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权同志个人事迹

[中职招生先进个人事迹材料]我叫李子涛，是三义九年一贯制学校一名数学教师20xx20xx年度是我校九(2)班的班主任，在中职招生中，个人投入了较大的精力，同时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就我本人在平时的工作中所做所想，...+阅读

刘义权同志出生于巴蜀山区的一个贫苦家庭，入伍后，因为表现出色，不到3年就从地处大山深处的某导弹基地工程建筑团，调到第二炮兵司令部办公室保密档案科工作，并被提拔为干部。

当时，二炮机关办公地在北京的繁华地段。但没过多久，他作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都难以想象的抉择。

那是1979年5月，总部从全军抽调一批干部到豫西山区军

委后方档案库，整理1927年至1949年期间我军历史档案。刘义权就是其中一员。那时，我军100多万份历史档案，就装在一个洞库中的近千个麻袋里。在这里，他平生第一次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珍贵手迹，看到从战火硝烟中保存下来的带血的文件、烧焦的照片。这些珍贵档案，在青年军官刘义权的心中激起了巨大波澜，他由此作出的人生选择让我们至今震撼，那就是：离开北京机关，调到地处至今仍是国家级贫困县河南洛宁的后方档案库干档案！

1981年，刘义权如愿正式调入解放军档案馆，被分配到第一档案库工作。

从此，他就开始了一种与常人不同的生活状态，那就是：怀着一种神圣的责任、一种忘我的虔诚，沿着我军征战的足迹，走向偏远老区、走向穷乡僻壤、走向大山深处，走向不知沉睡在何处的珍贵历史档案。

谁也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是38年！

收集，是档案工作的源头，是开发利用档案的基础性工作。刘义权从事军队历史档案收集工作的时候，正是我军档案资源体系建立和形成的重要时期。为完成好这个历史性的任务，他一个空白一个空白的填补，一个全宗一个全宗的建立，为此，他走遍了千山万水，吃尽了千辛万苦。他曾翻越秦岭山区，沿着嘉陵江畔迂回，先后十几次徒步涉过湍急的江面；他曾连续在外奔波好几个月，去的时候穿冬衣，回来的时候树都发芽了；他曾带着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和胃病，揣着医生开的住院治疗通知单，就奔赴大西南征集档案；他曾在闽北山区路途中遇到车祸，差一点儿车毁人亡。这些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苦和危险，对于刘义权，却是生活的常态。看到一批批濒临危境的我军历史档案重见天日，得以保全，他体验到的是一种真正的幸福。

38年来，从海滨到边陲，从北国到南疆，刘义权的足迹遍布25个省市自治区、300多个县市，他查访的老将军、老红军、老战士和普通群众数以万计。就这样，83万多件珍贵历史档案，被刘义权源源不断地收集到解放军档案馆。这些档案，时间上涵盖了我军建设与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内容上涉及到党领导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其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之高，难以估量。依托这些档案，我军档案资源体系逐步建立、丰富和完善。

有人给刘义权算过一笔账。38年，连节假日全部计算在内，满打满算13870天，刘义权亲手征集接收军事档案83万余件。这就是说，38年当中，刘义权平均每天收集档案近60件！在军队档案系统中，大家称赞刘义权是“军档收集第一人”。

档案工作不是经天纬地的工作，但经天纬地的历史都珍藏在档案中；档案不用它时默默无闻，一旦需要和利用起来，也会惊天动地。刘义权千辛万苦征集的历史档案，在党、国家和军队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许多世人瞩目的重大事件中，都直接运用了这些重要的档案资料。

上半年，他的身体开始出现警讯：小腹疼痛，大便带血……这年9月，在馆领导和同志们一再催促下，刘义权抽出时间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直肠癌晚期。

他揣着检查报告，直接从医院赶到办公室，红着眼圈对处领导说：“我的时间不多了。任务没完成我不甘心，请你替我保密，让我把工作干完。”老刘一辈子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惟一一次张口，竟然是要求让他继续工作！

第二天，老刘照常上班。以后的8个月中，他先后做了8次化疗、10次放疗，每次治疗后，都不顾领导和同事劝阻，回到工作岗位。最后一次化疗出院时，癌细胞已扩散到胯骨，他强忍疼痛，一步一步挪到办公室，又坚持工作了4天。为了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同事从库房调档案时，有意少给他一点。他却一再恳求：“再给点，再给点。”“再给点”是老刘收集档案时向人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他一辈子都在抢时间，这一次，他是在人生终点前竭尽全力地冲刺啊！

一天，我看望老刘，临走时，他眼睛里流露出依依不舍的神情。我知道他有话要说，就留了下来。我没有想到，老刘躺在病床上强忍剧痛向我交待的，竟然是三条工作建议。

此时此刻，我们全馆同志都有一个真诚的期盼，盼望老刘挺住，坚强地挺住，能够与我们一起，亲眼看到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军队更加辉煌、更加强大的明天！

义权，我为你骄傲

刘义权同志的妻子房素

我和老刘一样，也是一名档案工作者，共同的事业和追求使我们走到了一起，相扶相携走过了32个春秋。如今老刘病倒了，我不知道还能陪他走多久……

我和老刘是1971年初认识的，当时我们都在二炮司令部机关。几年后，我们走到了一起。

婚后不12全文查看久，老刘突然被抽调到千里之外的河南洛宁后方档案库整理我军历史档案，一去就是15个月。他春节回不了家，我去探望他。当时，正值隆冬时节，老刘在阴冷的库房里忙碌的情景，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他裹着厚厚的军大衣，脚穿一双黑棉鞋，蹲在成捆成捆的档案堆里，低着头，一件一件整理着档案，耳朵冻得通红，不时地搓手哈气。

完成这项任务回京后，我

发现老刘变了，他常常一个人沉思不语。我问他，他同我讲起在后库的工作：“上百万份的革命历史档案，浸染着革命烈士的鲜血，铭刻着老一辈革命家和共和国缔造者的丰功伟绩，这是一份值得毕生去做的事业。”听了他的话，我知道在这短短的15个月里，他不仅仅是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他的心灵也受到了震撼，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这时，他做了一个重要选择：回后方档案库，一辈子干档案。我的父母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我是军人的女儿，虽然感情上一时也难接受，但最终没有理由不理解他、不支持他。

没过多久，老刘就正式调到解放军档案馆第一档案库，专门从事档案收集工作。这是一个千里奔波、跋山涉水、整天不着家的苦差事。他是苦孩子出身，十几岁就一个人背着生米、带着咸菜，赤着脚走几十里的山路去上学。所以工作中的苦、累、险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他从不爱惜自己，生活上能凑合就凑合。长期征集档案，总是奔波在外，吃不好，睡不好，生活没有规律，身体逐渐垮了下来。

1996年，他到偏远山区征集档案，出差前感觉胃疼，去医院检查，发现患了严重的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医生开好了住院单，待有床位后马上住院治疗。我当时也担心他的身体，可他却说：“工作都联系好了，挺不容易的，这点病不要紧，还是坚持一下。”几天后医院通知我，让老刘去办住院手续，当医生得知他已去外地出差时，非常生气地问我：“溃疡病在活动期容易出血，病情这么重，怎么还让他出差。”我心里也很着急，可老刘走了一个星期了也没个音信。回来后才知道，他出差没几天就病情发作，住进了当地的医院。

1987年7月，是我们结婚10周年，老刘说要送给我一件礼物。我很奇怪，因为他不是一个浪漫的人。结婚，连花都没有送过一朵。我在想，他会送什么呢？

几天后，他交给我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里面装的全是档案管理工作方面的资料，既有各类业务报刊上的文章，也有老刘写的心得体会，正是我所需要的。顿时，我心里充满了温暖。老刘对我的这份情，让我感到幸福、满足。这件“礼物”对我工作帮助很大，我一直珍藏到现在。

几十年来，我们就是这样互助互爱、互帮互学，平淡中伴随着快乐。

老刘无职无权，但有情有义。他心里有我，有这个家。就在查出病的10天前，老刘还跟我商量，说家里的房子装修好了，是不是把老父亲接过来。老刘是最孝顺父母的。他家境贫寒，母亲去世的早，父亲一个人把他们兄弟姐妹八个拉扯大，很不容易，吃了不少苦。他把孝心和爱都倾注在父亲和弟弟妹妹身上，对老人总感到有尽不完的孝，对弟弟妹妹总感到有尽不完的责任。

老刘做完手术后，同事到医院去看他，他还念叨着工作的事。我知道，工作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工作着幸福着，工作着快乐着”是他的真实写照。他是我一生的骄傲和自豪，嫁给他，我无怨无悔。

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恰恰是这样一个平凡而没有修饰的人，恰恰是这样一份看似没有激情的职业，让我的心灵深处受到了最强烈的震撼和感动。他的与众不同在于，他是一个就在我们身边，我们都可以学习，都可以仿效的英雄，是一个不需要特定条件出现的英雄。

过去，我对档案几乎一无所知，而当这些由老刘和他的战友们亲手收集而来的尘封档案，如历史长卷一样在我面前展开时，我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在我们身边还有这样一份凝固的历史，她的名字叫做档案；原来，还有这样一份支撑信息社会向前发展的幕后工作，这就是档案事业；原来，还有这样一批人，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守卫着我党我军的历史原貌，他们就是档案工作者。

到底是什么力量，使老刘对这样一项工作充满了激情？老刘对此并没有做过更多的讲述。但他用38年的行动告诉我们，那是因为他的生命已经和这些档案融合到一起。档案，成了他人生奋斗的目标，成了他生命的支柱。他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自我，他就是为这些档案而活着。他把自己对党、对人民、对军队的全部的爱，都倾注到了他心爱的档案上。

采访老刘的日子里，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老刘是个好人”。

在解放军档案馆，只要是老刘值班，老刘会连办公楼的门厅都打扫干净。同事的自行车丢了，老刘把自己孩子的山地车让出来，同事几次给他钱，老刘说，车子闲着也是闲着，你拿去用就是了。馆里的年轻人装修房子，老刘自己找到装修工人说，这孩子大学刚毕业，没钱，你们少赚点她的钱。早些年，年轻人的家属随军到北京，老刘家的煤气罐、煤气本没少借来借去。老刘还总忘不了送袋米，送袋面，帮助年轻人把家安顿好。

老刘得病后，每次下班的时候都会带着愧疚对同事说：“我要去做化疗，提前走一会啊。”其实老刘已经退休了，又身患癌症，来不来上班都没关系，他却因为提前下班去做化疗而惭愧。

见到病重的老刘，好多同事都偷偷地抹眼泪。同事们说：老刘都病成这样了，但只要有同事去看望他，他那憨厚的笑容却始终挂在脸上。军委、总部领导到病房看望慰问，首长们共同的感受也是这样，老刘不像是个癌症病人，他神采奕奕，和蔼可亲。他那张憨厚的脸庞，留给我们的，是不变的微笑。

那天，我在解放军总医院见到了病重的老刘。此时，他的行动已经非常困难。医生割除了他癌变的直肠，但癌细胞又侵蚀了他的淋巴、髋骨，并向全身转移。癌症晚期的病痛到底有多痛？护士告诉我，这种痛，就像骨头被别人一块一块地掰裂。大家知道吗？这样的疼，24小时伴随着老刘，一刻都没有停息。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没有听到过老刘一声痛苦的呻吟，我没有看到老刘一丝痛苦的表情。不仅如此，老刘由于牵挂着档案工作，担心止痛药会影响思维和记忆力，他甚至执意不吃止痛药。爱人见他倍受病痛折磨，含泪劝说，他才勉强吃两片。这种痛苦，有谁可以知道？

我当时就在想，一个人对待疾病的态度，其实就是他对待人生的态度。38年来，老刘一路走来，就如同档案馆门前那条昆玉河里的水，从容向前，永不停歇，远离喧哗和躁动。如果没有这种淡定，一个人到底能走多远？如果没有这种坚守，他38年的漫漫征途靠什么来支撑？这种支撑着老刘生命和事业的力量，不正是我们正在苦苦找寻的精神和灵魂吗？

让我们所有的人，用我们内心最善良的灵魂，为59岁的刘义权祈福。祝好人一生平安，愿这位普通共产党员的崇高精神永存。

闪耀在红色档案上的生命之光

解放军档案馆副研究馆员宋传富

我从1982年起就和刘义权同志一起共事。在20多年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亲眼目睹了刘义权是用什么样的劲头干档案、爱档案，一点一滴书写对党的忠诚。

在刘义权眼里，党和军队的档案最珍贵，档案就是他的命。他是管档案收集的，见到革命历史档案就像见到稀世珍宝，拿不到要征集的档案，他比什么都着急；拿到了，比什么都高兴。

1990年，老刘和我赶到秦岭山区征集档案。当时，暴雨引发的山洪冲垮了路上的石桥，我提出先到附近旅馆住下，等路通了再说。老刘不同意。他看见有人趟水过河，便对我说：“我们好不容易和人家协商好，可不能因为去晚了再有什么变化。当地人能过去，我们也能过。”他当即带着我趟着齐腰身的水徒涉过河。到了河对岸，又踩着泥泞的山路徒步走了10多公里，才到了目的地。这一次，征集到档案资料800余件。回来的路上，老刘兴奋得眼睛放光，一个劲地念叨：“太好了！总算拿到了！”

老刘把档案看得比什么都重。一次，他到闽北山区征集档案，在乘车返回县城的途中，下起了大雨，道路泥泞，小车前半部突然钻进了前面一辆运输车的底部。当时，现场乱成一团，刘义权却紧紧地将装档案的皮包抱在怀里。这批档案入馆时，大家感慨地说：“这是老刘冒着生命危险征集来的！”

，老刘和我到河西走廊征集一批重要军事档案，拿到后坐火车硬座连夜返回。从兰州到天水途中8个多小时，老刘一直抱着装档案的箱坐在座位上。我多次想替换他，他就是不肯，说：“我一拿到档案就兴奋，就睡不着觉，你们年轻人觉多，我年纪大瞌睡少，还是我抱着吧。”就这样一直抱到终点站。

刘义权最容不得的是，管档案的人没有把档案整理好。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档案整理不好，活档案就会变成死档案，就是对党的事业犯罪。”他工作较真、不留情面，在军队档案系统中是出了名的“死心眼”。那一年，总部机关组织档案达标试点工作，老刘是验收组成员。看到有个单位档案柜很漂亮，标签很精致，档案盒整齐划一，什么都好，就是里面档案没按标准整理。老刘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做表面文章，外面光里面糠。”同事劝他说：“这是总部抓的试点，亮点很多，能过就过吧”。但老刘坚决不签字，直到单位真正达到了验收标准。

档案馆的很多老同志，都知道老刘有一个保持了一辈子的习惯，就是在有档案的办公桌上绝不放水杯，生怕不小心打翻了，淹了档案。老刘拿档案的时候，从不在桌子上拖，都是轻轻拿起来再轻轻放下；翻档案的时候，总是带橡胶指套，不在有字迹的地方摸；咳嗽的时候，一定要站起来，扭过头去……

这些年，红色档案在文物市场非常抢手，不少私人收藏家视如珍宝。馆里的同事为此感慨：国家重点图书《红军将帅手迹选》收录的有红军经历的78位将帅珍贵手迹380多幅，选用我们馆藏档案就有200多件，其中50多件是老刘直接征集进馆的。老刘把一生献给了档案事业，千辛万苦去淘宝，他要是个人收藏家，身价不可估量。

可是，他从来没有利用工作之便谋一分钱的私利。相反，他总是珍惜有限的经费，想方设法把每一分钱用在工作上。这些年出差在外，为了多收集一些档案资料，他总是住条件最简陋的招待所，有时连招待所的饭菜也舍不得吃，在路边吃一碗面条就算一顿饭。

在我的眼里，老刘是一个取舍特别“极端”的人。对于散失各地的我军历史档案，对于那些常人认为难以完成的任务，他千方百计去“抢”；然而，凡是涉及到个人利益，哪怕是一丁点的好处，老刘却总是在“让”。这几十年，老刘评职称时让，评科研成果时也让，让来让去，他退休时还是中级职称。他在档案馆负责编纂的各类重要图书中做了重要贡献，出版时都坚持不让在书上署名。

去年9月，老刘查出直肠癌晚期。我得知这个消息，一下子就惊呆了。没想到，确诊后的第二天，他还像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再次戴上老花镜，拿起放大镜，一页页认真查看档案，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看着老刘的笑脸，他征集档案走千山、涉万水的身影，又好像浮现在我的眼前。此时此刻，我想对他说——老刘，你牵挂的红色档案还有很多没有收集完，我们脚下的路还很长，我还想和你一起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