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应该统一司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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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信，可以对照一下1978年以来发生的腐败案件。落实到司法头上的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这是因为司法权最终是被动执法，居中裁判，并是“民不告，官不究”的部门。和政府部门相比，它没有主动执法的职能，不能乱罚款，乱收费；与事业单位相比，它没有银行放贷的职能，不能大肆收取贿赂，捞取好处；没有教育产业化的权力，没有学术腐败，

不能化公为私；没有医院收回扣，并恶意涨价的资格；更没有劳动保障机构亏空几万人民币的资格。因此，司法权在中国基本是廉洁的。

司法机构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主要是为其他机构“背黑锅”，很多地方很多案件，各种势力纷纷插手，该立案的不能立案，该判决的不能判决，该执行的不能执行。面对这些，司法机构往往是有苦难言，甚至私下也不能抱怨。最后，只得替其它部门背黑锅了事。

从司法权的使用可以看出，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尽管是主动执法部门，也是比较廉洁的。即使是广东出了孙志刚这样的案件（我虽然对孙志刚案表示愤慨），即使是其他各种各样的案件，无非就是个案问题，无非就是个案腐败，无非是执行1980年代国务院制定的《收容遣送办法》等出了问题，因为，执行的这个《办法》根本就是错误的。因此，公安机关与社会舆论也没有什么好争辩的。取消了这个《办法》，就不会再发生类似的问题。

而其他机构，例如海关暴露的大量走私案件说明，国家明明有了各种规定，海关的腐败势力却置法律于不顾，与走私分子上下勾结、内外勾结，为走私事业而不惜代价、不惜牺牲一切。并为国家带来成千上万亿的损失（与这些相比，公检法还不廉洁吗？）。

同时，让人们深感忧虑的是，因为大量贪官外逃，我国目前把反腐寄托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上，这是国家失控的表现。

二、地方保护就是封建割据

司法实际上一般仅指法院。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公检法是互相制约、监督的。根据宪法的“互相制约、监督”规定，为方便写作，我在下述文章中，把公检法统一称为“司法机构”，把审判称为司法权（司法部主要分工律师管理、监狱和普法，不在写作之内）。

现实却是除了这三家机构互相制约、监督外，进行制约监督的还有地方党政部门和立法机构，甚至包括政协议案等。

根据公检法的实际分工，这些机构实际上互相监督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因为他们的“司法权”属于不同的层次，隶属不同的领域。公安属于侦察、办事机构，因此拥有行政执法权，因此，公安机关的警察手里一般有罚款单，如交警的罚款单可以开给任何人；检察院是公诉机关，起到的是国家律师的作用，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批捕，同时，检察机关还拥有一定的侦察权，如反贪污贿赂、反渎职等；法院的职能上节已经介绍，不再赘述。

从这些机构的职能可以看出，公安机关有对社会的约束力，基本没有对检法的监督职能；检察机关对公安有约束力和监督力；检察机关对法院刑事、民事案件的判决有抗诉职能，根据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和反渎职的职能，因此，检察机关对社会各个领域都有执法、制约和监督作用。根据这样的制约条件，地方法院还有必要直接隶属于各地人大吗？

现实却是，法院行使的是国家的主权，应该执行的全国一致的法律。除个别的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法律之外，没有任何理由强调各地的情况不同。因为我国宪法提倡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遗憾的是，因为国家立法方面的无知，我们盲目地学习“先进”经验，“引进”所谓的先进的美国式的联邦法律制度等，而忘记了中国本来是非联邦制，并拥有基本统一的市场这个事实。所以，司法权也被各种势力无情地分割了，变成地方的块块利益。因此，才有了1980年代以来逐步出笼并顽强成长的地方保护主义。要明确的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党和国家用了20多年的时间，克服了几乎是自古不变的小农经济、封建经济，打破了重重地方保护，并逐步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市场，如今这个市场被完全割裂了。而割裂这个市场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就是司法权的不统一。因此，有必要统一司法权，否则，后患无穷（最可笑的是那些主张所谓的“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人，其思路把一个原有的国内统一的市场都割裂了，还倡议什么两头在外，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

最要命的就是很多地方政府、人大打着改革开放、因地制宜的幌子，纷纷出台各种地方法规。没有权力出台的就颁发“暂行办法”、“市长令”等（按此判决，法院注定要背黑锅的），如现在出了乱子的拆迁，就是这样造成的。因此，应该取消地方各级人大、政府颁发“办法”和“政府令”的权力，例如全国应该执行一个统一的以房换房，并适当经济补偿的拆迁法规，这样就可以避免房屋涨价的问题，可以避免现在的通货膨胀的问题，给老百姓一个较为公道的价码。对于其它，也应该执行一个统一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