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演变和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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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它包括四个最基本的层面：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个方面互相联系、相辅相

成，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它既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新时期思想道德建设规律的理论成果，也是对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念基本认识的重大进展。本文将探讨核心价值体系观念各个组成部分的演变和形成过程。

一、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把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国后，毛泽东把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判断“鲜花”和“毒草”的基本判断标准之一。他坚定地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强调“老祖宗不能丢”。与此同时，他强调：“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创中国现代化新局面的党的十二大的开幕式上，邓小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江泽民同志毫不动摇的基本观点。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要始终做到两个“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二是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这两个‘坚定不移、不能含糊’，始终是检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江泽民还提出了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问题。早在1991年，江泽民就指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2000年6月江泽民再次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江泽民还强调：必须坚持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科学生动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引导干部和群众不断克服和抵制错误的、落后的腐朽的思想文化的影响与侵蚀。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被确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首要内容。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思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渐渐成为现阶段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理想的主要内容。邓小平对理想建设非常重视，他提出的培育“四有”新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理想”。1985年9月，邓小平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时指出：“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共同理想”的正式提出是在12全文查看1986年召开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决议要求正确处理最高理想和共同理想的关系，强调最高理想必须同现阶段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密切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则是实现最高理想的必经阶段。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也就是为党的最高理想而奋斗。如果在这个现实斗争中不忠诚、不热情，那就是有意无意地背离党的最高理想，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者。”此后，共同理想教育成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出现在此后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成为“九五”、“十五”、“十一五”计划（规划）的重要内容。1996年召开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把“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确定为今后十五年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第一个主要目标，并且强调“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的结尾处指出：巩固和发展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实现全面振兴的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基础之上的。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继续高度重视共同理想教育。到十六届六中全会，共同理想教育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动力。

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支撑。早在1935年，毛泽东就深刻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939年，在脍炙人口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总结中国历史，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提倡爱国主义、弘扬民族精神这一点上，邓小平丝毫不含糊。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强调：“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他还提出，“我们国家的每个人包括娃娃都要有爱国主义精神，有民族自尊心，这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密切相联的。”江泽民全面揭示了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1998年9月，江泽民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2001年12月，在全国文联七大、作协六大上的讲话中，江泽民重点论述了民族精神问题，他指出：“中华民族的精神，最突出的就是团结统

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精神。”“这个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中国人民在未来的岁月里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强大精神动力。”党的十六大报告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进行了概括：“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

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这个民族精神。”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非常重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价值。在2003年12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胡锦涛要求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宣传思想战线极为重要的任务，要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祖国统

一、人心凝聚的思想和精神，倡导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他强调既要继承优良传统，又要体现时代进步的要求，不断丰富和发展民族精神的内涵。十六届六中全会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被确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一。

四、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当代中国人民不断创造崭新业绩的力量源泉。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多次谈到“时代精神”问题。改革开放时期，时代精神成为党和人民经常使用的一个重要词汇，其内涵也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在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党形成的“革命和拚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也需要大大发扬。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鼓励改革开放中“闯”的精神，深刻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江泽民对改革开放时期应该弘扬的时代精神进行过多次阐述。1993年3月当选为国家主席后，江泽民又指出：“伟大的创业实践，需要有伟大的创业精神来支持和鼓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俭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这些都应该成为新时期我们推进现代化建设所要大加倡导和发扬的创业精神。”胡锦涛把江泽民概括的这“64字创业精神”称为“时代精神”的基本内容。江泽民还对改革创新，尤其是创新精神进行了重点论述。他多次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善于把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善于用理论创新的成果指导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在2003年12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强调：宣传思想工作，要深入持久地宣传和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宣传和弘扬解放思想、锐意改革、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精神，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把改革创新作为时代精神的核心的表述，第一次出现于200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该意见要求“把民族精神教育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教育结合起来”。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决议》，明确提出：“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不久，胡锦涛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提出：“我们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2005年2月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3月温家宝在全国人大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把“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基本任务。十六届六中全会上，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一道，被确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时代精神到底包括那些内容呢？由中央审定出版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的辅导读本指出：“进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人民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锐意进取、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不断进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自主、平等、效率的观念不断增强，扶贫济弱、公平共享，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人文精神得到普遍推崇，民主、科学、法治的理念成为普遍共识，逐渐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与时俱进、以人为本、依法办事、面向世界的时代精神”。该辅导读本还对时代精神的这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这次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的辅导读本对时代精神又从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等四方面进行了论述。

五、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优秀革命道德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判断行为得失、确定价值取向、做出道德选择的基本准则。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正确的荣辱观念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重要作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深刻指出：“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邓小平针对对外开放进程中出现的某种不顾影响、“丧失国格”的行径，指出：“现在有些青年，有些干部子女，甚至有些干部本人，为了出国，为了搞钱，违法乱纪，走私受贿，投机倒把，不惜丧失人格，丧失国格，丧失民族自尊心，这是非常可耻的。”邓小平有关“国格”荣辱的观点，产生了重大影响。改革开放新时期，江泽民指出：“领导干部必须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还必须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要在全党全社会大力提倡高尚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艰苦奋斗、勤俭朴素为荣，以铺张浪费、奢侈挥霍为耻。”2006年3月，胡锦涛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联组会的讨论时，明确提出了“八荣八耻”思想。他指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胡锦涛提出的“八荣八耻”，继承和发展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褒荣贬耻、扬荣抑耻的思想，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荣辱观。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提出，要在青年中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以贡献全部力量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国家利益、国家尊严为最大耻辱。”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一，它反映了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大增强了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但市场自身的缺陷和消极因素也会反映到人们的思想道德和人与人的关系上来，尤其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道德失范问题更为突出。“八荣八耻”针对享乐主义、见利忘义、损公肥私、不讲信用等消极现象，提出鲜明的是非、善恶界限。它所包含的丰富内涵，为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为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提供了思想基础。其二，它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道德的根本特性是社会规范性，必须跟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八荣八耻”在现代社会公共生活、公共利益等方面，确立了公民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充分展现了在现代社会中追求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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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把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国后，毛泽东把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判断“鲜花”和“毒草”的基本判断标准之一。他坚定地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强调“老祖宗不能丢”。与此同时，他强调：“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创中国现代化新局面的党的十二大的开幕式上，邓小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江泽民同志毫不动摇的基本观点。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要始终做到两个“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二是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这两个‘坚定不移、不能含糊’，始终是检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江泽民还提出了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问题。早在1991年，江泽民就指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2000年6月江泽民再次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江泽民还强调：必须坚持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科学生动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引导干部和群众不断克服和抵制错误的、落后的腐朽的思想文化的影响与侵蚀。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被确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首要内容。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思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渐渐成为现阶段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理想的主要内容。邓小平对理想建设非常重视，他提出的培育“四有”新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理想”。1985年9月，邓小平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时指出：“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 “共同理想”的正式提出是在[]1986年召开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决议要求正确处理最高理想和共同理想的关系，强调最高理想必须同现阶段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密切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则是实现最高理想的必经阶段。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也就是为党的最高理想而奋斗。如果在这个现实斗争中不忠诚、不热情，那就是有意无意地背离党的最高理想，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者。”此后，共同理想教育成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出现在此后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成为“九五”、“十五”、“十一五”计划（规划）的重要内容。 1996年召开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把“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确定为今后十五年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第一个主要目标，并且强调“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的结尾处指出：巩固和发展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实现全面振兴的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基础之上的。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继续高度重视共同理想教育。到十六届六中全会，共同理想教育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动力。

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支撑。早在1935年，毛泽东就深刻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939年，在脍炙人口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总结中国历史，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 在提倡爱国主义、弘扬民族精神这一点上，邓小平丝毫不含糊。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强调：“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他还提出，“我们国家的每个人包括娃娃都要有爱国主义精神，有民族自尊心，这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密切相联的。” 江泽民全面揭示了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1998年9月，江泽民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2001年12月，在全国文联七大、作协六大上的讲话中，江泽民重点论述了民族精神问题，他指出：“中华民族的精神，最突出的就是团结统

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