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表现了什么正面提出什么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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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表现了什么正面提出什么的主张

《西厢记》和《西厢记诸宫调》相比，在思想上更趋深刻。它正面提出了“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主张，具有更鲜明的反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主题。西厢记首先，《西厢记》歌颂了以爱情为基础的结合，否定封建社会传统的联姻方式。作为相国小姐的莺莺和书剑飘零的书生相爱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以门第、财产和权势为条件的择偶标准的违忤。莺莺和张生始终追求真挚的感情。他们最初是彼此对才貌的倾心，经过联吟、寺警、听琴、赖婚、逼试等一系列事件，他们的感情内容也随之更加丰富，这里占主导的正是一种真挚的心灵上的相契合的感情。其次，莺莺和张生实际上已把爱情置于功名利禄之上。张生为莺莺而“滞留蒲东”，不去赶考；为了爱情沪法高盒薨谷胳贪供楷，他几次险些丢了性命，直至被迫进京应试，得中之后，他也还是“梦魂儿不离了蒲东路”。

莺莺在长亭送别时叮嘱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她并不看重功名，认为“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即使张生高中的消息传来，她也不以为喜而反添症候。《西厢记》虽然也是以功成名就和有情人终成眷属作为团圆结局，但全剧贯穿了重爱情、轻功名的思想，显示出王实甫思想的进步性。

为什么说西厢记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喜剧

《西厢记》的喜剧因素浅探王实甫的《西厢记》作为一部出色的抒情诗剧受到人们广泛的称赞，王伯良称《西厢记》为曲中神品，＂《西厢》如正旦，色艺俱绝，不可思议。＂（《曲律》）都穆在《南濠诗话》中说＂北词以《西厢记》为首＂，王世贞在《曲藻》中说＂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臧晋叔在《元曲选》序里也记载了《西厢记》＂不可增减一字，故为诸曲之冠＂的说法。《西厢记》广受人民的喜爱，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老幼妇孺无不知晓，其中一个极大的原因是《西厢记》的喜剧性。《西厢记》通过喜剧的表现手法既讴歌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理想，同时又鞭挞了虚伪腐朽的宗教和封建家长制的不合理，值得我们深入地探讨。一讽刺，是喜剧的重要表现手法之一。

它一般表现为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反面现象以及落后腐朽事物的揭露和否定。《西厢记》中也运用了这一手法，突出的表现在对僧侣佛教、封建婚姻制度及封建礼教的卫道者——老夫人的嘲笑和讥讽上。首先，王实甫将张生和崔莺莺从一见钟情到私定终生的全部恋爱过程选择在＂庄严肃穆＂、＂神圣高洁＂的佛寺禅院中进行，这就是一个极大的讽刺。那金碧辉煌的佛堂灵殿，竟是莺莺＂临去秋波那一转＂，张生风魔相思的场所。在有情人终结连理之夜，背后却是＂则天皇后香火院！木鱼钟声悠悠，权作迎亲礼炮；香炉佛烟袅袅，暂为洞房花烛；菩萨罗汉目瞪口呆，屈作证婚之人；西厢坐禅诵经之地，竟化乌峰云阁┄┄。＂佛教的禁欲主义始终战胜不了尘世欢乐，〔闹斋〕折中，在美丽的莺莺面前，那些平时一本正经的和尚们也变得轻狂起来，忘记了四大皆空，忘记了追荐相国的神圣大典，无论＂老的少的，村的俏的，没颠没倒，胜似闹元宵。

＂表现出各种丑态—— 〔闹斋〕折在尽情嘲弄僧侣的笑声中进入了第一本的情节高潮。在这里作者揭露了宗教的伪善与虚假、可悲可笑的本质，表达了对骗人的宗教的憎恶和谴责，对僧侣们的蔑视。联想到元代＂一官二吏三僧＂的阶级层次划分，我们就可以得知王实甫的讽刺是有着现实意义的。同时也证明了，连＂只少圆光，却便是捏出来的僧伽像＂的法洁长老，都禁不住对莺莺动情凝望，更何况清纯如火，才貌双全的张生。张生与莺莺的相爱是有着合理性的。其次，《西厢记》通过崔、张的爱情讽刺了封建婚姻制度的虚伪、不合理。莺莺张生的行为完全违背了封建礼教要求的＂男女授受不清＂的原则，游园相逢，他们便眉目传情，产生爱慕之意，继而在墙角吟诗弄琴，递简传书，终于成就一段佳话。

封建礼教要求的＂门当户对＂在崔、张的爱情中也被推翻了，崔莺莺是相国之女，而张生则是个＂白衣饿夫＂，但他们却不顾门第的差异结合了，他们指斥功名富贵是＂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渴望的是＂但得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崔、张完全不顾封建婚姻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红娘为月下撮合人，在追荐父母的道场旁，在眼目的眼皮底下私会，铸就良缘。老夫人在《西厢记》中是封建礼教的代表，作者对她也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作为莺莺的母亲，她是爱莺莺的，但这种爱是充满着私欲的，这种爱造成的是对女儿的戕害。她为了将莺莺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作了种种的努力结果都徒劳无功，从而将她放置在一个戏弄者的位置上，遭到读者的嘲笑。例如，她为了重振家声将莺莺许配给尚书之子郑恒，然而莺莺对这桩婚事并不满意，一出场就发出了＂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的感慨，向张生大胆的表达了爱意；老妇人派红娘去＂行监坐守＂，哪想红娘却成了崔、张之间传帖送简的＂鱼雁＂；老夫人食言赖婚，自以为得计，反而激发了崔、张两人对封建势力的反抗，终于冲破阻力，缔结秦晋之好；老夫人拷红逼供，到头来反被红娘所制，亲口答应了崔、张的婚事。

黑格尔在《美学》中说：＂本质和现象，目的和手段之间的人和对比，都是可笑的。可笑这样的一种矛盾，由于这种矛盾现象在自身之内消灭了自己，目的在完成时失去了自己的目标。＂《西厢记》中对老夫人讽刺就是针对她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矛盾。在成功塑造这一反面人物的同时也推进了情节的发展。《西厢记》中的讽刺和早期的参军戏、宋金院本、杂剧相比，它不再以浅露夸张的插科打诨见长，而以含蓄的剥露斥责为主；它不靠游离情节之外的噱头笑料来迎合观众，而以强烈的对比、鲜明的象征，巧妙的暗喻、滑稽的背景，＂于嬉笑诙谐之中，包含绝大文章＂。（李渔《闲情偶寄》）使讽刺成为揭示主题、塑造反面形象的重要手段。二幽默手法也使喜剧中常用的手段，常常在其中用来塑造那些性格中有一定缺陷、但又可亲可敬的正面喜剧形象。

幽默，是他们身上存在的引人发笑的特点或缺点的率直而风趣的表现。这种手法在《西厢记》中最为明显地用在张生的塑造上。张生聪明多才，风流倜傥，但书生气十足，是个＂风魔秀士，风欠酸丁＂；他对莺莺的追求大胆执著，是个＂至诚种＂，但在行动中又显得鲁莽、神经质，遇到问题就手足无措，是个＂银样镴枪头＂、＂傻角＂。作者通过一系列的喜剧冲突充分表现了张生性格中的矛盾与不和谐，既有赞美，也有讽刺，使...

西厢记简介感想

《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也成《张君瑞待月西厢记》，杂剧剧本，五本二十一折，元王实甫撰，刊行于明弘治十一年。王实甫，名德信，生卒年不详，大都人，熟悉勾栏生活，擅长写儿女私情，作品讲究文采，风格优雅，有“花间美人”之誉。周德清称赞《西厢记》“诸公已矣，后学莫及”。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中国戏曲史上都占有很重要地位，是我国古代戏曲发展高峰之一。唐元稹《会真记》，写张生与莺莺的爱情，北宋民间传说、说唱加以改造，至金，又有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出，为《西厢记》的创作奠定了基本构架。王实甫在前人基础上充实、改写、提高，故事更加生动，形象更加鲜明，终于成为这里故事的终结者。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本剧的主题，并成为千古名句，而丫环红娘的名字，最后演化成促成姻缘，成人之美之人世的代名词。

《西厢记》具有鲜明得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主题，情节曲折，曲词华美，诗意氤氲。格调有如花间美人，光彩照人。当年林黛玉读《西厢记》，“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为莺莺与张生之情所感动，说明雪芹先生也是很喜爱《西厢记》的。如今，我们自不必待月西厢，也少了长亭短亭，鱼雁传书的“麻烦”，“爱情”已成为过于泛滥的字眼，闻之也不会“微腮带怒，薄面含嗔”了，“西厢”真的成了一出粉墨登场的遥远的戏剧，我们常常说古人封建，受限制，不自由，少感情，我们的感情，到底又真实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