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儒家法家墨家道家教育思想的异同

[儒家和道家的天人合一概念有什么区别]在儒家来看，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人心中天赋地具有道德原则，这种天人合一乃是一种自然的，但不自觉的合一。但由于人类后天受到各种名利、欲望的蒙蔽，不能发现自己心中的道德...+阅读

比较儒家法家墨家道家教育思想的异同

儒家：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

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墨家：他认为只要大家“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就没有强凌弱、贵傲贱、智诈愚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了。

他对统治者发动战争带来的祸害以及平常礼俗上的奢侈逸乐，都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在用人原则上，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还主张从天子、诸侯国君到各级正长，都要“选择天下之贤可者”来充当；而人民则要服从君上，做到一同天下之义。道家：道家重视人性的自由与解放。解放一方面是人的知识能力的解放，另方面是人的生活心境的解放，道家的思想崇尚自然。法家：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当代学者刘木鱼（刘铎）评价法家思想“礼下小人，刑上大夫，刑礼不偏，谓之法家，谓之圣道”。

在先秦诸子诸家当中，唯独法家的思想，是必须献出性命来实践，流出鲜血来祭奠，是血染的思想。这里面流血的、付出生命的，不但有当时许多有罪或者无辜的贵族和贫民，还有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比如商鞅和韩非。简单来说：在先秦诸子中，针对社会问题，儒家提倡仁爱；墨家主张兼爱；而道家则认为，仁爱和兼爱都不能救世，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做，即“无为”的思想。三家激烈争论，但他们都主张回到过去。此时，主张面对未来的法家横空出世。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战国时期的商鞅和韩非。法家，是先秦诸子中的另类。在先秦诸子诸家当中，唯独法家的思想，是必须献出性命来实践，流出鲜血来祭奠，是血染的思想。这里面流血的、付出生命的，不但有当时许多有罪或者无辜的贵族和贫民，还有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比如商鞅和韩非。

墨家对于儒家学说非议颇多，批评孔子的“述而不作”，主张“述而且作”，批评孔子和儒家的繁琐礼仪。道家以自然无为为宗旨，蔑视礼法，对于儒家的礼仪道德持否定态度。先秦法家学说思想上与儒家对立，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认为孔子学说与法家农战思想对立，致使国家“必贫而削”。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对孔子个人颇为尊重，但他认为孔子学说不合时宜

儒墨和谐思想的比较

和而不同”在孔子时代主要有两义：自身的和谐；自身与他人的和谐。这两种意义的“和”分别契合“修己”与“安人”。孔子强调自身和谐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前提，“和”是实现“人道”的必由之路。墨子反对“和”，大力提倡“同”。墨子的“尚同”思想企图跨越个人的修身阶段，直接解决社会的失序状态。孟子与孔子不同，大谈“同”而少言“和”。孟子“同”的思想适应战国时代需要，并为“性善论”与“仁政”学说的提出准备了逻辑前提。其说应受到墨子“类”、“同”等逻辑推理概念的影响。同时，孟子的“善”承接了郭店简《五行》“和则同，同则善”的思路。梳理先秦儒墨的和同思想，有利于推动先秦儒墨思想的比较研究，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建设亦有启示意义。【关键词】孔子墨子孟子子思和而不同尚同自孔子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之后，“和而不同”与“同而不和”就成了君子与小人的身份标识，“和”与“同”似乎也变成了对立的范畴。孔子之后，墨子提出“尚同”主张，试图统一人们的思想与行动。墨子虽然也讲“和”，但“和”在墨子思想中的高度无法与“同”相比。值得注意的是，墨子之后，孟子却大大提高了“同”的使用频率，而很少言“和”。这种儒墨在“和”“同”问题上的差异，也显示出儒墨两家深层次的思想差异。对先秦儒墨“和”“同”的比较研究与思想史上的梳理，目前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本文以先秦相关基本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并参考前人有关研究，试分析先秦儒墨“和”“同”思想的异同与演进，希望能推进先秦儒墨思想深层次的比较研究。

一、孔子的“和而不同” 春秋时代，周王权式微，诸侯霸权迭兴。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先后崛起的各国霸政，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国际联盟组织，来取代周王发号施令。在霸政旗帜下，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是“和”，而不是“同”。因为这种多元共生的政治因素不可能达到高度的一致与统一，只能通过盟约形式而实现暂时的平衡。对于夷狄，诸夏既采取抵御夷狄进攻的方式，又凭借“协和万邦”的历史记忆来努力建立新的政治新秩序。在各诸侯国内部，大夫发起的夺权运动，此起彼伏，日益冲击着国君的统治。无论在诸夏之间、诸夏内部，还是夷夏之际，“和谐”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显得重要。《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和之至也。”孔子称赞子产“政是以和”，达到了“和之至”的程度。从这个评价看，掌握适当的宽猛尺度是政治中的重要原则。“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即是“和”。而“宽以济猛，猛以济宽”与“过犹不及”在内涵上是一致的，所以，“和”在孔子思想语境中亦可以说是“中庸”。《论语？子路》篇记载，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何晏《集解》曰：“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君子之“和”源于内心之德，小人之“同”是趋于私利。君子有公义之心，故“居于德”而“志于道”，不为私利而苟同某个人或某个集团。小人却不同，小人既不“居于德”，又不可能“志于道”，只会为了满足私利而结党营私，故小人苟同而不“和”。君子之“和”，表面上虽然各有主张，但本质上和谐，小人表面上相同，但本质上不和谐。 “和”在政治关系中的运用，本质上是执政者个人“和”之德的外在延伸。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主旨是修己安人，在整个修己安人的过程中，“和”始终贯彻其中。由于“修身”优先于“安人”，所以“和而不同”的意义首先在于修身。欲安人，先修己。执政者作为安人的主体，必须要做到言行一致，为民之表率，否则就不称职。孔子认为，社会上的统治者为了个人私欲，已经做不到言行一致了。例如，按照礼的要求，各级贵族各有与其身份地位对应的礼仪，但是自上而下的贵族纷纷弃礼不行，这又如何要求百姓信服他们的统治呢？有的贵族对礼仪浑然不知，更谈不上遵守礼仪了。自私导致社会无序，无序自然不和谐。礼是当时协调社会上各种关系的规范。人与人的交往离不开礼，“不知礼”，在无法立足于社会。孔子致力于挽救社会上出现的人道危机，就从恢复礼制入手。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礼的运用，以和谐为贵。先王运用礼的方法，这一点最好。大小事情都依礼而行，当有冲突而行不通的时候，要知道和为贵而去调和；而调和的时候如果不用礼节制，也还是行不通的。可见，和谐是执礼的精神与灵魂。

二、子思的“和则同” 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阐发孔子的中庸思想。《中庸》首章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发而皆中节”，指人的外在表现合乎礼的规范。合乎礼的规范，“谓之和”，“发而皆中节”即遵循了“礼之用，和为贵”的精神。在修身方面，“和”有两种意义，首先，君子“无乖戾之心...

儒家的仁爱思想和墨家的兼爱思想的异同谈谈自己的看法

儒家仁爱思想与墨家兼爱思想的异同先秦诸子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文人人格相对独立，思想最为活跃的时代，也是一个异彩纷呈、硕果累累、学术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代，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在当时涌现出的许多思想主张互不相同的学派中影响最大的两个，一个为孔子开创的儒家、一个为墨子开创的墨家。《韩非子·显学》记载：“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从孔子和墨子的思想内容上来看，二者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爱”，墨子的核心思想是“兼爱”，虽然两者都强调“爱”，但这个爱却也有着许多不同之处。要分析这两个爱的异同，我们就先来看看仁爱和兼爱的具体内容。孔子关于仁的论述很多，其中比较全面的论述是与颜渊的一段对话，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人由己，而由仁呼哉？”颜渊进一步追问具体条目，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在这里首先说明仁的基本性质和内容，这就是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礼的规范，一旦能做到这点，天下的人都会认为他做到仁了。孔子所说的仁的基本性质是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礼的规范，其特点是突出强调了从政治的角度理解仁，即只有恢复礼制、巩固礼所制定的政治秩序的行为才能做到仁。对于统治者，孔子鼓吹所谓的“使民”、“利民”、“安民”、“教民”等等，其实质是强调统治者只有这样全面驾驭人民，才可以稳定地长期地巩固贵族的统治秩序，也只有这样，才算是达到了仁的标准。孔子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这就是说贵族才有仁这个品德，而被统治的奴隶和其他劳动人民根本谈不上这个品德。孔子将恢复和巩固礼的统治秩序叫做仁。周礼是建立在宗法制度“亲亲”的基础上的，所以他非常注重孝悌，强调培养人们具有孝悌的品德是最基本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孔子推崇仁爱的首要心理动因是“报恩心”和“同情心”，报恩心主要是指孝道，孝就是爱父母，这是人最真实、最基本的情感，也是其他一切感情的基础。因为人一出生就享受到父母的怀抱之爱，个人最基本的利益是父母给的，不孝就会心不安。个人的一部分利益又是社会和他人给的，只不过父母给我们的利益多，而他人给我们的利益少罢了。这样，如果能爱父母便能推广之爱其他人，如果不能爱父母，那又怎么去爱那些给我们利益少于父母的人呢？所以孝乃是仁的根本。

关于为仁的方法，孔子推崇“忠恕”之道。即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孔子的同情心理论。孔子的仁爱是层层外推之爱，是根植于人的本性的，是人自然而然萌发出来的。但是同样自然的是，别人对我们的爱总要少于父母对我们的爱，所以爱父母总要胜于爱其他人，爱是有差等的。墨子则把孔子的仁爱思想做了进一步提升，提出了“兼爱”思想。墨子认为，人民穷困不堪，死亡相继，天下异常混乱。国之与过相攻，家之与家相篡，人之与人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这种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杀争夺的政治局面又进一步造成人民的穷困和死亡。因此政治上的“交相恶”的混乱局面是一切祸害中最大的祸害。在墨子看来，解决这个混乱局面的根本方法就是提倡“兼相爱、交相利”。

因为天下相兼爱则治，相交恶则乱。他认为只有有力这疾以助人，有财这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才能真正实现兼相爱的原则。因为“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人人相爱相利，社会上相互残杀争夺的现象就自然消灭，也就达成了天下太平的大治局面。孔子和墨子作为先秦时期的两位圣人，为救世而汲汲奔走于天下，去传播各自关于“爱”的思想。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孔席不暖，墨突不黔。”说的就是这两位圣人的艰辛与忙碌，一个连席子都没坐暖，一个连烟囱才生起火就要匆匆到别处游说拯救世人去了。虽然传播的都是爱的思想，目的都是微利能让社会安定和谐，人民幸福安康，但是一个仁爱一个兼爱却有着许多不同的含义。从上面所述的“仁爱”和“兼爱”思想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孔子和墨子所代表的社会阶级不同，孔子所代表的是统治者阶级的利益，他主张贵贱有序，目的在于维护周礼。

而墨子所代表的是小生产者的要求，其兼爱思想强调功利动因。其次，两个“爱”其爱的方式有所不同，儒家的仁爱强调的是有差等的爱，要求以对父母兄弟的爱为中点，层层外推，逐渐扩充到对宗族、国家和社会的爱。而墨家强调的是无差等的爱，要求做到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国若视其国。他认为博爱无私、没有亲疏远近、贫富贵贱是兼爱的保证。再次，墨家认为天有意志，人顺之得赏，违之得罚，天志是衡量人间善恶的唯一标准和最高依据。而儒家不仅关注天，更重视人，注重人的修养即道德意识的苏醒和自觉，儒家的仁爱除了以天作为外在的保证外更有一套由近及远，有亲及疏的环环相推的可循之路。在这一点上，墨子显然是有欠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