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名的文章是在批判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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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的文章是在批判什么

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两个未完成的长篇以及部分诗作与散文。《废名小说研究》现实性加强是此一时期创作的一个重要变化。在前期他尽量回避、淡化甚至消解作品中的现实功利意义，尽量为自己营造一个宁静的“梦”境，但现在，我们从废名作品中又重新可以看到社会与时代的影子，又重新可以感到社会现实所赋予作者的喜怒哀乐，正如莫须有先生所说：“世上没有一个东西不干我事，静极却嫌流水闹，闲多翻笑白云忙。”《莫须有先生传》尽管在创作时间上与《桥》相去不远，但即使是在写《桥》的时候，废名的思想也已开始显得“凌乱”，一方面，他留恋于“拂尘即净”的“梦”，那便是《桥》，另一面却又显示着对现实实有世界的莫大兴趣，预示着其思想上将朝着新的一路发展，《莫须有先生传》便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莫》是一部在风格上与《桥》截然不同的作品。废名曾称他的《莫须有先生传》是学习莎士比亚和《堂·吉诃德》的结果，他在与鹤西的一封通信中说：“我是想到了莎士比亚与西万提斯他们两位。他们似乎不象Flaubert那样专心致志做文章了，只是要碗饭吃。他们真是‘顶会作文章的人’！他们的文字并不是做得不多不少，你不可以增减一字，他好象就并不在乎，而我们在这里看得见一个‘完全’的人了。顶会作文章的人大概就是一个生活的能手，乘风破浪，含辛茹苦，随处可以实验他的生存的本领，他大概是一个‘游民’，逐水草而居了。……屠格涅夫说西万提斯的《吉诃德先生》是代表一个理想派，……我的意思则适得其反，他是——他是一个‘经验派’，耍了一个猴戏给我们看。

”在废名看来，顶会作文章的人是不避现实生活的，亦非不食人间烟火，他应该是“逐水草而居”，应该是“经验派”。《莫》是以作者西山卜居这一段现实生活为蓝本的自传体作品，是现实的，卞之琳评价说“是写他自己的‘狂人日记’，他对当时的所谓‘世道人心’笑骂由之，嘲人嘲己……自有他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注：卞之琳：《冯文炳选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废名的“逐水草而居”很使我们想起禅师们的“饥来则食，困来即眼”的生活态度。对真实性的自觉追求是这一时期废名创作的另一重要特征。此一时期，作为整体性的“菱荡”、“桥”式的仙一般的意境在已荡然无存。他的创作是真实的、随意的。《莫须有先生传》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除了“莫须有”的名字以外，其他都是他自己生活的真实记录，是自传式的小说。

如果说废名前期的小说多写自然之景并在其中流露出作者的体验、感觉与直观顿悟的话，那么，此一时期作者更多的注重叙事，并在这些自传式的事件中渗透自己的理性思考，因而也就显得更加真实。废名这一时期对于散文的钟情亦可见他在创作上的倾向实有自然之境。因为照他的理解，散文是写实的，非想象非虚构的，他说，“我现在只喜欢事实，不喜欢想象。如果要我写文章，我只能写散文，决不会再写小说”（注：《冯文炳选集·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后来他曾把他的先期的一些小说如《浣衣母》、《河上柳》等还原为散文，其目的便在于欲摆脱前期小说的虚影而使其所叙人事更原始、更真实、更具生命本相。此一时期，语言的无所顾忌与先期简洁、晦涩形成鲜明对照。

废名表现出来一种强烈的表现欲，他不再苦行僧式地收敛自己的情思了。其情感思辨常常毫无顾忌，毫无遮拦地倾泄出来。如果说在前期作者的情思只偶尔有些零星式的点缀的话，在《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则是大段大段地抒发了。如前所述，这一时期他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散文创作，理由之一正是出于一种欲更好更充分地表现自己的考虑。他把《浣衣母》《河上柳》还原成散文，也正是在这篇题为《散文》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在表达自己情感思想上与小说的不同而显得更为直接。这一时期，废名语言的句式越来越符合常用的语法规范，语句较长，较缓，不再如先前那般短促、跳宕，用词也力避奇僻生辣。[4] 编辑本段文学风格莫须有先生传废名被认为是周作人的弟子，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京派代表作家。

代表作有《竹林的故事》、《桥》、《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废名的小说以“散文化”闻名，其独特的创作风格人称“废名风”，对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产生过影响。废名名气虽大，但因为晦涩难懂，读者却少。在文学上，周作人和俞平伯是他的两个著名知音。周作人在为废名和俞平伯的“涩”作解释时说“本来晦涩的原因普通有两种，即是思想之深奥或混乱，但也可以由于文体之简洁或奇僻生辣，我想现今所说的便是属于这一方面。” 在《废名小说选·序》中，废名对于自己的风格有如此评论：“就表现的手法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绝句二十个字，或二十八个字，成功一首诗，我的一篇小说，篇幅当然长得多，实在用写绝句的方法写的，不肯浪费语言。

这有没有可取的地方呢？我认为有。运用语言不是轻易的劳动，我当时付的劳动实在是顽强。读...

废名的艺术趣味是什么

艺术趣味是艺术欣赏与艺术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情趣、爱好与追求。在艺术熏陶、艺术实践、艺术教育中形成与发展，受生活情趣、生活理想、艺术观念、审美理想、审美能力的制约。具有鲜明的主观色彩，又有时代民族特征，并影响着对艺术的审美选择、审美感受和艺术的创造。

他和周作人交谊甚厚，也被认为是周作人的弟子

废名师事周作人的艺术趣味，追求平淡中见真意。以简洁质朴的语言写出悠远深广的意境，他真情留恋民间文化、乡民人生中的和谐与善良，微微叹息蕴藏于其中的落后与愚昧。

废名名气虽大，但因为晦涩难懂，读者却少。在文学上，周作人和俞平伯是他的两个著名知音。周作人在为废名和俞平伯的“涩”作解释时说“本来晦涩的原因普通有两种，即是思想之深奥或混乱，但也可以由于文体之简洁或奇僻生辣，我想现今所说的便是属于这一方面。”

试述沈从文作为文体作家的特征

京派小说的艺术特点主要有三：京派作家既继承了乡土小说的乡村题材，又善用创造社身边小说的抒情笔法。但在自身的发展演变中，他们逐渐淡化了乡土小说的现实性而向梦幻乡土延伸，淡化了身边小说的浪漫性而专注于悲悯人生的描绘，淡化了创造社小说的主观言说而专注于情境氛围的诗意抒写。这三者的浑然融合构成了京派小说独特的风格内涵。

1、梦幻乡土对乡土的梦幻般的描摹是京派小说的一大特点。京派作家是在视艺术即梦、情感即真，也就是在朱光潜所谓“理想界”与“现实界”二元对立的观念中建构着他们的乡土梦幻的。基于此，他们对宗法制乡风民俗多取宁静认同的态度，努力从中开掘纯朴的人情美、道德美，奇特的风俗美，静穆的自然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鄂东山野，芦焚的河南果园城，老向的河北农村，汪曾棋的苏北乡镇，萧乾的京华贫民区等构成了庞大的“乡村中国”的身影。在京派小说中，乡土文明与都市文明的冲突是一个主要内容。在京派作家看来，现代文明的都市道德虚伪，人性异化，压抑束缚着自然生命的发展，于是他们在回归自然的企图中以梦幻般的心态描绘着一幅幅自在自足的乡土图景。废名的《竹林的故事》、《菱荡》等作品写了乡村中翁妪男女自然相处的和谐情景，勾勒出一派“世外桃源”图。沈从文的《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通过对原始态的生活与“文明社会”的契约分工和政治状态的生活相对立隔膜的述说，表现出作者对“乡下人”自然、热情、勇敢、诚实等高贵性格的讴歌。与乡土民间和谐纯真的人性民情相联，京派作家或热衷于不表现社会底层人民生命力的强盛，如沈从文《柏子》中的水手任意而快活，林徽因《文珍》里的丫头大胆地求生，萧乾《邓山东》中的小贩憨厚而刚直；或在人物塑造上表现出对优美纯洁女性的关注，如沈从文的翠翠（《边城》）、三三（《三三》），废名的阿毛（《桃园》）、琴子、细竹（《桥》），林徽因的钟绿（《钟绿》）、绣绣（《绣绣》）；或在飘忽的回忆中追寻着儿时的天真烂漫，如萧乾的《篱下》、《放逐》，凌叔华的《弟弟》、《小哥儿俩》，汪曾棋的《戴车匠》。总之，不论是对强悍生命力的描摹，还是表现女性的温婉纯美、儿童的纯洁稚嫩，都突出地牵动着作家们的一种共同的梦幻之情，用沈从文在《旧作选集·代序》中的话来说就是对“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神往。

2、悲悯人生京派小说多表现出对人类的悲悯情怀。京派作家在历史文化的观照中既由衷地赞美那未蒙教化的原始文明的淳厚朴实，又看到了礼教、宗法制的野蛮和人生不幸的一面。同时，京派浓厚的学院背景又使作家们在理论上对社会对人类有一种悲剧意识。沈从文和废名都十分郑重地把自己作品中悲剧的美学特质的一面指出来，在他们看来，人的神性存在与悲剧性存在有着必然性的联系，由此决定了京派小说的悲剧性往往是人性的悲剧；另一方面，京派作家对人性的单纯信仰又使得他们的悲剧是“明快的”，又带着“悲悯的微笑”的情怀。这样，他们的表现方式就是在所写的人事上不为故事中卑微人事失去明快，总能保持一个作家的平静，淡淡的讽刺里常常有一个悲悯的微笑影子。凌叔华的《小刘》、《李先生》、《春天》等描写女性的作品中，都有一种由对人性的反讽而产生的轻曼的悯惜和忧伤的悲剧审美效果。京派作家还善写残缺的美的命运悲剧，如废名的《竹林的故事》中父亲在一片远暧的自然宁静中悄然而逝，而三姑娘只能在自然光色的轻抚中长成一个乖巧美丽的姑娘。沈从文的《月下小景》中的少男少女在月光中走向美丽的死亡，并借此使情爱升华到崇高境界。这些作品在对爱、美遭罹毁灭的无可奈何的叹息、悲悯中，表现出京派作家“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的努力。京派小说中尚有一类表现美丑、善恶对立较为强烈的社会批判倾向和鲜明的爱憎取舍的人生悲剧，如沈从文的《菜园》、《丈夫》等；萧乾的作品这种特点更明显，他崇尚虽败尤荣的人与命运的搏战，因此，他的悲剧中具有一些英雄主义的因素，这在《邓山东》、《小蒋》、《印子车的命运》中都可以看到。

3、诗意抒写京派作家的文体都带有一种抒情性。他们小说的文体形态是与他们的叙事态度、价值选择、文化情致相联结而存在的。在叙述中融入诗性的追求，在写实中弥漫着浪漫的气息是京派小说文体的突出特征。沈从文喜欢用“诗的抒情”方式作小说，如《边城》有现实的忧伤，也有桃园般的浪漫，还有水的恬静蕴藉，清丽隽永的诗意扑面而来。废名善用“写绝句的方法”写小说，还常把诗的象征手法移用在其小说中，《竹林的故事》以竹写青春气息，《浣衣母》、《河上柳》以杨柳喻乡村的古朴，《桃园》、《桥》以桃树言理想境界。与诗性追求相应，京派作家往往都有着意境营造的自觉。他们的小说或以景结情，或以象寓意，用空白和空灵构成立体的艺术空间，给读者以极大的想象空间。废名的《菱荡》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品从多个视角描摹了陶家村的自然风光和人性之美，从而为主人公“菱荡人”设置了一个“恰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