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块状经济”的基本特征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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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块状经济”的基本特征和实践意义

“块状经济”是“浙江现象”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破解“浙江现象”的一把钥匙。由“块状经济”的讨论，我们会进入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最精彩的部分，而这种讨论还有可能意味着对传统区域经济学的挑战和创新。

一、“块状经济”现象

“块状经济”的历史十分悠久，不是什么新生事物。手工业时

代“块状经济”就已出现，而且已是手工业发展过程中十分突出的现象。工业革命之后，“块状经济”更加明显。现代工业城市的产生就是“块状经济”的集大成。当然，现在人们所突然注意到的“块状经济”主要是相对于传统的城市大工业而言的，它更多的是指“乡村小工业的集聚”，或是“城市边缘新兴产业群落的快速崛起”。前者如意大利北部地区，日本大田，德国巴登，中国的浙江，珠三角的个别地方（顺德古镇灯饰，东莞厚街家具、虎门服装、长安电子等）；后者如美国西部的硅谷，印度班加罗尔，北爱尔兰，中国的东莞、苏州、昆山，台湾新竹等。各类科技“园区”、“开发区”“工业小区”就是由此而来。意大利的人文历史底蕴十分深厚，但这个国家在工业革命中落后了半拍，以大机器为标志的重型制造业比不上其他发达国家，所谓“福特式工厂”并不占主导地位。尤其意大利北部山区，交通不便，治安不良，大工业的发展几乎是一片空白。但这里以日用品、小商品为主的传统加工制造业近几十年来却不声不响地发展了起来，意大利西北和东北的许多小镇，成为一些国际知名品牌的诞生地和出口创汇基地。在中国浙江，除杭嘉湖宁绍的大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差，国家投资少，大企业少，人均耕地少，资源更少。尤其温州，78的山地，5的河流海岛，只有17的平原。但浙江以“轻、小、私、加”起步，工业经济快速增长，由一个“资源小省”成为“经济大省”。“浙江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浙江现象”除产权清晰的微观主体外，最引人注目者当属“块状经济”。在这一点上，浙江和意大利很相像。现在浙江人干脆提出“工业学意大利，农业学荷兰”。浙江省委政研室课题组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全省88个县市区中，有85个县市区形成了块状经济，年产值超亿元的区块519个，块状经济总产值5993亿元，吸纳就业人员380.1万人，约占当年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9。在519个区块中，总产值10-50亿元的区块有118个，50-100亿元的区块26个，100亿元以上的区块3个，有52个区块的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0以上（见《浙江经济》第9期，浙江省委政研室课题组，《快速成长的浙江区域块状经济》）。块状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浙江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已成为县域经济的主体力量。另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调查，浙江有56种特色产品产量全国第1，居前10位的有336种，占总数的63。这，或许就是“浙江现象”最大的奥妙所在。今年7月，我们去浙江考察，短短十天时间里，对其“块状经济”印象深刻且耳熟能详者就不下数十种。如，温洲鹿城区的鞋、服、眼镜、打火机；永嘉桥头钮扣；瓯海泵阀、阀门；柳市低压电器；仓南金乡标牌、包装；钱库印刷；湖前塑料纺织；宜山再生纺织；虹口电子元件；萧山轴承、冥币；湖州织里镇的童装；上虞崧厦制伞；嘉善木条；濮苑羊毛衫；分水制笔；绍兴柯桥的轻纺、化纤；永康小五金；海宁皮革、服装；余姚轻工模具；鄞县服装；奉化服饰、塑胶；慈溪鱼钩、长毛绒；嵊州领带；诸暨店口的铝塑复合管；大唐袜业；牌头蚊香；义乌小商品；东阳木雕；椒江精细化工；温岭摩托车配件；路桥日杂百货；玉环小农具；新昌胶囊；安吉转椅等等。

二、“块状经济”的起因

第二产业发展的一个特点和倾向就是逐步走向集中。但是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具体是什么产业，集中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集中，为什么是此产业，而非彼产业，为什么集中在此地，而非彼地，这里的原因就值得深究。观察“块状经济”的起因可以有两个角度。一是“企业-产业-市场”的角度，二是“社会-历史-文化”的角度。

1、“企业-产业-市场”的角度，即经济学的角度。也就是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企业、产业和市场呈现出“块状”分布。斯密在《国富论》里反复阐明，分工和专业化（产业）程度受到市场容量的限制。但市场容量可以在企业家才能的作用下超乎寻常的扩大，在市场容量达到一定规模后，加工各环节与前期供料、后期销售自然形成专业化分工的协作体系，产业链也会不断分解、拉长，产品越做越精，企业越做越多，产业越做越强，市场越做越大。大唐制袜被分解成8道工序，金乡徽章则有12道工序。这时，新的技术设备、工匠们的技艺、产品的工艺和质量都能够得以及时发现并被准确定价。特定产品、特定产业和特定市场又不断滋生出只有在这一特定空间里才具备的特定生产要素，这些特定要素的存在如同空气一样，弥漫在一个特定空间里，根植在一块特定的土壤中。“块状经济12全文查看”便由此而生。马克思对简单商品生产起源与进化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块状经济”的起因。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之后，以家庭为单位的私营手工工场，完全可以依靠市场交换而存在，于是手工业主内部，分化出专业的包买商。在包买商支配之下，一些手工工场内部或各作坊之间开始了简单协作。那些效率较高，资本积累较快的手工业作坊主便率先引进先进动力和自动化机

器生产，手工业作坊主再次分化成私营企业主、小店主、帮工、产业工人等各个阶层，乃至随着私营企业间社会分工的深化，商人资本家、产业资本家和货币资本家渐次独立出来。所不同的是，“块状经济”的原始积累，一般是通过在外经商、务工，如台州金华一带的许多老板都是80年代外出，从修鞋、理发、修废利旧、做豆腐、卖豆芽、开干洗店等不起眼的小生意起家。当然，由于短缺经济的存在，也不排除一些人靠假冒伪劣完成原始积累。

按照科斯的企业观，企业的存在是由于其内部组织制度能够代替市场价格以降低资源配置中的交易费用。相反，因为信息流通快、竞争充分、资产通用程度高，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交易费用甚至低于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成本，这时，众多同类或相关的企业则更愿意依赖于市场而独立存在，从而形成以外部化交易为特征的企业块（群）状集聚和市场的点状集聚。选择企业群集聚，而非以一体化为特征的企业内集聚，主要是由交易费用的高下来决定。

2、经济学的分析，只能为我们给出必要条件。“块状经济”存在发展的充分条件需要要在“社会-历史-文化”中寻找。因为市场扩张快慢、企业家的出现、交易费用高低以及企业集聚的形态等，主要与当地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有关。“地方小传统”和“地方性知识”对认识中国的乡村工业十分有帮助。陈吉元、何梦笔主编的《当代中国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丛书》对此问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何梦笔等人对根植于中国农村文化传统中的非正式制度、非正式规则和非正式约束在经济增长及制度变迁中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分享知识，在纯粹的市场经济状态下，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许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在长期的社会制度里可以培植市场，产生长期交流的信任与规则，可能会在社会上稳定知识的利用与创造，进而人们在得不到市场补偿的情况下，依靠他们自己的社会网络而相互得益。”（何梦笔《网络、文化与华人社会经济组织》，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块状经济”是一种人脉基础上形成的地区性商圈。在这个商圈中，有一些“酵母”作为特定要素而起作用，“酵母”的基因决定着商圈内技术持有的方式、学习的过程、信息传递的渠道、企业组织形式及产业氛围。这些“酵母”的渊源大多根植于历史传统和民风民俗中。在温州，私人产权及其产权保护的概念历来比较牢固，民间金融源远流长，私人借贷十分频繁，而且有非常灵活的融资方式。在资本市场发育滞后的情况下，民间融资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过极大的作用；浙南一带的“盟兄弟”、“金兰会”等“抱团”组织十分流行，这种组织既强调互助互利，又强调个性独立和平等，成为日后“商圈”的雏形。至于血缘、学缘、乡缘所形成的经济网络则更是普遍；浙江民众一般都具备出门闯世界的意识和本领。乐清人依托同乡、亲戚关系的裂变来进行市场拓展，形成了十分发达而成熟的代理制。这种人文网络对经济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理性的原始假定，而更接近于人类经济学中“差序格局”等概念。“块状经济”的特殊之处还在于知识和技术的内生性。创新

三、“块状经济”的发展类型

所谓“块状经济”只是一个统称，从不同角度可以对“块状经济”做出各种不同的分类。

1、从主导产品的类型上看，分为传统产业延续型、新兴产业型。一般来讲，劳动密集性传统产业较为普遍，但由于对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如新材料、新工具、新工艺的运用，传统产业可以重新激发出活力；新兴产业多出现在大都市边上或航空中心附近，而且多数具备外资背景。

2、从起源地和要素的来源上看，分为原生型和嵌入型。对原生地而言，前者也叫就地发展型，对于嵌入者而言，后者也叫异地发展型。北京的浙江村主要由乐清虹口镇的居民构成，兰州的义乌市场主要是浙江义乌人。对虹口和义乌而言这都是一种异地发展型。

3、从城乡关系看，分为城郊辐射型和村落独立型。因为城市政府的多头管理及地价因素，大城市郊区往往成为异地嵌入者的选择，但那些原生性的“块状经济”多为村落独立型。

4、从区域范围看，分为县域集中型、镇域集中型和专业村庄型。县域集中型多以县城为中心呈放射状分布，镇域集中型则沿交通干线以带状分布居多，专业村庄型属典型的“块状经济”。

5、从发展主体看，分为能人发动型和政府推动型，或者也叫经济精英发动型和政治精英发动型。这种分野从浙南与苏南的比较中可以清楚的看出来。当然，两种型式也会相互转化，而且也有能人发动和政府推动紧密结合的情况。

6、从市场导向看，分为出口导向型和内销导向型。随着外贸自主权的扩大，出口导向型的“块状经济”在浙江得到快速发展。如浙江的打火机、眼镜、领带、万向轮等等。但多数仍以跨区域的国内市场拓展为主。

7、从运行机制上看，可分为市场循环型、技术创新推动型及来料加工型。前者最典型的当属义乌。绍兴的轻纺城、苏南的常熟服装招商城也属此类，其周围遍布成百上千家小纺织厂或服装加工厂；在“块状经济”达到一定规模后，技术竞争与创新获得优势，其发展主要依靠产业区内的技术创新推动；一些先发企业品牌做大之后，尝试发展“虚拟经济”，总公司只抓研发和销售，加工则采用来料、来样加工的方式，或者后发企业购买知名商标冠名权。这一方式多存在于落后地区“块状经济”的初始阶段。

8、从地缘与产业的关系看，分为资源开发型、市场开发型。前者如青田石雕、东阳竹艺，都是就地取材，发展成一个自然垄断性的产业。而多数“块状经济”与当地自然资源关系不大，如海宁皮革加工，宜山再生晴龙。一些产业干脆是靠做市场做出来的。比如华东石材市场，在宜兴万石镇，但这个镇并没有石头资源，完全是当地人利用“万石”这个名字“做”出来的石头经济。

9、从主导优势来看，分为交通枢纽型和技术人才集中型。前者有所谓“道口经济”的说法，而后者多存在于大都市郊区，有较好的人居条件。

四、“块状经济”的基本特征

1、地域的集中性。块状经济首先表现为一种厂商的扎堆现象，企业密集，相距较近。按照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的统计标准，构成“块状经济”的企业个数至少要10家以上，且销售总收入超1亿元。“集中”和“扎堆”，这也是集群生成发展的内在要求所决定了的。因为，只有近距离才能使大量信息通过非正式接触得以迅速传递和扩散，只有零距离才不需要库存甚至于可以不建库房，只有集中布局才会出现基础设施利用的邻里效应和共享机制，技术外溢和创新才会发生连带效应。这种生产力要素的集中状态也叫“范围经济”。

2、要素的根植性。每个地方都蕴藏着一些潜在的生产力，机会恰当，便如枯木逢春。但特定生产要素一旦生成在某一特定地域，很难向四周扩散。“块状经济”离开的特定的地脉、文脉和人脉就成活不了，它不像竹竿插进土里，而是像自然而然从地里长出来一样（工厂的英文Plante也即植物的意思，LocalIndustrialCluster也有人翻译成“本土产业群”）。

3、起源的自发性。在那些政府力量过于强大的地方，不易产生“块状经济”。“块状经济”极有可能产生于经济最不发达的地方，或者是在夹缝中偷生下来。“块状经济”完全是凭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来起作用，通过自由竞争和民间力量，优胜劣汰，新陈代谢，乱中有致。不断的模仿跟进，不断的创新淘汰。没有“计划”，没有“战略”，歪打正着，但偶然中有必然。制度演进和诚信机制的建设都是按照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的组织秩序”来不断试错、不断矫正、不断完善的。

4、企业的关联性。“块状经济”不是一麻袋马铃薯，而是有机关联，相互配套，同属一个价值链和技术传递链。联而不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有横向关联，如台州苏泊尔集团，向小企业下单，购买同类企业产品的优先供给权；也有纵向关联，如飞跃缝纫机有1700人，但在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为他们配套的企业有100多家，20000多人。温州正泰、德力西也属此类。现在还有一些关联企业通过股权置换、参股甚至控股，进一步提高关联度，形成稳定的金字塔状企业群落结构。当然，“块状经济”的关联性不仅是指企业，还有为生产企业而存在的服务、中介、政府、金融、行会、学校等。

5、生产的专业性。由于专业市场发达，企业间高度依赖，没有任何一个企业愿意“小而全”、“大而全”，一切通过交易获得专业化生存。虽然产品成本低，产业进入门槛低，属劳动密集型，但知识和技术、艺术的要求很高，属于低技术行业的高技术；虽然产品比较单一，但专门信息、专门渠道和高等级的工匠及年富力强的技工的作用十分突出，技工与普通工收入差距较大。

6、产品的差异性。企业群落中产品的差异性往往被人们忽略，其实即使各同类企业间都是高中低档，错位发展。温州各皮鞋厂经过较长时间的竞争与整合，其产品的定位差异十分清晰，分为西装皮鞋、休闲皮鞋、劳保及军用皮鞋等。差异就是创新，差异是制胜的法宝。差异打破了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在永康，世世代代的锁匠没有做出什么名堂，但做防盗门的商人们狠赚了一笔。在永康五金城卖茶杯，每家店没有一个是相同的。在绍兴轻纺城，很难看到花色相同的布料，流行的都是“礼拜产品”，即“三天出小样，五天成批量，七天上市场”。纷繁复杂的差异性使得其它地方难以拷贝，也难以竞争。

7、发展的阶段性。“块状经济”一般都经过萌芽、发育、成熟和衰落的周期更新。由粗放到集约，由模仿到创新，从工艺简单，利润微薄，前店后厂，专业市场，工业小区，连锁经营，网上交易，物流配送，市场体系，最后发展成全国性乃至世界性营销网络。一般来讲，由于其低成本优势，都有快速扩张的特点。温州打火机刚开始自产自销，后来为日本韩国知名品牌代加工，再后来，自己创牌子，从而打败了日本韩国的打火机厂商，垄断了世界金属打火机市场。这一过程不过10左右的时间。因此，技术更新和产品的换代像赶潮一般，永康人将此现象称为“浪潮经济”。

五、“块状经济”的优势

对于加工工业的地理集中现象，克鲁格曼曾提出过报酬递增模型。“块状经济”完全适合于报酬递增模型，并且形成了独特的“集聚优势”。所谓“集聚优势”的核心就在于集聚体的正外部性而导致的规模递增效应（共享机制）以及经济文化一体化的互动机制。“块状经济”产生之初，人们并没有意识到“集聚优势”和外部效益，但人们很快便可以发现并自觉培育它。“块状经济”的优势主要包括：

1、基础设施建设与利用的规模经济优势。群落规模越大，信息通讯、交通运输、水电供给、商业服务等基础设施供给的成本收益均衡点就越高，相同供给水平下的平均利用成本就越低。

2、市场拓展的规模经济优势。这种规模经济优势又分别表现在内部专业市场建设和外部市场宣传拓广两个方面。群落集聚的企业越多，相应配套的专业市场的商品吐纳和信息汇聚的功能就越强，对外市场宣传传拓广相同成本花费产生的经济效益就越高。

3、群落的形成可以促进民营企业之间的专业分工与协作，从而对民营企业整体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生产交易成本的降低带来助益。在信息（主要表现为企业家之间的私人信息）、技术、质量、价格、管理以及劳动力供给上，能及时准确地发现价格，降低交易成本。

4、能够形成机械设备和原料的集中供应与配套服务优势以及为客户提供服务和配套能力的优势。集群既可以保持中小企业灵活多变反应快捷的特点，又能集少成多、聚微成著形成产品规模优势和原料、设备供给的规模效益。关联企业布局集中，便于客户的结算、运输、劳务、安装和维修，品种、档次上选择余地大，透明度高，为购买者节约了成本，提供了更多的消费者剩余。

5、同类产业集聚能强化地方专业形象，有助于挖掘社会资本，形成新的地方文化。

6、由于同业集聚，一旦某企业需要转产，很容易转让自己原有的专业化设备，从而降低转产的沉淀成本和市场退出壁垒，极大的减轻了集群内企业的退出成本。

7、最为重要地是，同类产业集聚以后，由于同业竞争和信息交流，能进一步增强群落内各企业的学习能力和竞争能力，形成技术管理和创新的规模经济优势。一项技术管理创新在一个企业内部产生的直接经济效应是有限的，但是，通过企业之间的学习与模仿对群落整体所产生的间接经济效应却成几何级数放大。尤其是隐性知识由于其收敛作用，虽然扩散上存在困难，但隐性知识的增长却如同掘井一般越掘越深。近距离交流和非正式接触对隐性知识形成极为关键，而专业人才如果离开一定的氛围和交流平台，便会很快出现专业技能的衰退甚至荒废。集群企业的这种技术创新的优势被一些学者概括为三个方面。（1）基于技术轨道的顺轨性创新，如产品特性、形式或技术工艺得到持续改进，由于近距离甚至面对面的竞争，这种改进便很快被得到模仿和推广；（2）基于技术平台的衍生性创新，即，企业群体在某一产品领域内，为追求产品差异化和避开模仿竞争而在设计、生产和制造系列产品所展开的创新；（3）向技术关联领域发展的渗透性创新，即，一旦有新的产品或工艺技术在集群内出现，很快就会在同类或相关企业内传播、溢出和渗透。（参见汪少华、王佳蕾《浙江企业集群成长的创新模式》，《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8期）正是这些优势，浙江“块状经济”的相当部分已成长为出口创汇基地，并逐渐向高附加值和名牌战略推进。

六：“块状经济”的理论意义

“浙江现象”被吴敬琏称为中国经济最大的亮点。受“浙江现象”启发，人们提出了许多理论上的重大观点，如高尚全提出“民本经济”，迟福林提出“人民市场经济”，董朝才提出“人民社会主义”。对浙江实践的深入研究，史晋川、金祥荣、陆立军、张仁寿等人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国过渡经济学的“浙江学派”。“块状经济”这个概念是80年代从费孝通教授开始首倡的。当时，更多的是从实践的层面或者社会学角度来讲的。随着浙江经济实践的发展，“块状经济”将会给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新的源泉。经济学家对“块状经济”一般性的定义是：介于市场和层级之间的空间组织形式。有人也叫“集聚综合体”，“柔性生产体”，“企业群落”、“专业化产业区”、“特色产业区”、“区域生产综合体”、“地方性产业集群”。从浙江的经验来看，“块状经济”中，户是基本的生产单元，一个村甚至一个镇就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工厂，“厂”与、“户”、“村”、“镇”相互渗透。“块状经济”使集团化和联合生产获得了新的形式，也使文化与经济获得了新的一体化形式。“块状经济”丰富了企业组织理论。1890年，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写道：“工业往往集群（Clusters）在不同的地区，各个城市在一组关联产品上进行专业化生产。”在这些地区有着一种交流与合作的氛围：“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而似乎是公开了，孩子们不知不觉地也学到许多秘密。优良的工作受到正确的赏识，机械上以及制造方面和企业的一般组织上的发明和改良之成绩，得到迅速的研究：如果一个人有了一种新思想，就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因此，它就成为更新的思想之源泉。”M.波特的国家竞争力理论，特别地注意到了专业化产业的集群现象。M.波特认为，竞争力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构成，而竞争优势主要是由竞争的充分性和产业集聚程度所决定。内生经济增长模式基于发展经济学家罗默等人提出的“新增长理论”。该理论强调的是人力资本和技术的内生化，强调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和动态性，而不是指望以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所形成的比较利益来促进经济增长。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观点是：（1）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并解决资本积累过程中收益递减问题的关键是设计思想创新，产品创新；（2）知识的内生作用在于开发新技术，并且促进知识的积累和更新；（3）人是第一位的，人力资本水平（尤其是人的知识水平）将决定经济增长率。假定我国城乡二元隔离状态暂时无法改变，那么，“块状经济”将可能是我国农村工业化的有效模式。它符合我国农村特点，符合我国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须知，先进生产力并不等于高科技，“中”科技、“低”科技，只要能解决问题，照样是先进生产力，而且组织、制度、文化等也是极重要的要素。传统产业，甚至于我们认为淘汰的产业照样能做出大市场。诸暨两个大集团“李字”和“黑猫神”，做的都是传统的盘香，而非电子蚊香，但都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效益。“块状经济”对传统区域经济学中的“经济区划”，“产业政策”，“要素布局”，“主导产业”等概念提出了挑战。浙江民营企业的竞争力表现为群落整体的竞争力，而不仅是单个企业的竞争力。采取群落式的发展格局，是浙江民营企业迎接市场竞争的一项非常有效的适应性制度安排，是浙江民营企业发展过程的一个鲜明特色。对此，经济学家钟朋荣称之为“小狗经济”，一些人也称“百姓经济”，“杂草经济”，“人本经济”。恪守“经济人”假定的经济学家往往忽略了人的能动性和社会性。浙江温州等地区，在以往的经济理论中找不到发展的依据和教条，但就是在这里，依靠温洲人市场意识强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不仅成为我国经济充满活力的地区，而且创造了所谓“零资源经济”。浙江省90年代公布的十大产销基地，只有一个在市区。这似乎令人不可思议。胡宏伟、吴小波在《温州悬念》第三章中对全国最大的再生晴龙市场的地理位置有一段非常直观的描述：早晨从县城灵溪出发，坐着中巴车在乡间路上颠簸了差不多2个小时后，眼前淌着一条不知名的小河。登船，两岸山峦十分清丽，没有顶棚、狭长得像条龙舟的小船在弯弯的河道拐过来又拐过去。上岸，只见成串的农民“的士”——这是一种小型的柴油三卡，限定载客6人，实际常常达十几人，有的干脆蜘蛛般半个人吊在车外——极热情地揽客，嘭嘭作响的柴油发动机让你心跳得别扭。又是一条小河，又是一段对生意人来说无暇顾及的风光之旅。下午，当你觉得似乎有点饿过了头的时候，宜山镇也就到了。

七、“块状经济”的实践意义

这几年，浙江省出现了整体发展的好局面。浙南属于先发地区，浙北已初步完成了转型（“从苏南模式中摆脱出来”）。现在，由于“块状经济”的发展，又出现了以金华、台州为代表的“浙中经济隆起带”。义乌甚至被称为“中国商人的延安”，其发展势头直追温州。也由于“块状经济”的自发性和人本性，浙江农民人均收入、人均储蓄等“富民指标”连年居于全国前茅。

苏南也有很多特色经济乡镇，甚至苏南“块状经济”的历史比浙南还要悠久。如“丝绸之乡”、“服装之乡”、“羊毛衫之乡”、“小五金之乡”、“教具之乡”。但除个别例外，多数没有发展起来。浙江的“块状经济”都是当年“戴上红帽子”，“穿上防弹衣”才生存下来，这与苏南大不一样。

韩国和台湾是两种不同的企业发展模式，韩国是受国家扶持（类似于我国“抓大”）的特大型企业为主，而台湾经济的支撑则是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韩国和台湾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有不同的表现，原因也在这里。不仅如此，较之韩国，台湾还因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大大加快了经济民主化进程，使全社会财富趋于平均，造就了台湾一批中产阶级，化解了城乡矛盾，促进了就业和社会稳定。

“块状经济”由于其基础设施规模效益和第三产业的连带发展，大大促进了城镇化和城市化进程。义乌市区的房地产市场异常繁荣，因为有近30万人在市区经商，近3000外国商人长年居住在这里。常熟在苏南的几个县级市中城市化进程大大走在了前面，也是因为“常熟招商城”的存在。义乌和常熟，都是“以商兴市，以商促工”，市场化、民营化、工业化、城市化良性互动，同步发展。

从“块状经济”的发展实践中，我们会获得一些极具启发意义的新概念，这些新概念反过来对经济实践又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如：

1、“集群战略”。确立地方经济发展中的集群战略，正确认识企业大与小的关系。中小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