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语言的特征是什么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特征是什么]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特征如下：第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一种通过某个社会群体几代人的不断模仿而进行的非个人的、连续的、缓慢的创作活动过程的产物。例如我国的龙，由仰韶文化的...+阅读

文学作品语言的特征是什么

文学作品的语言特点实际上就是指文学作品的体裁。文学作品特定的样式，指各种文学作品形式上的类别。它是作品思想内容的外部表现形态，属于作品的形式范畴。文学体裁是历史地形成的。各种文学体裁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在表情达意、塑造形象、结构安排、语言运用等方面，逐渐形成各自相对稳定的特点和规律，成为文体分类的依据。文体分类的沿革中国历史上对于文体的分类，早在周秦时代就已萌芽。如在《论语》中就曾出现过＂诗＂、＂书＂和＂诗＂、＂文＂等名目，但当时文学作品和一般学术性著作还没有严格地区别开来。到了两汉，随着辞赋等纯文学的发展，出现了＂文章＂、＂文学＂等名目。当时所谓＂文学＂，亦称＂博学＂，一般指经、史等学术著作；而所谓＂文章＂，亦称＂文辞＂，则指带有辞章意义的作品，包括诗歌、辞赋、史传、奏议等。

这类名目的出现，意味着文学作品与一般学术著作开始有所区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学创作的发展、文学体裁的日益多样化，文学分类理论逐渐形成。曹丕《典论·论文》所谓＂夫文本同而末异＂之说，可以看作文体分类的滥觞。他根据这个原则把当时认为属于文学的著作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稍后，西晋陆机的《文赋》，提出了根据文学作品所描写的事物的形态来进行分类的主张。他把文学作品分为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类，并对每一种体裁的特征作了精要的概括。齐梁时代刘勰的《《文心雕龙》》总结了历代文体分类的经验和当时人的看法，提出了以＂文＂、＂笔＂归类的主张，即所谓＂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总术》）。

这种分类法着眼点主要是作品的语言特点，即把各种作品按其语言之有韵或无韵，分为韵文与散文两大类。这就是中国传统文体分类的两分法。它曾被后世所普遍采用，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分类法。梁代萧统编纂的文章总集《文选》则更注意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提出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选录标准。他把＂经书＂、＂子书＂与历史著作划为非文学的范畴，不予采录，而把属于文学的作品分为39目。文学分类的这种繁杂化趋向推动了文论家对众多的文学品种作综合的研究和归类。宋元以后，小说、戏曲文学有很大的发展，但由于被传统的文学观念排斥于文学之外，在文学分类上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变化。晚清以来，随着西方近代文化思潮包括文学思潮的传入，外国的小说和戏剧作品逐渐被翻译、说明进来，本国创作的近代小说和近代戏剧也开始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因而在当时的某些文学杂志和文学论著中出现了把小说和戏剧文学列为独立的文学体裁的趋向。

＂五四＂运动前后，随着文学革命运动的兴起，新诗歌（自由体诗）、新小说（现代白话小说）、新戏剧（现代话剧）得到迅速的发展，中国传统的文体分类法已不再能说明日益多样化和现代化的文学样式在表情达意、塑造形象方面的不同方式和特点。于是，古代传统的两分法便逐渐被吸收了西方分类法长处的现代分类法所代替。现代文学体裁的分类＂五四＂以来流行的现代文学分类法主要是三分法和四分法，而尤以后者为人们所习用。＂五四＂文学革命，也涉及文学的分类理论，当时的一些先驱者，在这方面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为新的文学分类法特别是四分法奠定了基础。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从提倡白话文学的立场出发，奉施耐庵、曹雪芹、吴研人的白话小说为文学正宗。

钱玄同响应其说，认为戏曲、小说＂为近代文学之佳者＂。刘半农《我的文学改良观》提出：＂凡可视为文学上有永久存在之资格与价值者，只诗歌戏曲、小说杂文二种也。＂他把诗歌、戏曲归入韵文一类，把小说、杂文归入散文一类，虽然沿用了中国传统的两分法，但对传统的文学观念无疑是一个突破，这表现在他同当时其他文学革命先驱者一样，十分重视小说和戏剧在文学中的地位。他还提出，应当＂提高戏曲对于文学上之位置＂，预言＂白话之剧＂（现代话剧）必将出现＂昌明＂的前景；并断言小说是＂文学之大主脑＂。实际上已把诗歌、戏剧文学、小说、杂文（狭义的散文）看作是四种相对独立的文学体裁。他的这种文学分类主张，在当时得到了陈独秀的赞同。＂五四＂以后，诗歌、小说、散文、戏曲（包括一切戏剧文学）成为文学创作中的主要体裁，并成为人们所习惯的文学分类。

30年代编集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即采取了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的四分法。自此以后，四分法便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刊物和文学理论、文学史著作中普遍采用的文学分类法。在欧洲历史上，自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起，到德国的黑格尔、俄国的别林斯基等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在文学分类上都主张一种三分法，即按文学表情达意、塑造形象的不同方式把各种文学体裁分为三大类：叙事类、抒情类和戏剧类。叙事类的作品主要由作者以叙述人的口吻描述客观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尤其注重生活事态的描述和人物性格的刻画。这类文学体裁包括叙事诗、小说、寓言、神话、童话等等。抒情类的作品主要由作者以主人公的口吻抒写内心的思想感...

李煜词的特色和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李煜（937——978），字重光，南唐后主，在位十五年，是继陈后主的另一位后主，史称“李后主”。唐末纷乱的地方割据势力纷纷称帝，南方诸侯国并立，在江淮地区前后有吴和南唐。吴臣徐知诰废吴主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徐知诰自称唐朝后裔，遂改李姓，建都金陵（今南京）。南唐在974年被北宋灭亡后，后主李煜肉袒出降，被俘至东京，封“违命侯”，过着实为囚徒，名为王侯的生活。978年七夕，据说因后主在囚禁之所命歌妓作乐唱《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抒亡国之痛，寄故国之思，而被宋太宗毒死，年紧42岁。虽然这位风流天子结束了他短短的一生，但是因为他对中国词的巨大贡献而永载史册。974年秋，宋军攻破金陵，南唐灭亡，作为皇帝的李煜死了，然而作为词人的他却获得了新生。

我们可以将974年作为李煜词创作的分水岭，而将他的词分为前后两期。首先来谈谈他前期的词。晚唐五代词人作品大多以男女艳情或者离愁别恨为中心，风格艳丽精美，意像堆砌，内容浅薄，语言浓艳。作为一个出生于帝王之家的李煜来说，他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沾染着与身惧来的富贵气象，所以在词的创作上也没有摆脱这样的俗气，但是有学者说他前期的词不过是帝王奢侈淫乐生活的写照，内容与《花间集》极其相似。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评价有失偏颇。李煜的词作在之初就与花间词有着一定的高下之别，虽未脱花间习气，但又不全似花间词浓艳香软，矫情伪饰。他的前期词作虽然与陈后主的宫体诗《玉树后庭花》如出一辙，但是它却另外的给人一种形象生动传神，栩栩如生的感觉，同时它所表现出来的感情真率甚至有点放纵的倾向。

如《一觖珠》：“晓妆初过，沉檀轻注些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轻歌，暂引樱桃破……绣床斜凭无那，烂嚼红茸，笑向那檀郎唾。”词中女子的娇憨清纯的可人模样，宛在眼前，呼之欲出。李煜就是写男女艳情这类的词中也透出与众不同的一种清丽的风格。如《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归来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这样评价李煜的词：“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词为士大夫之词。”王国维高度的肯定了李煜词眼界始大，变伶工词为士大夫词的开创性。王国维对李煜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下面就借王国维的词话作为基础来谈谈李煜后期的词作。王国维认为词发展到李煜，题材内容扩大了、词的意韵加深了。

他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眼界始大”就是专指李煜降宋后的词作。这些作品一改前期奇丽柔糜，幽雅浪漫，柔媚婉约的风格，而变的沉厚豪放，悲壮苍凉。他在词中直接倾泻自己的家国沦亡之苦痛，而非男女惜别之心痛，这使得他的词较之晚唐五代其他词人之作，眼界更阔，不再仅仅的局限于花前月下闺房好这类的庸俗题材。自从李煜摆脱了花间派“剪红刻翠”的传统风格后，词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变为可以从多方面述怀言志的新诗体。李煜在词的创意上的变革对后来豪放派词人有很大的影响，如苏、辛。南唐的灭亡，敲碎了李煜的美梦。亡国之后，李煜的词风大变，生活的大起大落，使他从醉生梦死、轻歌曼舞的生活中清醒过来。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无能为力。只能把这种难言的苦楚倾泻在他的词中。

这时期他的词往往写尽眼前穷愁凄凉之境地，忆往昔繁华之生活，通过今昔的对比，抒发自己的家国沦亡之苦。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春花七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下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词中充满了无穷去尽的难以排遣的悲愁。如果我们仔细读李煜亡国后这一时期的词，我们会发现他将这种伤痛直接写在词里，采用白描的手法，准确而又深刻的表达自己的悲痛心绪。这也就改变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人喜欢借妇人形象的描绘，无意流露或曲折表达自己心情的手法。李煜后期词感慨很深，他作品中反映出的故国之思，亡国之痛，既哀婉凄厉又旷阔深邃，这就在王国维所说的意境上更上一层。李煜很善于将某些具体的感情做深入的概括，从而使之上升为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生体验，令不同时代和不同阶层的人都能从中受到触发和感染。

王国维这样说过：“若夫真正大诗人，则又以人类之情感为其一己之感情……遂不以表达自己之情感为满足，更进而欲表达全人类之感情……”。李煜后期词不仅仅以沉痛的心情抒发自己的悲慨，更可贵的是，他往往能够透过一己之悲慨，进而上升对人类共有情感本质的探索，从而是使得其所抒发的情感具有深广的涵盖性和包容性，也就使得他的词总是充满着一种尘世的苦难气息，他用他的作品为世人营造了一个极为浓厚的悲剧气氛。中国人至古而来“尚悲”，李煜“以悲为美”构成了他后期词作审美意识的关键，提高了他词的审美意义，也获得了后世无数人的共鸣。李煜不仅仅在词的创作题材上独劈蹊径，开一代之先河，他把词的意境美写到极致，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开篇就阐述这样的观点：“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自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同时王国维将境界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他在解释这两种境界的...

对西方文学的认识

众所周知，从古希腊到现在，西方的文学演变，虽然各民族、各国之间有区别；但其发展过程及趋向大体上是一致的。它们经历了中世纪、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启蒙运动、浪漫主义、自然主义以及各种现实主义等发展阶段。但不论是哪个时代，流派如何演变，作品怎样复杂，一切文学作品在内容上归根结底都不能摆脱如下的范畴：人与自然的斗争，人与社会的斗争：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人自身的矛盾斗争。病、死、友谊、爱情、战争、孤独、而在主题上不外乎是生、老、寂寞等等。但无论如何千变万化，仔细辨认一下唱的都是同一个曲子，但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演变，不同时代的作家似乎虽是在唱老曲子，用的却是新的调子和新的唱法。在这个意义上讲，一部文学的演变史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演变史。

所不同的是，文学史是以文学作品反映人类对事物认识的演变过程。每个时代的作品毫无例外地反映了该时代人们对宇宙，对社会，对个人的认识深度。就以人类对人本身的认识来说，在文学作品里就能找到一条明显的发展线索。中世纪时期，对人的认识是：人是有罪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成了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代替了“神”。启蒙运动时期，人在得解放后，发扬并强调了人的理性的一面。与此同时，人的感情面也开始苏醒，最后终于在浪漫派时期爆发出来。表面看来，启蒙和浪漫时期的主张似乎是相斥的，但实际上从整体观念看，都是互相作了补充的。到了批判现实主义时期则是另外一种情况，这时期着重刻划的是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探索客观环境对人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而到二十世纪的当代，文学作品中的人开始进行自我认识，追自我价值、这个新倾向与信息时代的来临是密切相关的。这不仅是由于个人的作用通过知识转化为生产力而显得格外重要，同时对制造精密的“人功智能”，探索人的内心活动、人的思维规律，也是带有时代性的课题。这不仅是自然科学工作者的任务，作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家同样会追随时代的脉搏在他们的作品里涉及到这个方面。这里有自觉和不自觉的情况。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尽管自然科学与文学艺术可以同属一个时代，同样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它们的演变都具有规律性。但是在文学艺术领域里，一种新思潮，某种新倾向却远不如自然科学的发明创造那样容易被人理解，得到承认。这原因也许是在子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属自然现象本身的奥秘，而且可以通过实验手段予以论证。

而文学艺术所涉及的不仅是对事物的认识，同时又包含有审美等观念，简而言之，文学艺术要受到人类社会活动的制约。因而，从历史上看，每当一个新潮流，新倾向一开始出现往往要遭到怀疑，非议甚至排斥，总要经历一段时期后才能为社会所接纳。法国文学史上的《欧那尼》演出的情景，美术史上1874年法国无名氏画家的画展所遭到的命运都是最好的说明。虽然我们今天讲到法国文学和美术时，谁都会承认雨果所代表的沫国浪漫派文学以及法国印象派绘画对后世的文学和美术发展所起的巨大影响作用。但在当时，看到并承认它们价值的却是少数。同样，当今，确立于二十世纪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与传统文学相比，其差异更是十分明显，突出的一点是产生的艺术效果截然不同，传统文学唤起的往往是“同情”或“共鸣”，而现代派文学唤起的却更多的是“思考”。

之所以引起这样的效果，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明显的，那就是当代作家所经历的快速变化的现实生活是过去任何时代的作家所不曾体验过的。当今人类在天体演化，生命起源，基本粒子方面的研究成果动摇了旧的科技体系结构。新的科学部门，例如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正在形成和发展之中。现代人的视野二方面可伸展向一百亿光年的广裹无边的宇宙，另一方面却又细小到十万亿分之一厘米的基本粒子的内部结构。人类知识综合的阶段已经开始。处在这样的时代，作为一个作家他观察现实，分析现实的方法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不可能仍然停留在旧的体系中，他必须使用与现代世界相适应的扩展性的、多层次的、深层分析的方法来看待现实。而当他再进一步要表现出他们观察到的现实时，他又必须寻找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艺术方法。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文学的发展史，可以看到每个流派的产生都是出于上述的道理。作家也不例外，就以福楼拜为例，他的《包法利夫人》原稿约为三千六百多页，但最后却删去了九分之八。原因何在？我们知道，福楼拜是敬佩巴尔扎克的，他赞扬巴尔扎克透彻地了解他的时代，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巴尔扎克所熟悉的社会己经开始瓦解，因而他主张该“唱唱别的歌了”。[2]于是福楼拜提出了小说是生活的科学形式的论点。于是他抛弃了过去传统文学那种对事物外观细致入微的描绘，而以解剖学家的锐利目光力最科学地观察事物内在的矛盾，然后以高度概括，简洁的形式对现实生活作出本质的反映，《包法利夫人》就是这样由三千六百多页变成四百页的。马克思女儿艾琳娜不但把《包法利夫人》译成了英文在伦敦出版，而且她在译本的导言里对这部作品作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种奇妙的观察与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