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演变的新趋势

[《中国共产党党委]《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知识问答问：请介绍一下《规则》的主要内容。答：《规则》共5章17条，包括“总则”、“组织与职责”、“学习内容、形式与要求”...+阅读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的中国趋势报告会马上就开始了。今天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清华大学XXX教授为我们做报告。XXX教授从在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社会现代化的研究工作，并成为国内社会学界的主要代表人物。《社会现代化》一书获得北京大学优秀学术成果奖，90年代初他的学术兴趣逐步转向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提出了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的重要概念和理论，对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进行了宏观的描述和具体的研究，其中有一篇有代表性的论文是《改革以来的社会的变迁》，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第二届成果科学奖。进入90年代后，学术的兴趣转向社会学说的变迁，90年代中期开始又进行口述社会史的研究工作，并且写了《过程、实践分析和三代中国学家-农民交流实践的形态》，这本书成为口述社会史的理论指导，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XXX是当代中国最具影响的社会学家之一，下面我们用掌声欢迎XXX教授给我们做报告。 XXX：各位上午好！感谢本次报告会的主持人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探讨我最近正在研究的问题，题目是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发展的新趋势。为什么谈这个问题？大概在前三四年，当时中央的几个部委几乎同时接到一个研究题目，就是《应当如何看待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和历史的方位》。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改革如果从70年代末算起，到现在已经走过了25年。在25年时间里，中国的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25年当中，不同阶段社会发展方向是有明显的变化的。我们走了25年后，社会究竟走到了哪一步？从历史上它究竟处于什么样的方位？现在是到了应当给一个回答的时候了。我们讲的这个题目是我们的连续报告之一，是当中的第三个报告，这个报告是从20xx年底开始写，到现在勉强定稿，今年会发表出来。第一个报告是我和北京大学的一些同事合写的，题目是《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发表在1994年第二期《中国社会科学》上。那篇论文是为研究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提供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接着在1998年，我们又发表了一个报告，是我和另外两个朋友一起做的，叫《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的社会结构和隐患》，发表在1998年《战略环境》第五期上。这个报告主要从社会结构的各个角度，对发生在90年代末的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进行反思和重新探讨。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如何超越当时的意识形态的对立，探讨一种能够走出这种对立的新的解释框架。这篇报告发表以后，在国内外引起比较大的反响。国外还专门为这个报道召开了研讨会。今天我所讲的题目是我们最近写的第三个报告，《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演变的新趋势》。这个报道最核心的思想，可以用一句化来概括，90年代以来一个与80年代有着很多不同的、新的社会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并开始定型化。这个报告的一些最基本的想法曾经在去年1日1日的《南方周末》上发表过。这几年，每年的1月1日《南方周末》都会给我一个版。当时，那个题目是叫《一个新的社会的出现》。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第一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社会和80年代有重大差异。我们甚至可以说，90年代中国社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同于80年代社会的新的社会。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就是刚才讲了的历史定位问题。我们过去讲改革以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或者讲改革以来社会生活的变化，我们总是有一个基本的坐标，就是改革的坐标。我们讲这个问题的时候，经常用的一种说法是改革前、改革后，改革以来，我们基本上以这种的论述的方式，这对不对呢？肯定是对的。改革造就中国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改革前和改革后的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样一种定位的方式有问题的。为什么？当我们说改革前、改革后的时候，我们总是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改革前是这样，改革后是那样，那么也就是说，改革后大体上是一个和改革前不同的一个东西。当我们说改革以来这句话的时候，在很多程度上改革以来我们似乎朝着一个特殊方面沿直线在走。所以，这种历史的坐标，如果说改革后相对于改革前发生的变化的时候，是一个问题，就是使我们对改革以来这一段的内部差异，在不同的时期呈现的趋势，对在25年中发生的一些重要的转变、甚至是一些重要的逆转，不大明白。这样也就会对于一个新的变化的趋势，以至于对这些新的变化趋势和新联系的、新的问题、新的社会挑战都不敏感，甚至在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产生简单化的倾向。就是从这种一个角度考虑，我们用一种非常明确的方式提出9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和80年代的改革以来是很不同。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些非常值得重视的新趋势，它展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社会生活逻辑，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这样的一些东西，很大程度上是80年代不曾有过的，甚至呈现了和80年代相反的趋势，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谈具体变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会看得出来。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一点，90年代和80年代是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90年代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于80年代的一个新的社会。第二个要强调的是，这样的一个新的社会，我们要怎么看待？有人更多把它看作是一个过渡的阶段，是转型的阶段，或者是过渡中的现象。但是在这个报告中我们要提出一点：这不是一个过渡中的现象，也不仅仅是一个转型的现象，而我刚才说它是这样一个和80年代的有着很大不同的新的社会似乎正在开始定型化，这已经开始成为一个稳定性的东西。这一点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80年代的时候，如果一个朋友一年时间没见面、两年时间没见面，甚至几个月没见面，你都要问现在在干什么。他以前可能是工人、干部，几个月不见他可能就是一个小老板了或者什么，做得很不错。但是，我们现在想一想，在我们社会生活当中最近这几年的时间，这个现象不能完全说没有，但是这样的现象已经越来越少了。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这说明这样的一个结构已经在开始固化下来，开始定型化下来。我们开玩笑地说，这个社会到现在，像贫富的问题，谁去穷人、谁是富人？到我们这个年龄了，现在还没富起来的，我看是够呛了，但是90年代初的时候都不能说这样的话，90年代初你几个月不见，他可能去搞房地产去了，他马上就发起来了，现在这个现象越来越少见了。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在经过了20多年的变化之后开始定型了，社会结构开始固化下来了。虽然我们的社会和美国相比还是一个发展非常快的社会。而美国到现在之后，我开玩笑说你们这样的社会是没有什么变化的社会，我说一个社会发展的快不快就一个标准，就是你在一个高楼上能不能看到一个吊车。你在广州也好，北京也好，只要是在中国的大城市，你推开窗户就能看到几部吊车轰轰烈烈的进行建设，但你要在美国看到一个吊车非常的不容易。为什么？美国那是一个已经定型下来的社会，而我们这个社会仍然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我们可以想想哪怕到今后

10、20年的时间，无论怎样，这种变化仍然会以很大的规模在进行。尽管如此，我们基本的框架、制度的框架从90年代中期以后慢慢的开始定型了，今后这种变化还会发生，这个变化更多的不是发生在基本框架的层面上，是已经是在开始定型化的社会框内部进行。我们进行了25年的变迁，这个社会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到现在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眉目出来了。这是我为什么要强调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这个社会结构变化的新的趋势的一个最基本的意思。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一些新的趋势，有利于澄清我们这些年来在思想理论界所存在的种种混乱现象。比较关心思想理论界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在最近10来年，思想理论界一个重要的争论，甚至其他的理论往往以它为背景，就是所谓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对立，现在这两派打得不亦乐乎，实际上两派到现在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已经是变成了相互的攻击。为什么？这里面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来看待90年代以来这个社会新出现的问题，关键是我们怎么看。一个问题在于当我们去观察90年代的新出现的问题、新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所用的工具有相当一部分是在80年代形成的，为了分析80年代新的出现的问题而提出来的，比如说左和右，改革和保守等等。用这样的工具和概念来面对90年代的问题已经远远不够了，或者说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了。由于我们的争论，仍然使用80年代的工具，结果就造成了一系列混乱。当时在第二个报告中有一个问题讲超越意识形态就是基于这个基础上，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形成一个新的框架来看我们正在形成的新的社会？对这样的新的社会最早产生社会定型化的感觉是在1993年到1994年的时候。当时中国有一句话：微观不好宏观好，除了年纪太小的朋友之外，年龄稍微大一点的都知道这句话。我记得我当时到浙江的时候，和一些企业家一起吃饭，他们就提出这个问题，怎么解释这个微观不好宏观好？就是说，你看一个一个的企业，看到它的经济情况非常不好，东西生产出来卖不出去。他有很萧条的感觉，市场的情况不好。但是什么叫宏观好？我们每年宏观经济增长的数字非常好，按那个数字仍然是很高，8％、9％。从理论上说，这个宏观不就是由这个微观构成的吗？那为什么会微观不好宏观好？要解决这个困惑人们自然会想到一点，就是我们的宏观的数字有问题。比如说亚洲银行对中国的GDP要先扣掉两个百分点来算，比如说你增长8％，我就划圈，你就增长6％。我回到北京之后，就找能够掌握中国宏观经济状况的权威朋友，问他说中国宏观数字当中有多大的水分，他说有差不多两个百分点，和世界银行的差不多。即使是减掉这两个百分点，觉得还不够。你8％减去2％还有6％，还不错。这个微观和宏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大的差呢？当时我们没有把他当作一个新的逻辑，新的社会来认识。产生这个认识已经是10年以后的。再往后一点，到了1995年、1996年、特别是到1997年的前后，微观不好宏观好演变成高增长下的普遍的萧条感。这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很多的，但这个时候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产生了很强的要过紧日子的感觉。当时我曾在《中国经济时报》有一次开会，曾经吵过半天怎么看当时经济的问题。当时经济学强调说，主要是产权的问题，经济中遇到的问题大多数是产权的问题。我们反驳说产权问题是重要的，现在决不不仅仅是产权问题。现在的不景气，或者企业经营不景气并不仅仅是表现在国有企业上、民营企业上，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你生产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卖不出去。现在我在大街还经常看到跳楼价，出血价、开天价，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我记得我在人民大学教书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一个女同事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她在早市上买了一条裙子，15块钱，质量还好，她说怎么能便宜到这样，论布料也不够布料钱，论工钱，也不够工钱，这个东西怎么能便宜到这样。我不知道广州的市民是什么感觉，1997年、1998年、1999年这段时间我把它叫做高增长下的普遍萧条感。特别是一部分市民，开始产生过紧日子的感觉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到了20xx年前后时候，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就能够看到了。20xx年是中国经历了经济增长率年年下降之后，第一次出现反弹，GDP增长达到8％，这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的。但这一年，我们看一看社会的状况，在GDP8％的情况下，是非常不利。贫富差距的问题没有什么改变，而且出现恶化就业的问题没有好转，社会治安的问题没有好转，还在恶化。这和我们80年代不一样。80年代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逻辑，经济每增长一步，社会的状况就会随之好转，由此我们可以理解80年代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匮乏、贫困、经济发展水平低造成的，当时只有一个经济政策就行了；只要经济增长了，社会的状况就会发生好转。但是20xx年这一天就象征着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经济的增长已经不能带来社会状况自然的好转。这可以理解中央为什么对社会政策这一块给予相当的重视，就是因为现在需要一个独立的政策。经济的增长已经不能自然的状况好转，需要有一个办法长它好转。怎么把经济增长的成果怎么转化为社会进步的现实的问题。最近这几年，从上到下已经开始重视社会政策，这是一个基本的背景。然后，再往前都就觉得问题还不仅如此。到了20xx年20xx年、20xx年经济增加仍然在快速增长，这是没有错的，但是这时候，分析家就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每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这个经济增长和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也就是说，社会当中大多数人没有办法中经济增长中受益。这个其实只要算一下数字就可以算出来，我们现在8％-9％的经济增长，我们社会当中至少2/3的人从中几乎得不到好处，这一点不夸张。你把除了一部分农民会受益外，大部分农民无法从中受益，你把他从中去掉；城市中下岗的人你把他去掉，这个经济增长和大多数人来说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当中多数人已经不是这个社会经济增长的受益者，这只是问题的一面。从另外一面来说，如果没有每年8％-9％的增长，很可能社会的状况要恶化，大多数人的状况会恶化。从这里我们看到很大地方、政府两难的现象。我也一次和一个区区长的聊天，他好象心事重重的，他说你现在给我说什么我都没兴趣，我只有一条，把几个千万的招商引资完成，要不我的区长当不成了。我们看到各级政府为了保证8％、9％的增长，都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到这里了。政府正确应该搞政治，不是搞经济建设，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不把精力放在这儿，不维持8％、9％，很可能农民的状况就会恶化，失业下岗的人数就会增加，地方政府也是处于一个很两难的状况。你把精力在放经济上，虽然经济增长上去了，但对大多数人没有好处。你不放在上边，社会的状况会恶化。从刚才我们说，微观不好宏观好一直到这一块我们叫经济增长的悖论恩，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我们现在回头后去看所谓微观不好宏观好，不仅仅是部分统计数字的问题，它真正的问题在从微观不好宏观好那开始到高速增长下的大萧条，最后到经济增长的悖论。它表明我们在进入90年代以来的新的社会这个新的社会一系列新的逻辑在生成。刚才所说这样的一些变化都是新的逻辑的表现，我们说90年代以来或者说90年代中期以来，到现在我也不敢确切的说真正的变化是9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了这是不合适的。很模糊的说，我们看到从90年代到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发展的新的社会。我们讲的第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新的社会的到了。第二个大的问题是，这样一个变化发生的背景或者说在背景当中用哪些因素对它起了作用，或者说在什么的背景下形成了这个新的社会，然后在这个背景中发生了什么变化。在这个背景当中，我特别强调的是三个因素。这三个因素有我们平时关注得比较多的，也有我们平时关注比较少的，甚至是完全忽略了。对我们关注的比较多，我们讲清楚一些。在背景中，起码有三个因素起了作用。第一个因素是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生活必需品大家知道是柴米油盐，我们生产中必需的东西。在生活必需品时代也就是说生产和消费主要是围绕这些东西来进行的；耐用消费品大家都知道是房子、汽车等耐用消费品。而到耐用消费品时代就是整个生产和消费主要围绕耐用消费品来进行的。这个变化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个事大家太习以为常了，都没有把它当回事，也就忽视了它对中国社会最近这些年来的变化起的非常多作用。我们好好的在生产必需品时代为什么要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呢？我们很可能因为忽略这个问题，而不能对其他的问题产生一个正确的了解。比如说有一个问题困扰我们这个社会起码有7到8年的时间，它叫做内需不足，市场疲软。最近这几年我们很多问题出这上面。辛辛苦苦9％、8％，大家知道你得有一个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达到这样的经济增长？40％的固定资产的投资，37％将近40％的进出口增长，还不能达到7.

8、7.9％。为什么？这个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因素。但经济学研究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的问题包括报纸上的文章，估计不下十万篇。但中国的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它就是什么性质的东西？这里没有一篇说清楚的。为什么这就在于忽略了这个背景。刚才我们讲为什么这个背景会被忽略，因为他太普通、太司空见惯、太不足为奇、太理所当然，没当一回事，但它非常的重要。从个人的角度来说，过去我们是柴米油盐，现在是房子汽车，我们一个基本的感觉现在不是挺好的吗？你过去为柴米油盐而奔忙，现在为房子汽车，不是挺好的吗？是挺好的，没错，从个人来说一点问题就没有。但是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上来说，要完成这个一般转型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举一个例子，上个世纪的30年代，在西方发生一场经济大萧条。我们看小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当时中国的上海都受到了影响。30年代经济大萧条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中学的时候就学过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就是说这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的资产过剩危机。这个解释对不对，对，但等于什么也没说。为什么？在经济大萧条发生的时候，资本主义已经存在几百年了，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生危机，你不是说是周期性吗？30年代后到现代又六七十年过去了，你不是说他是周期性吗？它为什么没有出现像30年代大萧条那种经济危机？怎么就这一次？现在回过头去看，问题已经很清楚了。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就是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西方可以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面临着这样一个转型，要转过去。但是，转不过去就跟我们今年一模一样。当时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把牛奶倒到沟里去，前几天我们的河北就牛奶卖不出去了，倒掉了，和当年一模一样。当时，美国30年代发生的事情跟我们现在的基本差不多。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时候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转型转不过，于是爆发了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在经济大萧条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然后很快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创造了新的需求，促使社会完成了转折。我们回过头来看西方在两次世界大战爆之间干了什么，可以说就干了一件大事--就是完成了从生产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这个消费时代的转型之所以这么难，就是因为你要完成从这个消费形态相适应的消费模型向那个消费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的转移。你在不同的消费时代的时代模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回家，菜也齐了，锅也烧上的油也热了，准备下锅了。一看一点酱油没有，你做菜不放酱油就不好吃。怎么办？这时候你用不着太多的思考，你口袋有那钱就毫不犹豫地去买，就是你没有钱你也得去买。为什么？没有酱油不好吃，如果是盐的话就更得去买了。所以这个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有几个特点，数量多但单价低，而且价格是没有弹性。如果要买一栋房子的话，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了。它首先数量少，单价高，买房子，你不但要用你现在挣的钱，就是现金，还要用你以前挣的钱，甚至还要用你将来挣的钱，就是按揭。然而，你怎么买这一套房子，可能还有一系列的选择，是买别墅呢，还是买公寓呢？买公寓是买两间的呢，还是买三间的呢？是买市区的呢，还是买郊区的呢？是买新房呢，还是买二手的呢？是现在买呢，还是过一段再买呢？是全额付款呢，还是按揭呢？你会有这么一系列的选择。但是选择怎么做就不是你自己的事情了，而是你必须要有特定的制度背景。比如说，你搞按揭，交了首付之后还要按揭20年，一个月交5000，大家想想，这是你自己能决定的吗？你自己做不了这样的决定。为什么？你必须得依靠制度才能做这个决定，起码要看你自己的就业状况如何，收入水平是如何，你必须有一个预期。但是这个预期仅仅靠你自己是不行的，你还得考虑你的就业环境是什么样的，你说我坐轮椅，我可以让轮椅倒着走，别人做不到但是你能够做到，但是你还得有市场，你得根据市场的状况去判断。所以和耐用消费品相适应的消费模式的形成需要特定的社会制度和市场结构的调节。他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和结构相调节呢？你看看30年代西方在经济大萧条当中干什么你就知道了。30年代经济大萧条大家更多的知道的是政府对经济的干涉等等，其实有几点大家平时很少注意到，就是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这是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时候西方国家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儿。我们一说到社会保障、说到福利国家的时候，总会有一个想法，就是什么时候应当搞社会保障，什么时候应当搞社会福利？那总得说经济繁荣、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增加，政府的钱都多到花不出去的情况下就搞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大错特错！西方的社会保障绝不是在它经济状况好的情况下搞的，是在它经济条件最差、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搞的，就是在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搞的。如果你没有社会保障，人们就不买你的东西。前几年前，改了还没有搞的时候，象我们这么大年龄的人几乎都在嘀咕，特别是年轻人嘀咕得更厉害。大家知道马上要房改了，要多少钱？不知道！知道将来孩子要上学、要花钱，但是要花多少钱？不知道！再往后想，你老了总得病吧，等你老了得病了，医疗保险还有没有，到底起多大作用？你得掏多少钱？不知道！然后到时候老了有没有养老金，有多少，够不够生活呢？不知道！问了无数个都是不知道，就是说你对生活没有办法产生明确的预期，怎么办呢？就尽量的存钱。所以中国现在的消费率已经下降到50％左右，达到历史的极点。为什么要靠进出口？国内生产的东西没有市场。为什么？首先是大家不花钱，所以前几年经济疲软的时候，我国的经济学家老是在说老百姓有几万亿的存款，你就花了吧，哪怕花一半社会经济不就不疲软了吗？但是他不知道，那是老百姓保命的钱，老百姓他也知道攒这点钱有用吗？不见得有用，但是有点儿总比没有点儿强。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经济生活当中一个非常要命的现象，就是储蓄迅速的增长。我记得好象是在1997年、1998年，在两会之前，中午快吃饭的时候局长出来说统计数据刚出来，但问题是怎么解释这个数字。这一年我们通过工资总额的方式（工资总额是除了农民工这一块以外的工资、津贴、奖金等等），所有工资总额是6千亿，但是这一年，储蓄余额的增长是6千多亿，我们都知道储蓄余额有一部分是农民的，但是还很小，然后给人们的印象就是城里人没吃没喝就过一年。但是在社会当中我们知道，其实吃也吃了，吃得还不错，喝也喝了，喝得也还行，但是储蓄就是比挣的钱还多。然而20xx年，这一年工资总额是1万2千亿元，但每个月的储蓄增加都在1千1百亿，而且20xx年一月份这个一月储蓄增长3700亿，但是这个月以工资总额的方式发给劳工的工资只有1千多亿出头，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在最需要社会保障的时候，社会保障失效了。大家不要老觉得社会保障是社会道德的问题，是对社会的救助和扶持。不是这样，应当说当一个社会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时候，它是一个社会经济活动能够正常进行、经济增长能够得到保障的最基本的条件，就是社会保障。这时候，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差异，也是我们现在进入不了这个时代的非常重要障碍。第二个问题就是城市化。当时美国遭遇经济大萧条的时候，美国的城市化经济是52％，也就是说有一半的人已经进入到城市了，因为耐用消费品需要以城市化作为基础，必须使大部分人住入城市。然后看一看我国，去年第一次城市化的时候，城市化人口超过40％，但是这个40％有很大水分。深圳马上就变成一个没有一个农民的城市了，但是我们知道，该种地还是种地，该住在村子里还是住在村子里。现在我们说城市化的程度是40％，实际上真正的城市化人口只有30％多一点。美国在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时候有一半的人住到城市，而在中国城市化人口方面已经比人家低了两成。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个问题：谁是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者？我前几年看电视的时候特别有感触，大家知道有一个广告词叫万家乐，乐万家（热水器的广告），然而我在想：是谁在生产这个热水器呢？农民工。但是农民工需要消费这个热水器吗？要消费这个热水器得有三个条件，第一得有电或者煤气，第二是有水，第三是你必须有一个能挂这个热水器的稍微像样一点的卫生间。别的都不说，就农村的厕所它就挂不上这个（热水器）！大量的住宅在兴建，谁兴建的？农民工。农民工是这些房子的消费者吗？不是。中国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这个社会当中有一批人，这一批人的数量还不小，他生产这些东西但他不消费这些东西的，这种现象世界上是很少国家是这样的。我们算一下中国第

二、第三产业的帐，在中国提供第

二、第三产业产品的人有多少？大概有四个亿，如果说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社会当中消费这个东西的人和生产这个东西的人差不多，然后说这个市场不疲软，消费还很足，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很奇怪了，这么多人生产、这么多人消费，需求不足，市场疲软是正常的，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大部分人是住在城市当中，这不仅仅是收入的问题。比如说用电冰箱得有一个条件第一得有电，第二你得不是一个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的生活方式，你如果是房前屋后种瓜种豆，你时不时在地里摘一把菜，起码比放在冰箱里新鲜吧！至少在农村这个问题是不现实的。我在陕北的时候住在一个村子的窑洞里，看到洗衣机装的就是粮食，我问他洗衣机什么时候买的？他说结婚的时候买的。用过吗？没有！那你为什么要买这个？因为结婚的时候都得买这么一套！为什么？电有，但是他们住的地方是在小山坡上，用水不方便。到后来，我和我的一个同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