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到刘勰文质思想的流变

[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什么？]一、孔子教育思想之一：德育----素质教育的重点。孔子一生为培养治国人才而进行贤能教育。在“德、才”两方面，把“德”放在第一位，以“仁”为出发点，提倡“孝弟忠信，礼义廉耻”，...+阅读

从孔子到刘勰文质思想的流变

展开全部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用“文质彬彬”四字来形容君子的风范。《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所谓的“质”即为人的内在品格，“文”则指人的外在仪表。“文质彬彬”就是要人既要具备仁的品格，又要有礼的文饰。当然，孔子提出的“文质彬彬”的观点是针对如何“成人”而言的。孔子曰：“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朱熹这样解释：“成人，犹言全人……廉足以养心；勇足以泛应，而又节之以礼，和之以乐，使德成于内，而文见乎外。……而其为人也亦成矣。”（《四书集注》）这就说，通过文即礼、乐的薰陶来造就人，使人成为真正的人。所以，儒家思想根本上就是将文质统一作为完人之典范，即以人为核心，将人的一切行为归于人本身的价值。

这种精神价值取向，也成了中国文化得以不断传承的关键所在。虽然，“文质彬彬”的观点首先具有伦理学的意义，但它同时具有文学意义，也就是说具有一种扩大和转换的巨大潜能。汉代，刘向、扬雄等人对孔子的文质观有所继承，亦有所发展。刘向在《说苑·修文》篇曰：“文质修者，谓之君子，有质而无文，谓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于牛马。”这是对孔子思想的最为直接的继续。孔子就曾说过：“可也简？简者，易野也；易野者，无礼文也。”（《论语·雍也》）在这方面，扬雄也提出基本与孔子相一致的观点：“实无华则野，华无实则贾，华实副则礼。”（《法言·修身》）。他认为，“礼”作为孔子君子的重要规范，其基本要就是“华实副”，也就是说华与实，即质与文要相互符合。

但扬雄很重要的一方面是从自然现象出发的，提出了“文质班班”的观点。他说：“文，阴敛其质，阳散其文，文质班班，万物粲然。”（《太玄·文首》）文质问题地这里首先被演化为一个自然现象问题，这比孔子单纯从“纯粹”的“立人”角度来说更有事实依据。孔子的说理开创的是说教的传统，即从人出发而归于人，而扬雄则首先将文质统一关系转化为一种自然现象，再将这种关系上升为一种文学理论的问题。当然，扬雄不仅承认了孔子的立人观，而且将圣人作为文质统一的真正代表：“圣人，文质者也。”（《法言·先知》）如在《玄莹》篇中，扬雄已明确将文质问题作为文论问题来对待：“文以见乎质，辞以睹乎情。观其施辞，则其心之所欲者见矣。”而这正是后世真正文学意义上的文质论的滥觞。

因而，在扬雄稍后的王充则已非常自觉地把文质统一的观点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种标准：“外内表里，自相副称。”（《论衡·超奇》）所以说，从孔子的“文质彬彬”到扬雄的“文质班班”这一过程，文质论问题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型。孔子的这种具有伦理色彩的文质论，只是为后世提供了进行诗意言就的可能，而扬雄则是“退而其次”，把文质问题进行了两度转换。他们分别是是从人事和天事的角度来解释文质统一观的。孔子立足于人伦，而扬雄则归依于自然，因而褪去了传统儒家浓厚的伦理和教化色彩。刘勰在文质论问题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总结了前人的思想，尤其是对孔子、扬雄两人观点的吸收和借鉴。他提出了以“天地人”三事为核心的“三才”观，这特别表现在“文原于道”的“天道自然观”上。

这是一个直接关联着文学本体论的从而确立文论体系的核心之问题。《原道》篇曰：“道沿圣而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天道自然”观。在刘勰看来，“道”作为一种超越于物质现实的客观存在，实际上是由“圣”借助于“文”得以表现的，而 “文”实际上又包括三个层次，即“自然美”、“人工美”、“艺术美”。所谓的“天道自然”的文学观，就是说“文学是源于自然及其变化和律动，它激发人的情志，于是就用‘言’来表现，这样就有了作为艺术美的文学”。④ 因此，刘勰是用“三才”的观点解决了文学的本体论问题，使文学的根基牢牢奠定于自然之上。以人为中心，天与地（正如“文与质”）构成了自然万物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统一在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宇宙之中，“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

”（《原道》）由此可知，刘勰对文质关系的言说，既揉和了孔孟及汉代以来的文化传统，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刘勰说：“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情采》）这说明文章要做得得体，必须要突显出文、质的本性，既不要用文灭质，又不要用质灭文，而是要保证质、文两者各自的审美独立特性。应该说，这一观点是唯物的、积极的和进步的。“文不灭质”就是要强调文质两者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彼此都要恪守自己的美学规范，它们之间不是相互取消，而是相互统一和共同存在的关系。所以，“文不灭质”的观点也成为了刘勰大力批判形式主义之风的强有力的武器。摘要：以文质统一为基本取向的文质论是《文心雕龙》的理论出发点。

刘勰最早对历代的文质论进行了总结，并在文学的意义上进行了提升。具体而言，刘勰的文质论是由三个理论层次构成的：一是在总结前人的基...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出自哪里

语出西周周文王姬昌《周易》的《贲卦·彖传》。原文如下：《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以“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②，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白话文释义：《彖辞》说：贲，亨通，阴柔（六二爻）来与下刚相杂，所以亨通。分（内卦一）阳刚上来与阴柔相杂，故“有小利而可以前往”。（日月）刚柔相互交错，为天文；得文明而知止（于礼义），这是人文。观看了天文，可以察知时节变化；观于人文，可以教育化成天下。扩展资料《周易》即《易经》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人事，以无所不包的终极原理来统摄万物。纯粹意义上的《易经》只是六十四卦中的经文部分。从形式上看，我们将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符号，即六十四卦卦象；一部分为文字，即六十四卦卦爻辞。

贲卦是《易经》六十四卦第22卦，山火贲（贲卦）饰外扬质，讲的是文饰之道；所谓文饰，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打扮、化妆、装饰、包装的意思。一切文饰都是空虚的道理，惟有重实质，有内涵的朴实面目，才是文饰的极致。文，最初指原始先民的纹身，是美化之义，后来才衍化为文明、文化与人文。《贲卦·彖传》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明礼仪而有一定的限度，这是人类的文饰。观察大自然的文饰，可以了解四时变迁的规律；观察人类的文饰，可以教化天下。“贲卦”是外在美向内在美升华的一个心路历程，对审美心理的健康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贲卦上为艮，艮为山；下为离，离为火。上“体静刚硬”之山与下“体性柔动”之火的结合，赋予“贲卦”极为特殊的美学内涵。

“外静内动，刚柔相济”；高山之下篝火熊熊，山间草木被火光映照，流光焕彩，这是文饰的象征。其“饰终返素、尚质重道”的美学内涵，暗含了节用观、文质观、道器观、天人合一观，是我国传统美学的精华，在日新月异的今日中国，有着建构民族审美范式、提升华人审美趣味的重要价值。参考资料来源：百科-贲卦...

比较论述古诗十九首和曹植诗对后世诗歌的影响简要叙述

从艺术风格方面：

古诗十九首奠定的感伤情调“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像建安诗人直接继承了古诗十九首的风格，以慷慨悲凉为美，曹植诗也深受其影响，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古诗十九首追自然美的艺术风格，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像谢灵运的山水诗最具“清新自然”之美感，受到很多推许，他还继承了古诗十九首师法自然的诗歌传统。

曹植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词采华茂＂和＂体被文质＂是其诗歌创作的鲜明风格，＂词采华茂＂既指其诗歌创作用词华丽、讲究文采，语言整饰、凝炼生动，又指其文学表现手法的丰富性、优美性等。它体现了曹植诗学思想的文质观，即情文并茂、文质兼顾，内容和形式并重。曹植诗歌艺术风格的高度及其价值取向，直接或间接地开启了六朝诗歌乃至唐代诗歌的发展和繁荣。

从创作方法方面比较：

《古诗十九首》为文人五言诗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创作出了一种雅俗相间的文人五言新诗体。这一抒情诗的艺术典范为魏晋六朝诗歌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更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古诗十九首》是我国诗歌由“言志”向“缘情”的方向发展的开端，由叙事向抒情方向转变的伊始。《古诗十九首》尽情地毫不掩饰地抒写个人情怀，为我国古典诗歌开拓了新的描写领域。”

曹植代表了整个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和最高成就，他的作品分为两个时期，以曹丕称帝为界。前期主要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后期主要表现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前期代表作有《白马篇》等，后期代表作有《七哀诗》《赠白马王彪》等。曹植在诗歌艺术上有很多创新发展。特别是在五言诗的创作上贡献尤大。汉乐府古辞多以叙事为主，至《古诗十九首》，抒情成分才在作品中占重要地位。曹植发展了这种趋向，把抒情和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五言诗既能描写复杂的事态变化，又能表达曲折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