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的诗品有哪些重要的诗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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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嵘的诗品有哪些重要的诗学思想

钟嵘是南朝齐梁时期最重要的一位诗歌理论批评家，《诗品》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理论专著，代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美学的最高成就。钟嵘评汉魏到齐梁一百二十余位诗人五言诗，分上中下三品，每品一卷。对所评诗人的风格特征、艺术成就都做了具体的阐述，建立了一个以审美为中心的诗学体系。钟嵘的诗学富有美学性质，包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一）人生体验与诗的本源钟嵘对魏晋南北朝诗学的贡献是他明确把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丰富的人生体验作为诗之本源的重要方面。钟嵘说：“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官，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

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诗品.序》）钟嵘所论述的情感，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在自己的命运起落变化中所经历的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诗人不仅从四时更替、岁月流逝中感慨人生的命运遭际，从悲欢离合、穷达荣辱的人事变化中也能“感荡心灵”，激发诗情。在《诗品》中，钟嵘最推崇的诗歌表现由人生遭际而引发的悲怨慷慨的情感。他列为上品的诗歌大都具有这样的特征。他评价李凌诗“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诗歌的审美体验扎根于人的命运变化和人生经历之中，这样的生命体验自然会感天动地。

谁能告诉我钟嵘的贡献和主张

钟嵘《诗品》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一部著名的诗歌理论批评专著。钟嵘生活在齐梁时代，与刘勰年岁相当，大约生于公元468年，卒于518年。但是他的《诗品》写作却比刘勰《文心雕龙》要晚，根据他自己提出的“不录存者”的原则，可以考定《诗品》成书当在公元514—516年之间。钟嵘出身寒门，“位末名卑”，只做过王府记室一类小官。虽然他自己颇想在政治上有作所为，然而在门阀制度的严格控制下，是不能如愿以偿的。钟嵘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思想上受儒家传统观念影响较小，在文学上敢于对当时不良风气作比较尖锐的批评，是一位进步的文学理论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评论了一百二十二位诗人，分析了每一位诗人的思想艺术特征及其历史渊源，按照他们成就的高低，分为上、中、下三品。

在三品的序言中，则以五言诗为中心，系统地论述了诗歌发展的历史，以及有关诗歌创作的重要理论问题。他所采用的这种分品评论的方法是受汉魏以来品评人物的影响的。他自己在《诗品序》中就说：“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当时诗、文、书、画等的理论批评都很发达。谢赫有《古画品录》、庾肩吾有《书品》，还有《棋品》等一类著作，《诗品》也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产生的。钟嵘《诗品》的主要价值，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加以说明。首先，是比较深刻地阐明了文学和现实的关系。钟嵘在《诗品序》中强调指出诗歌是人的感情的表现，而人的感情的激动，乃是受现实生活的感触而产生的。他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钟嵘所理解的“物”的内容，不仅有“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这样一些自然事物，而且更重要的是许许多多动人心弦的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内容。比如“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等等。他说：“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客观的现实生活内容，激发了诗人炽烈感情，于是才发而为诗歌。钟嵘在这里以鲜明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表现了对文学和现实关系的正确认识，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我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文学创作是“人心感物”的结果，《礼记·乐记》中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

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后动，故形于声。”这虽然是讲音乐，其原理也通于文学。陆机《文赋》中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正是对于《乐记》中这种“人心感物”思想在文学创作上的运用。但陆机主要是讲自然事物，面没有涉及到物的社会生活内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述文学和时代的关系时，就着重指出了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内容的特点，指出“文变染乎世情，而兴废系于时序”。，钟嵘所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钟嵘在文艺和现实的关系上，更为可贵的一点是他不仅仅指出了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而且认为只有在描写现实生活过程中表现了进步思想感情的作品，才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也才是最美的作品。

钟嵘在他的诗歌评论中突出了一个“怨”字。比如他赞扬《古诗》“多哀怨”，说李陵的诗“文多凄怆，怨者之流”。他认为五言诗创作中成就最高的曹植，其特点即是“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王粲之诗“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也是具有怨情的。左思的“风力”很重要的表现便是“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刘琨之“仗清刚之气”，也是与他“善为凄庚之词”、“多怨恨之词”分不开的。如果我们结合这些诗人创作来考察一下钟嵘所提倡的“怨”的具体内容，就可以看出：它或是反映了对门阀世族等级制度的不满，如左思《咏史》所写的“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或是对经济凋弊的感慨，对人民所受灾难的同情，如王粲《七哀诗》中写的那样，“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悟彼下泉人，唱然伤心肝”。

或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政治的黑暗，使有志之士的进步政治抱负不得实现，胸中充满了郁郁愤懑。比如刘瑶《重赠卢湛》中的“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以及《扶风歌》中所写的“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这样一些深深的感慨与不平。钟嵘所强调的这种“怨”，既突破了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束缚，又和萧纲、萧绎所提倡的宫体色情根本不同。主张文学要表现下层百姓对上层统治阶级的“怨”，这是我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传统。早在春秋后期，孔子就充分肯定了《诗经》中下层官吏和百姓对黑暗政治和腐朽统治的不满。汉代司马迁又发展了孔子“诗可以怨”的思想，特别指出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千古绝唱《离骚》“盖自怨生”，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发愤著书”说。

钟嵘《诗品》正是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个进步的文学思想传统。其次，钟嵘提倡自然真美，反对刻意雕琢的形式主义美学观。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文学创作上存在着一种片面追求形式美的错误倾向，...

为何说吟咏情性是钟嵘诗论的核心

《诗品序》中一篇重要的诗论。它包含以下重要的诗学观点：其

一、“吟咏性情”说。钟嵘对诗歌和人的感情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提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几句说明诗的产生源于“气”。“气”首先是自然的物理的气，它作用于外物使外物变化，作用于人使人形成神气，作用于文则形成文气、体气和骨气。创作主体感于外物的变化，内心产生情感的动荡，于是形成了诗。所以，通过这句可以看出钟嵘的诗歌本质观，即它是表达人的感情的，是人的感情的产物。“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说明诗又可以反作于人的感情。这句话原出于《诗大序》，但《诗大序》中还有“正得失”一句，钟嵘删去不用，因为“正得失”中有政治教化的色彩，可见钟嵘是特别强调诗人自身的情感世界和个性品质的。正因为钟嵘强调了自然情性的真实可感和自然天成，所以他反对“理过其辞”的玄言诗，反对在诗中用过多的典故。其

二、在钟嵘的物感说中包括现实生活这一层意义。造成诗人性情摇荡的原因，应该是自然和社会生活共同使诗人触动并感发。其

三、“即目直寻”与“自然英旨”说。钟嵘主张诗歌创作以自然为最高美学原则，提出“即目直寻”说和“自然英旨”说。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所谓“直寻”，就是从感物（“物”即指前面所指明的自然景物与人世经历）动情之中直接求得好语好句，而不是在前人的典故或诗句中寻觅词句。诗歌的创作来源于“物”的感召与“情”的激发。钟嵘举了四个诗例来说明它们并不是来自典故和经史之类的书籍，而是“直寻”所得。其实这就是主张用简明自然的语言表达真情实意。相反，那种喜好用典，喜好采用古书中的词句的诗，则失去了它的“自然英旨”。钟嵘进一步指明：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辞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 “即目直寻”和“自然英旨”说的本质是一样的，主要包括下面的内涵：强调感情真挚。诗歌既然主要是以抒情为主的，就应该感情真挚，不能有虚假的感情表现；诗歌是抒发感情的，为了抒发真挚的感情，就应该反对掉书袋（用典故）派和声律派，直以抒情为主，他说：“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直寻”就是不假借用典用事，而是直接写景抒情。“直寻”说是钟嵘文学思想的核心。钟嵘提倡诗要“直寻”，即直接抒情叙事，使后人反对形式主义诗风有了理论根据。钟嵘直寻说揭示了诗歌创作艺术中思维的三个特征：直接性。在一种直观感悟中心与物直接对话，无须逻辑推理作中介；形象性。由于感知外物不需要用概念表达，所以更多的是用意象来显现。这就使得在“直寻”之中包含了形象思维；契合性。在直寻过程中，主客体直接对话，相融为一体，创作主体的情性与将要表现的对象相契合，于是就可以“形诸舞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