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醒来是早晨 - 范文无忧网

[希望每天醒来，都是不一样的人生色彩]经典语录：希望每天醒来，都是不一样的人生色彩 1、你觉得孤独就对了，那是让你认识自己的机会。你觉得不被理解就对了，那是让你认清朋友的机会。你觉得黑暗就对了，那样你才分辨得出...+阅读

我今年55岁，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经历过十年文革，我当过知青，当过工农兵学员，36年的教育生涯，当过8年教师、5年教导主任，23年正副校长。

流年似水，往事如梦。想自己曾多次做个一个相同的梦，梦中，看见一个穿着灰色风衣的人，隔着不远，却又追赶不上，我看不见他的面容，但看得见那蹒跚的背影，现在想来，那人就是“岁月”。

1960年，我六岁，已经上小学了。一天下午，父亲看着大病初愈面黄肌瘦的我，心疼得不行，特意把我带到市人委食堂用计划票买了一个肉包子给我吃，我捧着热呼呼香喷喷的包子，无比幸福连蹦带跳地走出人委大院，不料包子被路边一个乞丐一把抢跑了，年幼的我只得一路哭到学校去。此后，我多次在梦中哭醒，“我的包子啊”！

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我还不到十二岁，在省重点中学**市八中读初一，看到高中部初中部高年级同学的大字报铺天盖地，那些平时和蔼可亲的老师们一夜之间就成了“叛徒特务反革命”，住在我班女生宿舍隔壁刚刚大学毕业年轻漂亮的丁老师一条又黑又亮的辫子被人剪了，变成了“阴阳头”；教音乐的老何老师与教英语的“teacher ling”天天拿着扫把在扫厕所；最惨的就是党的第n次错误路线代表李立三的儿子李人俊老师天天挂着个牌子跪在食堂门前的高台上。造反派同学把两张方形饭桌拉开，再在上面摆一条长凳，李老师就跪在那窄窄的长凳上，我去打饭时端碗的手都在发抖，担心李老师会一头从上面栽下来。我那时在班上年龄最小，看着那些部队子弟身穿绿军装，臂佩红袖章，挥舞着军皮带，觉得他们好神气。当时我好想参加红卫兵，但我家的成份是“小土地出租”，父亲又是个走资派，人家不要我。只好跟着班上的大同学屁颠屁颠地跑，看着她们打老师斗老师，为她们送水打饭鞍前马后地效劳，最后才让我当了一个“红卫兵战友”。这是学校红卫兵的一个外围组织，是专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后来市八中这所百年名校的老师大多被打成“牛鬼蛇神”了，课也上不成了，我们这些低年级学生大字报不会写斗争会不会开，就被遣散回家了。

回家后，过的是提心吊胆的日子。我的父亲文革前是**市教育局局长，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那时，经常有造反派到家里来抄家，翻得家里乱七八糟，吆五喝六的，吓得我七十多岁的爷爷直发抖，不久后爷爷病故，邻居说他老人家是被吓死的。爷爷去世时，二叔因为海外关系已被打成“里通外国的特务”，造反派不准他来奔丧；而我远在江西老家的小叔已于一年前先爷爷去世，小叔本有心脏病后被造反派吊打致死，死时年仅32岁，留下寡婶和四个孩子，当时我最小的堂妹冬梅还不到一岁，后来他们一家在我父亲和我二叔鼎力相助下才活了下来。家门不幸，灾祸连连，最为痛心的是我的姑父廖长庚是四代独子，这位在大学深造9年曾选派留苏的高才生在爷爷去世一年后就在疏于管理的承德钢铁公司因工伤事故而身亡。

那时，我父亲经常被造反派抓去游街，有一天中午，我听到院子里外面有人喊，说我父亲在游街，我赶紧跑到巷子口的马路上去，看到炎炎的太阳下，滚烫的沥青路上，父亲打着赤脚走在长长的走资派队伍中，队伍最前面有人拉着一辆板车，上面躺着病得已经不能自己行走的**市市长杨兴洲，他是我同班同学杨小霞的爸爸。晚上父亲回到家中满脚都是泡，父亲打赤脚游街脚被沥青烫伤，当时医院都不给看，说是不为“走资派”服务。

有一次，市教育战线在市京剧团礼堂开批斗会，会后，父亲被人抬了回来，听说是被造反派用扁担打的，只记得当时父亲吐了血，满身是伤，背上全是青的，母亲边哭边为他敷药。晚上常听到父亲叹息，有一天半夜父亲还没有睡，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我听到隔壁的徐伯伯在劝他，意思是千万不要想不开，要为这几个孩子着想。当时房子是用木板隔开的，两家的灯光都依稀可见，可以隔着板壁说话。

后来，父亲与很多“走资派”被关在我的母校市八中交待与学习，不知造反派采取了什么措施对付这批干部，我同学的父亲当时的**地委书记胡云初就从教学楼四楼跳下自杀了，造反派在广播里说他是“自绝于党和人民”。

再后来，父亲被关到狮子山“五七干校”喂猪去了，几个月难得回家一次。当时我大弟9岁，二弟7岁，小弟4岁，几个孩子当时都是最依赖父母的年龄。每到星期六傍晚，我就牵着弟弟们到巷子口去等父亲，但十次有九次落空，有幸等到一次，我们前呼后拥地抱着父亲，高兴劲无法形容，我当时不知道这就是亲情。我那时是个胆小的女孩，只知道害怕，不知道安慰父亲，不懂得为父母分忧，现在想起来我很感谢已故的徐伯伯当时对父亲的劝导，父亲在那个年代能熬过来，可能就是为了我们这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1971年，我刚满16岁，下放在衡南县接观公社接观林场，当时知青点有一百多知青，过的是集体生活，都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龄。待面朝黄土背朝天时，才知道生活是艰苦的，

12全文查看思亲是痛苦的，劳动是辛苦的，每天“早上三点半，中午含着饭，晚上看不见，都在地里干”。在地里干活时，我时不时地望日头，恨不得拿根竹竿把太阳戳下来，就盼着早点收工回去吃饭。我那时正吃长饭，是真的能吃，有次跟人打睹，一餐吃了四钵四两整整一斤六两米饭。下放的头一年我们知青是由国家供粮的，吃饭是有保障的，还没有象老知青们那样“年终一结算，天天吃不饱”，但附近的村民一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到处借粮，有的还借到我们知青点来，我曾从自己的口粮中借了30斤米给一个姓杨的村民。下放一年后，我就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招到湖南三师读书去了。几年后，我早忘记了借米的事，那个姓杨的农民竟然千方百计找到我工作的人民路小学，死活还给我30斤粮票，我在感叹农民兄弟淳朴守信用的同时，送给他几件旧衣服，给了他5元钱路费。

1973年，我参加工作，月工资是30.5元，一年后转正工资是35.5元，这级工资我拿了整整十年。这也难怪，国家没钱，十年动乱，国民经济几近崩溃，1976年，全国gdp总数仅2950亿元，赶不上现在的一个苏州市。文革结束后，国家经济有了发展，八十年代初期，职工工资慢慢解冻。开始都是微调，国家职工开始2%、20%、40%地调工资，不是人人有份，调一级工资才5元钱，穷怕了的人们个个争得像“乌眼鸡”，那个惊心动魄，那个不择手段，现在的年轻人根本无法想象。我的一个亲戚——我弟媳的母亲在**市公共汽车公司当售票员，与同事争调工资都争疯了，成了神经病，为了每月5元钱，害了自己一辈子，也害了一家人。我那时是青年教师，没有资格也不愿意与老教师去争这点钱，几次微调都没份，看到老教师每月拿到五十多元，自己才拿“米嗦嗦”（35.5元的戏称），不觉有点郁闷，记得有位姓秦的老教师安慰我说：“你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不要看到我们现在拿五十多，你们将来要拿到五百多呢！”当时，那位老师也是麻着胆子说的，我也只当是句戏言当不得真。谁知后来教师的工资像翻跟头一样地攀升，1995年我父亲是处级干部，去世时工资六百多元，我的工资也拿到了四百多元，当时我很满足，这可是我十年前工资的十倍还多呢！而我现在的工资又是十年前的十倍有多，这可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

梦里花落知多少？经过饥饿，越过动乱，岁月老人将我带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是我所经历过的应该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清明、经济最繁荣、社会最稳定的好时代。国，家也，有国才有家；家，国也，聚家才成国。国不宁，家不安。想想十年动乱，过的是什么日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环境？端起碗只能喝汤，放下碗谁敢骂娘？早请示，晚汇报，饿着肚子还要跳“忠字舞”，还要搞大颂扬，那次第怎是一个“愚忠”能说得清？动不动就被抓去关押批斗挨打写检查写交待，连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拿一部《宪法》也无法保护自己，人的安全何在？动不动就挂牌子打赤脚游大街，动不动就被逼下跪戴高帽子剪阴阳头，被逼得自杀的都不放过，还说是“自绝于党和人民”，人的尊严何在？

走进了新世纪，作为最幸福时代中国人中的一员，我满怀感恩之心，我感谢上苍，让我生活在那个灰色的年代时间并不长，吃的苦也并不多，比起我的父辈们来我是何等的幸运；我感谢共产党，及时结束了动乱的文革，给了我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使我不再提心吊胆担惊受怕；我感谢江泽民、胡锦涛等党的国家领导人，他们制定了亲民政策，倡导以人为本，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我的收入步步攀升摆脱贫困走向小康；我感谢国家自学考试，是它圆了我的大学梦，使我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从一个普通教师成长为一名小学校长；我感谢……

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从饥饿年代和动荡岁月走过来的人，是多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稳定。没有稳定，就谈不上安全；没有稳定，就谈不上尊严；没有稳定，就谈不上富裕；没有稳定，就谈不上发展。没有经济繁荣，谁能端起碗吃肉？没有政治清明，谁敢放下碗骂娘？社会不稳定，又何来的政治清明和经济繁荣？社会需要稳定，百姓需要稳定，想过好日子就必须要稳定，这是不争的事实。

走在人生的秋天，目睹了伟大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亲历了人民生活质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我不禁心潮澎湃，值此建国六十周年大庆之际，特填词一首：曾忆少时噩梦，残月落花烟重。天命逢盛世，家安民富国雄。大同！大同！腾飞东方巨龙。

12全文查看我今年55岁，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经历过十年文革，我当过知青，当过工农兵学员，36年的教育生涯，当过8年教师、5年教导主任，23年正副校长。

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我还不到十二岁，在省重点中学**市八中读初一，看到高中部初中部高年级同学的大字报铺天盖地，那些平时和蔼可亲的老师们一夜之间就成了“叛徒特务反革命”，住在我班女生宿舍隔壁刚刚大学毕业年轻漂亮的丁老师一条又黑又亮的辫子被人剪了，变成了“阴阳头”；教音乐的老何老师与教英语的“chr lin”天天拿着扫把在扫厕所；最惨的就是党的第n次错误路线代表李立三的儿子李人俊老师天天挂着个牌子跪在食堂门前的高台上。造反派同学把两张方形饭桌拉开，再在上面摆一条长凳，李老师就跪在那窄窄的长凳上，我去打饭时端碗的手都在发抖，担心李老师会一头从上面栽下来。我那时在班上年龄最小，看着那些部队子弟身穿绿军装，臂佩红袖章，挥舞着军皮带，觉得他们好神气。当时我好想参加红卫兵，但我家的成份是“小土地出租”，父亲又是个走资派，人家不要我。只好跟着班上的大同学屁颠屁颠地跑，看着她们打老师斗老师，为她们送水打饭鞍前马后地效劳，最后才让我当了一个“红卫兵战友”。这是学校红卫兵的一个外围组织，是专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后来市八中这所百年名校的老师大多被打成“牛鬼蛇神”了，课也上不成了，我们这些低年级学生大字报不会写斗争会不会开，就被遣散回家了。

[]思亲是痛苦的，劳动是辛苦的，每天“早上三点半，中午含着饭，晚上看不见，都在地里干”。在地里干活时，我时不时地望日头，恨不得拿根竹竿把太阳戳下来，就盼着早点收工回去吃饭。我那时正吃长饭，是真的能吃，有次跟人打睹，一餐吃了四钵四两整整一斤六两米饭。下放的头一年我们知青是由国家供粮的，吃饭是有保障的，还没有象老知青们那样“年终一结算，天天吃不饱”，但附近的村民一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到处借粮，有的还借到我们知青点来，我曾从自己的口粮中借了30斤米给一个姓杨的村民。下放一年后，我就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招到湖南三师读书去了。几年后，我早忘记了借米的事，那个姓杨的农民竟然千方百计找到我工作的人民路小学，死活还给我30斤粮票，我在感叹农民兄弟淳朴守信用的同时，送给他几件旧衣服，给了他5元钱路费。

1973年，我参加工作，月工资是30.5元，一年后转正工资是35.5元，这级工资我拿了整整十年。这也难怪，国家没钱，十年动乱，国民经济几近崩溃，1976年，全国dp总数仅2950亿元，赶不上现在的一个苏州市。文革结束后，国家经济有了发展，八十年代初期，职工工资慢慢解冻。开始都是微调，国家职工开始2%、20%、40%地调工资，不是人人有份，调一级工资才5元钱，穷怕了的人们个个争得像“乌眼鸡”，那个惊心动魄，那个不择手段，现在的年轻人根本无法想象。我的一个亲戚——我弟媳的母亲在**市公共汽车公司当售票员，与同事争调工资都争疯了，成了神经病，为了每月5元钱，害了自己一辈子，也害了一家人。我那时是青年教师，没有资格也不愿意与老教师去争这点钱，几次微调都没份，看到老教师每月拿到五十多元，自己才拿“米嗦嗦”（35.5元的戏称），不觉有点郁闷，记得有位姓秦的老教师安慰我说：“你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不要看到我们现在拿五十多，你们将来要拿到五百多呢！”当时，那位老师也是麻着胆子说的，我也只当是句戏言当不得真。谁知后来教师的工资像翻跟头一样地攀升，1995年我父亲是处级干部，去世时工资六百多元，我的工资也拿到了四百多元，当时我很满足，这可是我十年前工资的十倍还多呢！而我现在的工资又是十年前的十倍有多，这可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