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事通则》的基本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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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商事通则》之立法模式选择随着民法商法化与商法民法化潮流趋势的影响，徘徊于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立法模式选择的《商事通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究竟是跟随我国实践民商不分的混合立法模式进行选择，还是以境外立法例民商分离国家《商事通则》的设立为参考，值得认真思考。目前，我国还未建立或形成正式的《商事通则》，仅存的是除了将商法规范内化为一般性民法规定外，还增加了在民法规范中制定体现商事理念的特别规定。不可否认，上述设计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有效的立法模式，但是作为民法规范中的例外性规定，还要体现商事理念、规范商事行为，就有必要对现存的民事法律规范做相应的调整，而由此带来的成本将大幅度提高、民事法律规范的繁冗复杂等一系列问题。此外，基于对商事行为的规范而对民事法律规范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法的安定性。由此可见，将商事法律规范集中于民事法律规范中的设计有些不妥。结合国外《商事通则》相关立法例来看，在民商分离式国家中的《商事通则》在去法典化的影响下，已逐渐显露出不少弊端，参考此立法模式进行我国的《商事通则》设计也不属最优选择。综合来看，我国《商事通则》之立法模式选择的确立要将民商法日益融合的大环境、《商事通则》的总纲式规定以及相应的具体构成等具体问题做可操作性调查研究后，方可进行。

二、我国《商事通则》之立法体系重构作为商事立法有史以来的开创性设计，《商事通则》的立法体系重构要建立在借鉴境外现存的立法体例基础上形成。目前来看，《商事通则》的立法体系主要有主观主义、客观主义与折衷主义之说。对于该立法体系的选择既关系到我国正式的《商事通则》的整个体系的架构，也决定了《商事通则》的调整对象与适用范围。主观主义立法体系侧重于将商人确认为商行为的唯一主体，但实践中通常会通过司法解释对商人做扩大解释。客观主义立法体系则主张建立以商行为为中心的立法规范，但与主观主义对于商人的界定一样，商行为在实践运用中的范围也相对宽泛，即对于凡是从事营利活动并以之为经常性职业的行为郡守《商事通则》法律规范的调整与规范。折中主义立法体系当然是综合了主观主义立法体系与客观主义立法体系的特点，将商人与商行为作为规制的对象，既避免了主观主义立法体系符合商行为规定但商主体不适合的尴尬，又防止了客观主义立法体系中商行为不明定的困扰产生。结合当前世界范围内各国家商法立法体系与立法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的国家倾向于选择折中主义立法体系，当然这不是我国《商事通则》立法体系重构的必然选择，但由其作为参考，同时结合我国商事实践中由商行为与商主体实施而产生的法律关系的具体情况确定更具科学性。我国《商事通则》的基本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