、篇卷的厘定等不会花费太多功夫，研究者只需弄清版本的数目，整理出一条版本随时间流变的脉络就行了。校勘有时候会需要，但也不会太复杂。以版本为目的的现当代翻译文学研究，重点在于各个版本在词法、句式、意象、语调、修辞、翻译技巧上的特征。后来的版本对早期版本的修订，可能是艺术性的，也可能是意识形态性的。无论哪一种情况，都需要运用版本比较法。后来的版本大都是译者的定本，总体质量一般会优于早期版本。一旦确认了后来的版本质量更高，那么引用最新最佳的译本，就是对译者精益求精的艺术精神和艰辛劳动的认可与欣赏。这听来很简单，但不少研究者却在这方面犯了错误。卞之琳对《哈姆雷特》“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a question”一段的翻译，早些时候的版本，如1957年人民文学版《哈姆雷特》、1983年湖南人民版《英国诗选》及1988年人民文学版《莎士比亚悲剧四种》，都作“这是问题”，但1996年商务印书馆《英国诗选》作“这是个问题”。体味两种译法，可以明显感受到，修改后的音韵更和谐，更符合语境。读屠岸《师生情谊四十年》一文(屠岸，2001)，可知这是卞之琳在听从屠岸建议之后作出的有意识修改。因此，如果1996年后引用卞之琳对这一段的翻译，还作“这是问题”的话，那就不妥了。遗憾的是，这样的不妥当引用非常普遍。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陷入“版本进化论”误区(金宏宇，2005)，把后来的版本不假思索地接受为善本而贬低以前的版本。事实上，修订本也有改糟了的情况。如赵萝蕤翻译的《荒原》1980年版本是定本，译者对这个版本是满意的。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总体上修订版要比初版好，但有的地方却不如初版。例如开篇四行，“April is the cruelest month， breeding /Lilacs out of the dead land， mixing / Memory and desire， stirring / Dull roots with spring rain”，定本译为，“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 /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 /掺和在一起，又让春雨 /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艾略特，1980)。很明显，原文中的“长(breeding)”是“使……长出”的及物动词含义，与“把……”、“让……催促”相并列，都是“四月”发出的行为。在定本中赵萝蕤将其译为不及物动词，伤害了整个句子的连贯性。这个问题在初版中却不存在，“四月天最是残忍，它在/荒地上生丁香，参合着/回忆和欲望，让春雨挑拨呆钝的树根”(艾略特，1937：19)。旧版和新版带有各自时代的语言特色，因此，旧版可能在翻译技巧上还不成熟，但依然有独特的魅力。屠岸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1950年版本留存了那个时代文白夹杂的语言特征，有一丝生涩、粗糙、拙朴、回环往复的韵味，而1981年的版本虽显得干净利落，富于现代特色，但古拙的趣味就弱了。另外，如果旧版和新版是不同意识形态的产物，那么考察角度不一样，质量判定结果就不一样。例如，袁水拍编译《现代美国诗歌》的1949年版本较少受政治意识形态和对抗性政治局势的影响，在选目和语言处理上更具诗的含蓄，而1953年修订后的版本则更具战斗的激情(胡志国，陈清贵：2011)。由此可见，做版本研究得真正走进版本，要避免价值判断绝对化，要一分为二地认识各个译本的长处和不足。在批判某个版本的缺点时，不能将其优点也一并否定了。先入为主地认定早期版本不如新版，是不可取的态度。

四、以版本为史料的研究一个版本是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产物，无论译者是否自觉，文化因子都如密码一样写进了各个译本。因此，任何过去的版本都是史料，或多或少地记录了与翻译相关的种种因素。研究过去的版本，就是对历史符号进行解读，对过去的复原和重现。有人认为，“史料的停滞已成了翻译史研究新进展的一个障碍，非下力气拓宽、拓深不可”。(王建开，2006)翻译文学的异本是一个从未受到重视的史料门类，在推动翻译史研究上有很大的挖掘空间。以版本为目的的研究，往往要求研究对象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而以版本为史料进行社会文化考察，文本的艺术价值不一定高，关键在于这个案例是否典型地体现了社会历史的面貌，是否深刻地说明了历史发展的道理，说明了翻译与文化环境的关系。以版本为手段，可以帮助理解翻译与语言文字演变的关系。20世纪的汉语经历了包括“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和建国不久的语言规范化运动在内的多次语言文字改革。这些改革对翻译的影响可以通过版本比较看出来。例如李青崖1935年修订了他1929年翻译的西班牙小说《四骑士》。他在新版《译者的话》中说，“初译本的字句，固然可以入目，但是不能全部上口，而其中可以上口的一部分，又不能通通入耳”(伊巴臬兹，1935)，很明显这种修订是对当时陈望道发起的 “大众语运动”的回应。李青崖对初版是否定的，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结论就不一样了：初版虽不能“上口”、“入耳”，却是可以“入目”的，即是说，在吸收古代汉语书面语的句式和意蕴上，初版是胜过再版的。这种推测只消对比一下两个译本的第一段就能证实，“然而他之因为善于唐戈舞而驰名，却远胜于他画工精密和画具精良的令誉”(伊巴臬兹，1929：1)，“然而他在探戈舞里姿态巧妙的著名，却远在乎他的画法的老练和颜色的绚烂之上”(伊巴臬兹，1935：1)。很明显，初版更为简练雅致。由此可知，以白话做翻译，虽有长处，但同时也失去了古代汉语的优势。顺着这种思路深入下去，我们将不仅能知道白话文运动对翻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这影响是好还是坏，还能从中获得改造白话文的灵感。勒菲弗尔和巴斯奈特的敏锐观察已经让人们普遍认识到，翻译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纯语言转换，而是受着意识形态制约的。考察一个译者在前后不同社会政治环境中对同一部原作的处理，可以看出这种制约究竟是如何体现的，程度有多深，译者作出了何种反应。袁水拍1953年《新的歌――现代美国诗选》富于战斗的热情，弱化了1949年版本的文人闲逸情趣，采用的手法包括重新设计封面，更改选目，语言散文化、谣曲化、口语化等。两个版本差别明显，可知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影响巨大。另外，袁水拍修改《现代美国诗歌》改动幅度大，而修改他1944年译的彭斯《我的心呀在高原》改动幅度却很小，由此又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制约并非直线式的。这种制约能否体现在文本上，还与原作的语言、体裁等提供的发挥空间有关系。如果这种制约发生了，自然符合勒菲弗尔和巴斯奈特的理论，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如果没有发生，就可以进一步考察，究竟哪些因素抵消了这种制约力。这样我们就能深入地认识到作品、译者、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还原出历史的真实面貌。除意识形态外，诗学与翻译的关系也非常密切。结合诗学的发展史考察版本的流变，可以清楚地看到诗学对翻译的具体作用方式和时间，翻译反过来又如何推动了诗学的发展等。在这里同样要避免机械决定论，避免将问题简单化，要注意到翻译与诗学的互动关系。方平在论证推出一套莎剧诗体译本的必要性时，谈到了20世纪下半叶英美莎学界提出的让莎士比亚戏剧从“案头之作的剧诗”回复为“来自舞台的诗剧”的主张(方平，2001)。人们便可能据此认为，方平以诗译诗的想法是西方诗学影响的结果。但如果我们将他世纪末翻译的《新莎士比亚全集》和50年代翻译的《捕风捉影》、《威尼斯商人》作一比较，就可以发现，他以诗体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想法，在几十年前就有了，而且付诸实践了。他是先有了一定的翻译观和翻译实践，然后发现自己的实践和思想暗合西方诗学，于是用西方诗学来论证自己的正确性。他的翻译与西方诗学是“阐释循环”式的辩证关系，西方诗学起的是验证、支持的作用。通过再版修订以前的错误，润饰译文，增强艺术感染力，是译家对翻译技艺精益求精的体现，因此翻译版本的演变记录了译者技艺的成长历程。如果这个译者代表了一种翻译技法，那么版本的演变就记录了这种技法的发展历程，对版本演变的考察便既是对译者主体成长历程的考察，又是对翻译技法发展史的考察。屠岸《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1981年修订出版后，其熟练的以顿代步技法让卞之琳惊呼，“我惊喜译诗艺术……好像一下子达到成年了”(卞之琳，1982)。对比这个译诗集的1950年、1959年、1981年、1992年、2008年版本，以及收有其中部分作品的2007年《英国诗选》，我们可以看出，从1950年到1992年，屠岸一直在对他的译文进行推敲，前后历经四十年之久。就以顿代步译法的演变来说，从早期的蹒跚学步到后来的驾轻就熟，这一系列的译本组成了一部生动的教材。循着译者艰难的足迹，人们可以知道以顿代步是怎样的一种技法，什么样的译文才是成功的以顿代步的译文。不同的翻译版本是一个丰富的资源，这里仅简略地叙述了几种运用方法。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会发现其更多的用途。

五、结语《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10年停止了纸本报纸的发行，《纽约时报》据说也将在某个时候完全改由电子形式出版。照这个趋势，纸质书籍被电子书籍取代不会是遥远的事。用电子出版物取代印刷品，在获得巨大方便的同时，不得不承受其带来的平面化之痛。电子出版物的世界是一个健忘的，只有现在、没有过去的世界，所记录的内容可以随意擦除、改写，电子文档任何时候打开都光鲜如新，不会呈现岁月的沧桑。纸质书籍相对于电子媒介的一大长处，就是给我们留下了可供稽核、可供回味的实据。早期纸质出版物背负着厚重的历史，它是一道通往过去的门，是世界涂抹不掉的痕迹。现当代翻译文学研究的版本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