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单从写作技巧上看，我们完全可以说《围城》是一部很妙的小说，妙就妙在书中洋溢着作者的才情、机智、幽默、风趣，还有讽刺挖苦的种种本领。这些都是令人欣赏、惹人喜爱和可以供人咀嚼玩味、排遣忧闷的东西。然而，评价一部小说的好坏，不能光看它的写作技巧，更重要的还是看它的内容和写作背景，这一点恰恰被那些忙着赞誉、叫好的女士们、先生们
给忽略了。《围城》是1944年动笔，1946年完稿的。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稍有历史常识的人们都会知道，那是神州大地祸深寇亟、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年代。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已经持续了七年，成千上万的难民还在死亡线上挣扎，抗战军民还在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但是，就在那样一个悲惨与壮烈的岁月里写就的《围城》之中，我们既看不到日本侵略者骇人听闻的血腥暴行，也看不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抗战洪流，更看不到作者对民族存亡的忧虑和关切。用钱先生自己的话说，书中剖析和描述的尽是“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说白了，也就是生活在日伪统治区上海的一群快乐而慵懒的文人们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玩世不恭、打情骂俏，以及绿头苍蝇式的追来逐去的爱情游戏。这些故事似乎发生在与抗战毫无关联的距中国十万八千里的某个世外桃源里。
我们不禁要问：这难道就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中国社会？这就是抗战期间的中国知识分子吗？
钱先生在《围城》的序言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钱夫人杨绛则在《围城》的附录里说：“这本书是他‘锱珠积累’写成的，我是‘锱珠积累’读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瞧，钱先生玩味自身才智、钱夫人欣赏夫君才智的兴趣是多么浓烈，夫妇俩从“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的剖析中获得了多少惬意和快乐，哪里还有一点点“忧世伤生”的影子呢？
笔者决没有不许别人快乐的权力。实际上，抗战前线的官兵们虽然艰苦卓绝，还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却仍不乏诙谐快乐的笑声。但相比之下，两种笑声的内涵和味道是大相径庭的。
《围城》毕竟写在抗战的年代里，它的第三章的开头有这样一段关于战争的描写：
也许因为战争中死人太多了，枉死者没有消磨掉的生命力都迸作春天的生意。那年春天，气候特别好。这春气鼓动得人心像婴孩出齿时的牙龈肉，受到一种生机透芽的痛痒。
上海是个暴发都市，没有山水花柳作为春的安顿处。公园和住宅花园里的草木，好比动物园里铁笼子关住的野兽，拘束、孤独，不够春光尽情的发泄。春来了只有向人的身心里寄寓，添了疾病和传染，添了奸情和酗酒打架的案件，添了孕妇。最后一桩倒不失为好现象，战时人口正该补充。但据周太太说，本年生的孩子，大半是枉死鬼阳寿未尽，抢着投胎，找足前生年龄数目，只怕将来活不长。
这段文字，大概是《围城》中有关战争的唯一描述了，语言风格如同黑色幽默，态度之冷漠着实令人惊讶。那些日寇屠刀下的“枉死鬼”若地下有知，读了这段文字真不知能否像钱夫人那样笑得出来。难道当年的上海人就是这样寡廉鲜耻、醉生梦死吗？钱先生对上海日伪势力的罪恶与残暴只字不提，受害的上海同胞倒成了他笔下讽刺挖苦的对象。
笔者困惑不解，何以像钱先生这样博学多才、声名显赫，而且亲身经历了日本侵华战争的一位学者，对自己民族的危亡和父老乡亲的苦难竟会如此的麻木冷漠，满不在乎？他怎会在祖国最需要她的儿女们为捍卫她的独立和尊严而奋起抗争的年月里，远远地躲在沦陷区的小房子里，与妻子一唱一和地揣摩“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呢？这简直就应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话：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这究竟是为什么？
是因为钱先生清高孤傲吗？似乎是，也似乎不是。清高孤傲之人，自以为是，孤芳自赏，恃才傲物，卓尔不群。这倒可能是钱先生不屑于投身抗战大军充当抗战一分子的原因。但清高孤傲之人往往重气节，讲人格，威武不能屈，可杀不可辱，如此看来，钱先生又应当义无反顾、挺身抗战才是，何以甘于在外族的蹂躏之下隐身孤岛，自得其乐？思来想去，笔者真有些糊涂了。那么，用文人的手无寸铁和爱好和平能否给钱先生一个合理的解释呢？也似乎不能。文人固然手无枪杆，但他手中有笔杆，可以向侵略者口诛笔伐；文人固然爱好和平，而恰恰因为爱好和平，才最应该挺身而出，声讨侵略。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们就是手无寸铁和热爱和平的，而他们中的大多数恰恰是最富有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诗圣杜甫身经安史之乱，弟妹失散，父子隔绝，饱尝战争的苦痛，是以他的诗歌十之八九都是诅咒战争，渴盼和平的。然而，即使这样一位“非战‘诗人，对于异族的侵略也是抱着同仇敌忾之志，在民族气节上毫不含糊。且看他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诗句：“男儿生世间，及北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12全文查看”“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可见，杜甫真不愧为一代诗圣，气冲霄汉、慷慨激昂的豪壮人格完全洋溢在其诗句之中了。与杜甫同时代的诗人杨炯、卢纶、王涯、马戴、张仲素等人的诗歌，也表达了同杜甫一样的爱国情怀。
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形。如果我们读一读晚唐诗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人的诗作，就会发现其修辞之精美、字
句之考究、音律之婉约，几乎臻于极致，可是正当国家危机四起、人民流离失所之际，他们不是挺身而出，扶危济困，却在那里低吟浅唱，醉生梦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红绽樱桃含白雪，断肠声里唱阳关。”前后两相比较，真乃天壤之别。
抗战期间的情形也大抵如此。一方面是老舍、田汉、郁达夫等一大批有肝胆有血性、不愿做亡国奴的文人们，以笔为枪，为抗战奔走呐喊，造就了声势激越、熠熠生辉的救亡文学；一方面则是钱先生这样的民族危难的旁观者们，躲在家中细细研讨“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更有张爱玲之类的所谓“文学才女”在汉奸小报上喁喁情话，充当“顺民文学”的主将。这是多么强烈的反差，何等鲜明的对照！
运笔至此，笔者不由得对如何看待“才气”二字生出一点感想：才气固然是个好东西，它可以表征一个人的天资，赢得他人的赞叹，以致不少以才子自许之人恃才傲物，自鸣得意；然而，个人的才华必须与祖国的命运、社会的公益融为一体才会有意义，否则就只能是微不足道的雕虫小技。一个对民族危难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的人，即使其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又于国家、社会何益？一本只顾卖弄个人才智而不顾民族危亡的小说，即使它文辞精美、妙语连珠，又何足道哉？总而言之，如果像钱先生在《围城》里这样不顾一切地玩味才气，孤芳自赏，那么才气就变得无聊甚至倒人胃口了。
中国有句古话：立身既败，万事瓦裂。无论评价一个人还是一部作品，应着眼大节而不能只看细枝末节。什么是大节？对待祖国民族的态度就是大节。大节之大，莫此为甚。李苦禅先生在谈及作画心得时，曾讲过极精辟的一句话：“必先有人格方有画格，所谓人格，爱国第一。”作画尚且如此，为文更应如此。以这个观点衡量，《围城》大节有亏，是一部不值得称许的小说。海内外之所以对《围城》好评如潮，原因恐怕就在于只看重才气和技巧，而完全撇开了大是大非的评价标准。这一现象，在张爱玲的评价上表现得尤为严重。不过，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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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单从写作技巧上看，我们完全可以说《围城》是一部很妙的小说，妙就妙在书中洋溢着作者的才情、机智、幽默、风趣，还有讽刺挖苦的种种本领。
这些都是令人欣赏、惹人喜爱和可以供人咀嚼玩味、排遣忧闷的东西。然而，评价一部小说的好坏，不能光看它的写作技巧，更重要的还是看它的内容和写作背景，这一点恰恰被那些忙着赞誉、叫好的女士们、先生们
给忽略了。《围城》是1944年动笔，1946年完稿的。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稍有历史常识的人们都会知道，那是神州大地祸深寇亟、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年代。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已经持续了七年，成千上万的难民还在死亡线上挣扎，抗战军民还在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但是，就在那样一个悲惨与壮烈的岁月里写就的《围城》之中，我们既看不到日本侵略者骇人听闻的血腥暴行，也看不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抗战洪流，更看不到作者对民族存亡的忧虑和关切。用钱先生自己的话说，书中剖析和描述的尽是“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说白了，也就是生活在日伪统治区上海的一群快乐而慵懒的文人们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玩世不恭、打情骂俏，以及绿头苍蝇式的追来逐去的爱情游戏。这些故事似乎发生在与抗战毫无关联的距中国十万八千里的某个世外桃源里。
我们不禁要问：这难道就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中国社会？这就是抗战期间的中国知识分子吗？
钱先生在《围城》的序言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钱夫人杨绛则在《围城》的附录里说：“这本书是他‘锱珠积累’写成的，我是‘锱珠积累’读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瞧，钱先生玩味自身才智、钱夫人欣赏夫君才智的兴趣是多么浓烈，夫妇俩从“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的剖析中获得了多少惬意和快乐，哪里还有一点点“忧世伤生”的影子呢？
笔者决没有不许别人快乐的权力。实际上，抗战前线的官兵们虽然艰苦卓绝，还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却仍不乏诙谐快乐的笑声。但相比之下，两种笑声的内涵和味道是大相径庭的。
《围城》毕竟写在抗战的年代里，它的第三章的开头有这样一段关于战争的描写：
也许因为战争中死人太多了，枉死者没有消磨掉的生命力都迸作春天的生意。那年春天，气候特别好。这春气鼓动得人心像婴孩出齿时的牙龈肉，受到一种生机透芽的痛痒。
上海是个暴发都市，没有山水花柳作为春的安顿处。公园和住宅花园里的草木，好比动物园里铁笼子关住的野兽，拘束、孤独，不够春光尽情的发泄。春来了只有向人的身心里寄寓，添了疾病和传染，添了奸情和酗酒打架的案件，添了孕妇。最后一桩倒不失为好现象，战时人口正该补充。但据周太太说，本年生的孩子，大半是枉死鬼阳寿未尽，抢着投胎，找足前生年龄数目，只怕将来活不长。
这段文字，大概是《围城》中有关战争的唯一描述了，语言风格如同黑色幽默，态度之冷漠着实令人惊讶。那些日寇屠刀下的“枉死鬼”若地下有知，读了这段文字真不知能否像钱夫人那样笑得出来。难道当年的上海人就是这样寡廉鲜耻、醉生梦死吗？钱先生对上海日伪势力的罪恶与残暴只字不提，受害的上海同胞倒成了他笔下讽刺挖苦的对象。
笔者困惑不解，何以像钱先生这样博学多才、声名显赫，而且亲身经历了日本侵华战争的一位学者，对自己民族的危亡和父老乡亲的苦难竟会如此的麻木冷漠，满不在乎？他怎会在祖国最需要她的儿女们为捍卫她的独立和尊严而奋起抗争的年月里，远远地躲在沦陷区的小房子里，与妻子一唱一和地揣摩“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呢？这简直就应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话：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这究竟是为什么？
是因为钱先生清高孤傲吗？似乎是，也似乎不是。清高孤傲之人，自以为是，孤芳自赏，恃才傲物，卓尔不群。这倒可能是钱先生不屑于投身抗战大军充当抗战一分子的原因。但清高孤傲之人往往重气节，讲人格，威武不能屈，可杀不可辱，如此看来，钱先生又应当义无反顾、挺身抗战才是，何以甘于在外族的蹂躏之下隐身孤岛，自得其乐？思来想去，笔者真有些糊涂了。那么，用文人的手无寸铁和爱好和平能否给钱先生一个合理的解释呢？也似乎不能。文人固然手无枪杆，但他手中有笔杆，可以向侵略者口诛笔伐；文人固然爱好和平，而恰恰因为爱好和平，才最应该挺身而出，声讨侵略。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们就是手无寸铁和热爱和平的，而他们中的大多数恰恰是最富有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诗圣杜甫身经安史之乱，弟妹失散，父子隔绝，饱尝战争的苦痛，是以他的诗歌十之八九都是诅咒战争，渴盼和平的。然而，即使这样一位“非战‘诗人，对于异族的侵略也是抱着同仇敌忾之志，在民族气节上毫不含糊。且看他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诗句：“男儿生世间，及北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可见，杜甫真不愧为一代诗圣，气冲霄汉、慷慨激昂的豪壮人格完全洋溢在其诗句之中了。与杜甫同时代的诗人杨炯、卢纶、王涯、马戴、张仲素等人的诗歌，也表达了同杜甫一样的爱国情怀。
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形。如果我们读一读晚唐诗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人的诗作，就会发现其修辞之精美、字
句之考究、音律之婉约，几乎臻于极致，可是正当国家危机四起、人民流离失所之际，他们不是挺身而出，扶危济困，却在那里低吟浅唱，醉生梦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红绽樱桃含白雪，断肠声里唱阳关。”前后两相比较，真乃天壤之别。
抗战期间的情形也大抵如此。一方面是老舍、田汉、郁达夫等一大批有肝胆有血性、不愿做亡国奴的文人们，以笔为枪，为抗战奔走呐喊，造就了声势激越、熠熠生辉的救亡文学；一方面则是钱先生这样的民族危难的旁观者们，躲在家中细细研讨“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更有张爱玲之类的所谓“文学才女”在汉奸小报上喁喁情话，充当“顺民文学”的主将。这是多么强烈的反差，何等鲜明的对照！
运笔至此，笔者不由得对如何看待“才气”二字生出一点感想：才气固然是个好东西，它可以表征一个人的天资，赢得他人的赞叹，以致不少以才子自许之人恃才傲物，自鸣得意；然而，个人的才华必须与祖国的命运、社会的公益融为一体才会有意义，否则就只能是微不足道的雕虫小技。一个对民族危难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的人，即使其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又于国家、社会何益？一本只顾卖弄个人才智而不顾民族危亡的小说，即使它文辞精美、妙语连珠，又何足道哉？总而言之，如果像钱先生在《围城》里这样不顾一切地玩味才气，孤芳自赏，那么才气就变得无聊甚至倒人胃口了。
中国有句古话：立身既败，万事瓦裂。无论评价一个人还是一部作品，应着眼大节而不能只看细枝末节。什么是大节？对待祖国民族的态度就是大节。大节之大，莫此为甚。李苦禅先生在谈及作画心得时，曾讲过极精辟的一句话：“必先有人格方有画格，所谓人格，爱国第一。”作画尚且如此，为文更应如此。以这个观点衡量，《围城》大节有亏，是一部不值得称许的小说。海内外之所以对《围城》好评如潮，原因恐怕就在于只看重才气和技巧，而完全撇开了大是大非的评价标准。这一现象，在张爱玲的评价上表现得尤为严重。不过，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