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学生申请美国大学的案例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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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生的申请缺乏特点 “中国学生聪明，勤奋，但也迷茫，功利心比较重，妨碍了他们的长远发展。”康教授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每年一月底，康教授就要从系里抱回一大包资料仔细看——里面是所有申请普林斯顿分子生物系的中国学生的材料。每年，该系每年大约招收25名本科学生攻读博士，系里给康教授的“中国额度”4个，而他收到的申请约有七八十份。

4%左右的“成功率”。每个“申请包”主要有这些材料：本科各科成绩单，托福和GRE的考分，个人陈述，以及推荐信。康教授把它们分成“定量”和“非定量”两类。分数他看得很仔细，但那些“非定量”的东西却能告诉他更多。记者：“个人陈述”有什么用？康教授：就是说说你为什么想成为一个分子生物学家，为什么想来普林斯顿。

记者：你看过几百份“个人陈述”，从里面看到了些什么？康教授：中国学生的GRE能考得很好，但我能看出来，他们写的“陈述”经常千篇一律，缺乏特点。记者：他们给你什么印象？康教授：不清楚为什么要来普林斯顿，或者过分要求完美，不敢展示真实的自己。记者：真实鲜活的“陈述”是怎样的？＂康教授：有个学生是这么写的：他以前的专业是电子工程，后来才慢慢发现真正感兴趣的是生物。

他申请转了系，尽管绝大多数人反对，因为没有基础，读得有些吃力，但他还是很高兴。因为每一学期都会比上一学期进步一些。他的“陈述”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因为它展示了一个人在寻找和实现梦想过程中的困惑和欣喜。去年我们还录取了一名学生，她在“陈述”中坦率地指出了母校的问题：她很遗憾本科四年没有接受更为全面的教育。

你可以看到她的渴望。第一轮筛选，从80份申请材料中挑出10-15名左右的“候选人”。 2月初，康教授开始电话面试。虽然并不直接和学生面对面，但大洋彼岸传来的声音，会告诉他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记者：你会问些什么问题？康教授：主要是看看英文口语能力、科研经历、随机应变的能力，以及学生的一些背景状况。记者：接到电话的学生，会很紧张吧？康教授：电话面试大约一个小时，45分钟说英语，15分钟用中文。

就算英语不是特别好，学生还是可以完整地表达自己的。但大部分中国学生会把它看作一个“考试”，而不是一个“对话”，所以有些会很紧张。记者：你听出了什么？康教授：有些学生听得出来他（她）事先在纸上写好回答，照着念，或者是背出来。还有是“排练过度”，说得非常溜，像演讲一样，但并没有针对我的提问。记者：他们会给你留下什么印象？康教授：那些答非所问的学生，我想可能没有自己做过真正独立的研究，或者对自己没对信心。

我希望学生是展现一个真实的自我，而不是一个过度包装的、失去了真实性的“加工成品”。记者：或者是我们的教育没有告诉他们，说实话是最好的回答。康教授：我们要挑选的，是真的热爱科学、而且诚实的人。去年，我几乎是在申请截止前的最后一刻才收到了一个学生的材料，条件很好，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老老实实告诉我，虽然他很早就进实验室，工作也很努力，但不知道为什么，实验总不是很顺利。

但他可以很清楚地描述他在实验中遇到的问题，和为解决问题所作出的种种尝试。表面上看，他的科研并不成功，但我能感受他的认真、诚实、努力，这已经具备了一个科学家、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电话面试并不是最终的决定。之后，康教授要在候选人中反复地掂量、比较。在这个过程中，分数高低往往不是决定因素，而是从细微处看到的非智力因素。

记者：分数不重要？康教授：分数很重要，但不是一个绝对因素。申请普林斯顿的学生都是国内名牌大学的尖子，经过高度选择过的人，智力都没有问题。我会仔细看每一门的成绩，但并不是分数高就能入选，相反，我认为第一名和第七八名的实力并不相差太远。录取与否，智力以外的因素很重要。例如我们系就录取过一个河南的学生，家在农村，初中就独自在县城，住校读书，吃过不少苦。

还有个学生，对老师有真正的了解，提问很专业，很深入。这样的学生，让人感觉到懂得认真负责，尊重机遇。进入大学后，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困扰？来上海之前，康教授在福建老家待了十多天。每天陪父亲、侄子去爬山。读五年级的侄子告诉他，在他们学校，老师让每个学生都要在班上找一个“对手”。每次考试下来，赢得多的同学受表扬，输得多的要被批评。

在这样的氛围中，班上学习好的同学也不大愿意花时间帮助成绩不好的同学。让康教授震惊的是，目前中国基础教育到处可见这样的“激励”方式。普林斯顿是金字塔尖上的精英学校，但对最终被普林斯顿录取的中国学生来说，与其说已经攀登到了金字塔尖，不如说真正的竞争刚刚开始。而这时候，中国教育从小学——不，从幼儿园——就开始灌输的狭隘的竞争意识，清楚地烙在这些留学生的身上，困扰着他们。

记者：中国学生到了普林斯顿后，会遇到哪些问题？康教授：有些学生进入普林斯顿后，心态急，享受不了科学研究的乐趣，而把实验看作“计件劳动”，急于求成，一旦不如意，就垂头丧气。有些学生进来后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