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同法国文学有些相同之处的看法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历来的观点]展开全部1.中国古代文学鉴赏的审美批评标准中国古代关于美本质的普遍看法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互补系统，以味为美、以意为美、以道为美、同构为美、以文为美，构成了中国古代美...+阅读

陈寅恪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同法国文学有些相同之处的看法

展开全部我们知道，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先秦文学还处在一种文史哲不分的状况，所谓纯文学的概念尚未形成。文学史重点说明的对象，如《老子》、《庄子》、《论语》、《韩非子》等，既是文学作品，同时也是哲学著作；同样，《尚书》、《左传》、《国语》、《国策》等，恐怕首先是历史著述，其次才是文学创作；就是文学色彩较为明显的《诗经》、《楚辞》，也多少不无历史和哲学的意味。在这一时期（其实后代也有延续），作家同时也是思想家、历史家，我们甚至可以说，诸如老子、庄子、孔子等人，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远远高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为世界文化名人，他们的贡献更多地表现在哲学、伦理学方面。所以，对于此类作品，仅仅从文学角度进行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引入哲学、伦理学、历史学观念；而且即使是文学研究，也不能不多几个视角，在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之间互为参照，进行比较，这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作品，更好地把握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

而两汉以降，哲学、宗教对文学的影响同样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如经学之于两汉文学，玄学之于魏晋文学，禅宗之于唐宋文学，理学、心学之于宋明文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该时期的文学特色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以魏晋时期的文学研究为例，文论中的意、物、文关系之讨论，创作中的玄言诗、宫体诗，或源自先秦道家思想，或与印度佛学相关，若只是将视野局限在文学范围内，恐怕很难探究其发展演变的深层原因，因此也就难以对之作出客观公允的评判。文学家兼通其他艺术，如绘画、音乐、书法等，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种颇为常见的现象。魏晋时期的文人不少具有多方面的才能，竹林名士如嵇康、阮籍、阮咸等人，除了擅长诗文以外，在音乐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

既能演奏，亦能作曲。如嵇康作过“嵇氏四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阮籍作有《酒狂》，阮咸则有《三峡流泉》传世。王羲之、顾恺之二人分别以书法、绘画著称于世，但在当时也颇有文名。魏晋时期的文论多有取譬音乐者，如曹丕《典论·论文》论文气不可力强而致，谓“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陆机《文赋》更直接从音乐中借用来“应、和、悲、雅、艳”五个术语用于评论文病，认为好的文章应该具备“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的特征，给人以“犹舞者赴节之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的美感。当然，造成此种现象之原因不能完全归结为兼才的出现，而毋宁说是由于音乐、绘画、书法和文学同步成熟所形成的时代风气。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固然可以举出像王维那样集诗人、画师、乐师于一身的特殊人才，但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是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借鉴而导致的体式、风格、技巧的趋同或新变。对于这两方面——在多个艺术领域都颇有创获的文人和不同艺术样式相互影响的研究，也需要我们有一种开放的视野，需要打通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的壁垒。还有一种情况应该提到。中国古代文学中有一类综合了两种以上艺术样式的特殊文体，如词是文学（诗）和音乐相结合的产物，戏曲则除了文学、音乐之外还有表演的成分。我们固然可以撇开其他因素对之作纯文本的研究，等同于一般的抒情文学或叙事文学，但那也就取消了它们的独特性。事实上，对于词（应该还包括散曲）这类特殊文体，不论是探讨它的起源、发展，还是研究其文体特性，音乐的引入都必不可少；而且应该承认，在词的起源，词体的演变，词、曲之间的过渡衔接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恐怕仍需从词与音乐的关系，从诗乐分合的历史入手去进行探究；戏曲亦然。

清人李渔曾区分案头之曲与场上之曲，这说明他已明确意识到戏曲并不只是曲词，还有一个表演的问题。研究中国古代戏曲，除音乐因素外，至少还有表演、剧场、观众等因素必须关注。换句话说，要有戏剧意识，在戏剧艺术与文学艺术的关联中来考察研究古代戏剧文学。李渔《闲情偶寄》之所以能在中国古代戏剧理论史上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主要原因也就在此。古代小说的情况与此相类而略有不同。英国著名小说理论家福斯特曾经这样描述小说：“它处于两座峰峦连绵但并不陡峭的山脉之间……一边是诗，另一边是历史。”[3](P4)中国古典小说有不少正属于这种情况。譬如，早期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文学史家将其作为小说来评价，同时它又是研究魏晋时期社会文化的重要历史文献，与当时其他历史著述具有同样的价值。

后来的历史演义小说更是如此，尽管不乏虚构的成分，但大体上并不违背史实。就是《三言》、《二拍》之类的白话小说，也因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而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对于这些作品，除了从文学角度进行考察研究，也还有必要关注诸如历史家与小说家如何处理同一题材，以及文体的差异在其中起了何种作用等问题。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不把它当历史看，但仍无法回避历史。三正是因为存在这样一个悠久的文学传统，中国古人很早就在文学批评中有意无意地尝试了跨学...

如何看待比较文学的危机论

“比较文学的危机”最早是由美国学派的代表韦勒克针对法国学派提出的，韦勒克批驳了法国学派的外贸式研究模式和实证研究方法，指出比较文学应该研究文学的本质即文学性。法国学派企图把比较文学缩小为研究文学的“外贸”，那样会导致比较文学在文学主题研究方面变得零碎且互不相关，变成了可以随时被打散并与有意义的整体的关系脱离开来。韦勒克认为以卡雷和基亚为代表的法国学派的研究简单地把比较文学当成两种文学的外贸，限定它只注意作品本身以外的东西，注意翻译、游记、媒介，从而使比较文学变得只注意文学的外缘研究，仅仅研究外国来源和作者声誉的材料。而且韦勒克进一步指出，卡雷和基亚提倡的形象学研究其实已经脱离了文学研究，而沦为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史研究之列。

韦勒克对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全面质疑激发了比较文学新的生机，这正如巴斯奈特和斯皮瓦克所谓的“学科之死”所起的作用一样，他们都证明了比较文学以其天生的“焦虑意识”不断反思本学科的发展前景和研究方法，使得“焦虑意识”成为推动比较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比较文学学科的危机论也恰恰证明了比较文学的开放性和创造性。...

什么是文学？恳请详细解答

文学”的由来西汉时期，学校的负责人不是叫校长或教官，而是称“文学”，即负责人称为张文学、李文学等。汉武帝为选拔人才，特设“贤良文学”科目，由各郡每年举荐人才上京考试，被举考者便叫“贤良文学”。“贤良”是指品德端正、道德高尚之人；“文学”则指精通儒家经典的人。魏晋后期，“文学”一词成为语言艺术的专用名词。史书上记载的曹丕“好文学”，以著述为务，即是现今所指的文学含义。这个问题提出来，就意味着一连串无法说清楚的问题在排队，但这并不影响很多人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形成不同的文学理论，一代又一代。当我们从“没有疑问”的意识形态文学概念中艰难走出来的时候，突然发现“文学 ”有问题了，更多出现的词汇是“文本”，并且，“文学”已经被一些学者宣布为正在消亡的艺术。

后现代性直接把我们带入一个到处飘着“后”的空间，文学也“后”了，变得支离破碎。可是，文学不只存在，而且越来越近，就如随身穿的衣服，不管什么花色，就是贴在自己身上；文学的概念却越来越远，越来越不清晰，有时候，干脆就不存在。作家对“文学是什么？”的问题也越来越不感兴趣，尽量远离理论的是非，只面对作品就足够。不过，有一些问题还是无法回避，比如语言、想像力、虚构等等，作家摆脱不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它们也逃脱不掉作家的纠缠。李锐在获得“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后，对国内的文学评论颇有微词，从作家的语言角度来评论作品的人不多，从作品外部开始的评论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我们的传统中没有文学的概念，这个概念的确定应该是在意识形态的统一以后，“文学”被确定为，“用语言文字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

这个曾经被确定无疑的概念其实什么都没说，里面的词汇充满了疑问，再加上一个“艺术”，很容易让人陷入无底的深渊。另一方面，它又让我们完全陷入在功用性质的文学里面去，文学只是一个工具，艺术，变成了挂在锄头铁锹上的皇冠，耀眼罢了。但是，文学是什么？由谁来评价？怎么去评价？这些问题始终没有逃离我们的视线。“后现代性”的冲击，使我们的文学理论直接进入了一个“细微阅读”的状态，许多问题被搁置，或者是，暂时性忽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飞跃的过程中，一个时空丢失了，中间少了一段从经典进入后现代性的衔接，断裂，使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变得混乱。勒内·韦勒克（1903-1995）是衔接这个断裂时空的重要人物，他与奥斯汀·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已经被纳入世界经典作品之林。

从亚里斯多德开始，文学与社会、历史、哲学、时代的关系就构成了文学研究的基本套路，这被韦勒克称为“外部研究”的方式延续了数千年。韦勒克并没有简单抛弃“外部研究”的文学理论，而是将它们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学说一一列出，逐一加以分析和批判；另一方面，他加入了“内部研究”的方式，这样就将文学研究分成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两个部分，这也是他对文学理论做出的重要贡献。“内部研究”才是他的文学研究的重点，既然“文学”是独立存在的一种东西，那就应该通过文学作品本身来研究文学是什么，也就是纯粹的文学（“纯文学”）研究，从作品的材料和结构中去回答“文学是什么？”。文学是什么？韦勒克并没有给出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从本质、作用、与各学科的联系以及内部结构、意象、隐喻、象征、文学史等各方面收集罗列大量的材料，一个一个扒皮抽筋，给出分析的结果，建构起一个新的文学理论体系，这无疑和他关注康德与黑格尔有关。

无论结论如何，他将文学带入了“纯文学”的领域，从被动的工具性质的状态中解放了出来。虽然“后现代”要摧毁他这“保守”的大厦，却无法颠覆其在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巅峰地位文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以语言为材料来构筑艺术形象的，并以渗透着情感的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和人的思想感情，具有审美特质的社会意识形态。简单地说，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文学具有形象的间接性、意象性、概括性、模糊性。因此，它更易于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丰富的内心世界。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文学具有意识性、社会性、和独特性。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从社会生活到文学作品，须经过作家心灵的中介加工。在这个问题上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大致可归结为“再现说”、“表现说”和“能动反映论”。

文学作为人的精神创造产品，带有目的和意义，具备着某种价值。其最为直接和独特的作用是它的美悦作用。人们在欣赏文学作品时得到情绪上、感觉上和精神上的满足。其次是认识作用。可以从中认识历史和人生，提高观察和理解生活的能力。最后是教育作用。文学作品能影响人的心灵和行为，帮助人提高思想境界，净化灵魂，增强生活的信心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