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梦主题征文写作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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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郑哲敏王小谟获最高科技奖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胡锦涛习近平温家宝李克强刘云山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为奖励在科技进步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公民、组织，中国设立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5项国家科学技术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2名，获奖者必须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

奖金500万元。据新华社电（记者霍小光、顾瑞珍）中共中央、国务院18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胡锦涛、习近平、温家宝、李克强、刘云山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习近平主持大会。温家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大会上讲话。李克强宣读奖励决定。上午10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宣布大会开始。国家主席胡锦涛向获得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郑哲敏，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电子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小谟颁发奖励证书。

随后，胡锦涛、习近平等向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奖。习近平在主持大会时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隆重奖励在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中作出杰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亲切关怀。他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以获奖者为榜样，继续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始终把祖国和人民放在心中，努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创新成果。

习近平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努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共同创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讲话中指出，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温家宝强调，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坚持把科研的重点放在产业发展前沿，以企业为主导深化产学研结合，下大力气攻克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争取在高技术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上取得重大突破。要瞄准关系全局和长远发展的战略必争领域，加强基础研究、前沿先导技术研究，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源泉。要努力营造各类创新主体平等竞争的政策环境，形成崇尚科学、遵循规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会上宣读了《国务院关于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授奖330个项目和7位科技专家。 2012年吴良镛谢家麟获最高科技奖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吴良镛：筑梦人生他是新中国建筑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是我国建筑与城市规划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是活跃在国际舞台的世界著名建筑与城市理论家。著名的美籍华裔建筑学家贝聿铭曾经说过：“不管你到哪个国家，说起中国的建筑，大家都会说起吴良镛。

”然而，这位已经89岁高龄的建筑大师却异常谦逊：“我的作品不多，都是大家一起做的。” 吴良镛简介 1922年5月出生。 194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 1946年协助梁思成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 1949年毕业于美国匡溪艺术学院，获硕士学位。 1950年，他回国投身新中国建设。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人居环境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以及国际建筑师协会副主席、世界人居学会主席等职。

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城乡规划学家和教育家。吴良镛创建了中国人居环境科学，建立了以人居环境建设为核心的空间规划设计方法和实践模式。运用这一理论，他成功开展了从区域、城市到建筑、园林等多尺度多类型的规划设计研究与实践，先后获得世界人居奖、国际建筑师协会屈米奖、亚洲建筑师协会金奖、陈嘉庚科学奖以及美、法、俄等国授予的多个荣誉称号。毕生筑梦为民居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导向，不说空话，只做实事，是吴良镛一生的坚持。

数十年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建设道路。熟悉建筑界的人常说：“凡是到过北京的人，都曾亲身品读过吴良镛。”其实何止是北京？无论你是在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生机勃勃的改革开放前沿大都市，还是流连于苏州、桂林、丽江等古典与现代气息交融、自然与人文色彩竞艳的新兴城市，你肯定都曾亲身品读过吴良镛。从城市规划到建筑设计，从拜万人师到教书育人，吴良镛不知疲倦地奔忙着。

“与公共建筑相比，我更在意民居。”吴良镛常说，“民惟邦本，普通人的居住问题是建筑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 他经常告诫学生：“建筑学的意义不仅在于要盖房子，更要避免盖低劣的房子，不要以为在一个地方盖一座大房子就可以扬名，如果盖得不好，那就是历史的罪人。”在吴良镛的心中，创造良好的、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能诗情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是他一生不变的梦想。

作为中国建筑学与城市规划学的领军者，吴良镛非常重视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不断探索着中国特色的建筑与城市理论的发展之路。他吸取中国文化、哲学的精华，融贯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创造性地提出“广义建筑学”理论，并在1989年出版了15万字同名专著，将建筑从单纯的“房子”概念走向“聚落”的概念。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邓卫告诉记者，这是我国第一部现代建筑学系统性理论著作，该书出版后，引起了中国建筑界的广泛关注，被推荐为“一本建筑师的必读书”。

在此基础上，吴良镛针对城市化日益加快的进程和建设事业大发展的格局，创建了“人居环境科学”体系。在这个宏大的体系中，吴良镛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城市规划、建筑与园林为核心，整合工程、社会、地理、生态等相关学科的发展模式。北京菊儿胡同有一个41号院，原是一座寺庙衍生出的大杂院，也是菊儿胡同最破的地方。40多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一个下水道，厕所在院外100米处。

随着人口增加，院子里逐渐盖满了小棚小房，几乎没有转身之地，危房、积水、漏雨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这里的居民。上世纪80年代，北京开始展开危旧房改造项目。但是，菊儿胡同又属于古都风貌的保护范围。由于许多改造方案与旧城风貌保护相冲突，改造项目一直停滞在规划层面。不仅如此，项目不大、费用不高，牵涉面却不少等问题，使得很多设计单位都不愿碰这类项目。

后来，北京市房改办找到了吴良镛。出乎意料的是，吴良镛对于这个建筑面积仅2700多平方米、设计费用仅1万元的项目显示出极大热情。 “衣服破了一定要扔掉吗？是不是可以想想办法，例如打个漂亮点的补丁，或者绣上图案。”吴良镛一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其实，早在1978年起，吴良镛就开始对北京旧城区中心地段的整治进行研究。他认为，北京旧城可以说是世界城市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最后结晶”，因此，北京的旧城改造，不仅要满足现代生活的舒适要求，还要与原有的历史环境密切结合，要创造一种社会住宅。

因此，他提出了“有机更新”理论和建造“类四合院”住房体系的构想。在这场“有备之战”中，吴良镛的理论在菊儿胡同四合院改造工程中得以充分展现。据吴良镛的助手左川回忆，在菊儿胡同方案审批时费尽周折，前后审查了七次之多。但吴良镛不厌其烦、反复修改。到了施工图阶段，光图纸就出了95张。如今，改造后的菊儿小区里，精心保留了原有的树木。一水儿的2层、3层小楼白墙黛瓦，与周边的老房子浑然一体，丝毫不觉得突兀。

一进套一进的小院子，面积虽然不大，却并不觉得压抑。这样一座“类四合院”，完全没有高楼大厦那种冰冷、孤立的感觉，“大爷”“大妈”“叔叔”“阿姨”……邻里间出来进去的都打声招呼，有了困难也相互帮助，情境间，生活仿佛回到了过去的北京城。而这也恰恰体现出吴良镛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相对于大拆大建，吴良镛倡导的“有机更新”理念，延续了城市原有的历史环境，对于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市来说，可谓是探索了一条旧城更新和危房改造的新路子。

1992年，菊儿胡同改造获得亚洲建筑师协会金质奖，1993年获得联合国“世界人居奖”。 “我们需要激情、力量和勇气，自觉思考21世纪建筑学的未来。”1999年6月下旬，在国际建协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上，时任大会科学委员会主席的吴良镛宣读了由他起草的《北京宪章》并获得通过，标志着“广义建筑学”与“人居环境”学说已为世界建筑师所普遍接受和推崇，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西方建筑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作为国际建协成立50年来的首部宪章，它成为指导新世纪世界建筑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文献，并在2002年以中、英、法、西、俄5种语言出版。当时的国际建协主席V.Sgoutas表示，这是一部“学术贡献意义永存”的文献。英国著名建筑评论家PaulHyett则评价说，吴教授以一种乐观和利他主义的姿态，提出了引导未来发展的“路线图”。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院士、世界人居学会主席……数不清的荣誉、成就，却没能让吴良镛停下前进的步伐。

战火中点燃建筑梦再过三个月就要过90岁生日的吴良镛，现在可谓“随心所欲不逾矩”，但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只有工作，而且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工作上。是怎样的情怀，让这个耄耋老人呕心沥血成就这筑梦人生？要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要从吴老坎坷的人生经历说起。 1922年春天，吴良镛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的一个普通职员家庭。他自幼喜爱文学、美术，兴趣广泛，读书刻苦勤奋。

在吴良镛出生与成长的南京门西地区，邻近“十里秦淮”。自古以来就是集文化、商业、服务业和专业化加工为一体的繁华地区，然而从民国初年以来开始大片衰落。吴良镛的家也没有逃过这悲惨的境遇。少小时的他，目睹了收账人揭走自家屋瓦。当时，妹妹正在发着高烧，无奈之下，一家人只好被迫告别祖居，遭受流离失所之痛楚。1937年南京沦陷前，吴良镛随兄长匆匆离开南京，先后到武汉、重庆求学。

“刚刚交完大学入学考试最后一科的考卷，就听到防空警报响起，日本人的战机突然来袭，”吴良镛回忆起1940年7月在母校重庆合川二中参加高考的情景，“当时我们赶紧躲到防空洞里，一时间地动山摇，火光冲天，瓦砾碎片、灰土不断在身边落下来，当我们从防空洞出来时，发现大街小巷狼藉一片，合川的大半座城都被大火吞噬。”在这场轰炸中，吴良镛非常敬重的江苏省首席国文教员戴劲沉父子不幸遇难。

流离失所、国破家亡的民族血泪，促使吴良镛在内心早早地树立了“谋万人居”的伟大理想。他悲伤地告别合川，临行前默默许下宏愿，“将来要从事建筑行业，重新修整惨遭蹂躏的城乡”。 1940年，吴良镛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学习，受教于鲍鼎、徐中、谭垣、杨廷宝、刘敦桢等我国建筑教育诸位先驱。在重庆中央大学图书馆的暗室里，吴良镛看到了一批越过“驼峰航线”运来的国外建筑杂志缩微胶卷。

他惊讶地发现，同样饱受战乱侵扰的西方建筑界并未无所作为，而是信心百倍地放眼未来，致力于战后城市重建和住宅建设的研究。国破山河在，战后重建的美好愿景如同一道划破黑夜的闪电，照亮了吴良镛的心，而“重建”这个概念，也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中。上大学期间，吴良镛在油印校刊《建筑》上发表了题为《释“阙”》的文章，被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看到，因欣赏他的才华，让他到身边协助工作。

“在梁先生身边工作，有机会看到他从国外带来的建筑领域的最新资料，这让我开阔了眼界，积累了不少建筑学知识。”说到恩师梁思成，吴良镛充满感激之情。抗战胜利后，刚毕业两年的吴良镛应梁思成之约，协助他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系之初，梁思成赴美讲学，吴良镛和林徽因成为系里仅有的两名教员，自此，揭开了新中国建筑教育的新篇章。1948年夏天，梁思成推荐吴良镛到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深造。

在著名建筑师沙里宁的指导下，吴良镛开始探索中西交汇、古今结合的建筑新路，其间曾获罗马奖金建筑绘画雕塑设计竞赛荣誉奖，在美国建筑界崭露头角。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给吴良镛寄去一封信。“百废待兴”这四个字，让吴良镛立刻做出了抉择。 1950年底，和那个时代许多充满赤子情怀的科学家、艺术家一样，吴良镛冲破重重阻挠，几经周折，毅然从美国绕道回国，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和教育事业。

回国后，吴良镛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历任副系主任、系主任等职。1959年，他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1984年退休后，筹建了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并担任所长；1995年创办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 “年轻的时候，我曾在书本上了解到，西方城市有交通拥挤、住宅缺乏、失去自然等毛病，当时天真地认为，这些跟中国没什么关系。”吴良镛回忆说,“直到怀着满腔热情从海外回国参加建设时，我都依然认定所谓的‘城市病’只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中国不仅可以避免，而且还能建设得更好。

” 然而，随着旧中国民生凋敝的影像在一批批拔地而起的新建筑、一座座百废俱兴的新城市身后渐渐淡去，吴良镛的心头却萦绕着日益浓密的困惑：现实和理想呈现出较大偏差。吴良镛认为，数十年间，中国城乡变化虽然巨大，却并没能绕开“城市病”。吴良镛常说，西方建筑史是“石头的历史”，而中国古代建筑是“土木的历史”，因此，中国古建保护比西方更为不易。但让吴良镛感到揪心的是，城市文化建设面临着重重误区，有些城市呈现出不健康的规划格局：好的拆了，烂的更烂，古城毁损，新的凌乱。

而且，城市同质化严重，千城一面现象尤为突出。更让吴良镛愤慨的是，近年来国际上一批形形色色的建筑流派蜂拥而至，对我国城市建设产生了很大影响。“很多未经消化的舶来品，破坏了城市原有的文脉和肌理，导致有的城市成为外国建筑师标新立异的建筑设计实验场。” “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内涵探索，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迷失，”吴良镛在很多场合都在强调,“不是不能借鉴西方建筑，但不能照搬照抄，拾人牙慧。

” 许多城市管理者经常给吴良镛打电话，征求他对城市规划的意见，有的甚至直接找上门来。他对此总是不厌其烦、亲自接待。 “自古太守多诗人”，对于城市的管理者，吴良镛有话要说：“希望作为城市规划决策者的市长，都能具有诗人的情怀、旅行家的阅历、哲学家的思维、科学家的严格、史学家的渊博和革命家的情操。” 建筑大师缔造康复奇迹 “人们常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我觉得建筑更是遗憾的艺术，”吴良镛解释说，建筑完成后，修改的可能微乎其微，而且这个建筑可能要矗立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影响着这个城市，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因此，一定要力求做得更好，少留遗憾。

科学求真、人文求善、艺术求美，这幅吴良镛亲笔所写的书法作品，透露出他对事业尽善尽美的渴求。 “我豪情满怀地目睹了祖国半个多世纪的进步，每每扪心自问，我们将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交给子孙后代？”为了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每天清晨就拖着装满资料的小车走到建筑馆工作，中午让家里送饭，然后在办公室里小睡一会儿，接着一直工作到晚上才离去。已经80多岁高龄的他不顾辛劳，经常亲自奔波在各个建筑工地上。

直到2008年的夏天，85岁的吴良镛在南京金陵红楼梦博物馆工地视察时突发脑梗，一头栽倒在地上。当时，所有人都以为吴良镛的工作至此就画上了句号，医生也判断他这辈子不可能再站起来。病痛并没有将他击垮，反而激发出更加顽强的拼搏精神。面对脑梗造成的手脚不便，吴良镛开始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康复治疗。“别人一天练4个小时，我就练8小时，我告诉自己，必须尽早站起来，回到我热爱的建筑领域。

”吴良镛暗下决心。 “当时，吴老的半边身体已经完全不能动了，在医院里，才刚刚清醒的他就招呼我到身边，询问北京奥运会的进展情况。”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朱文一回忆说：“在病床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党委书记边兰春问吴老有没有信心战胜病魔，吴老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不但要站起来，还要能走路，还要恢复到能写字、能绘画。” 在医院里，医生都称吴良镛为“模范病人”。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吴维佳说，吴老非常尊重科学，严格按照医生的指导方法锻炼，而且异常刻苦，很多小伙子都坚持不住的康复训练，吴老全都努力坚持下来。夏天屋里很热，很多患者都偷懒不愿锻炼。可是，吴老穿着个小背心，认真锻炼的身影每天都准时出现，一会儿，全身就已被汗水湿透。正是因为有着远超常人的毅力，吴良镛很快就可以走路了，不听使唤的手也能握笔写字了。

医生都啧啧称奇，认为这样的恢复效果太不可思议了。尽管这样，吴良镛仍不满意，他心里较着一股劲，一定要恢复到之前书法家的水平。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出院那天，吴良镛送给医院一幅亲笔所写的书法作品，苍劲有力的字迹，是给康复课程交出的最好答卷。医生们都说，他不仅给建筑界留下一个个令人惊叹的奇迹，在康复医学领域中也创造了一个奇迹。 “少有的刻苦、渊博，少有的对事业的激情，多年与困境抗争中表现出的少有的坚强。

”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林徽因曾这样评价吴良镛。出院后的吴良镛仍然闲不住，思维的活跃程度甚至超过年轻人，几乎每天都会有新想法、好创意迸发出来。在吴老枕边，总放着一支笔、一个本，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本子记录下新想到的问题，而且忙起来就一点也不顾及身体。“年纪大了，记性差了，所以只要想到了就必须马上记下来，否则很可能忘记，就错过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吴良镛笑着说。

因为吴良镛的高强度工作，左川担心他身体吃不消，给他拟定了“八大注意”，其中一条就是不能激动。“通常是做不到的，喝口水都要人催着，有好多次，他讲着讲着就激动起来，还经常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真拿他没办法，”左川很是无奈。每次“批评”他，他还很“有理”，经常用梁思成的故事“堵”我们的嘴。 “梁思成脊椎有问题，不能打弯，但他每天仍坚持工作很长时间，经常用一个瓶子抵住下巴，在桌上画设计图，”每每讲起，吴良镛都无限感慨。

“言传身教，润物无声，”每一个当过吴良镛学生的人，对他的评价中从来少不了这一点。“吴教授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告诉你必须怎样做，而是从点点滴滴处启发学生，”吴良镛的博士研究生郭璐说：“跟吴教授学习，不仅是学习的过程，还是思想境界不断升华的过程。” 吴良镛经常教育自己的学生：“建筑师与社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而每个时代又对建筑师的要求有所不同，但不管怎样改变，一定要牢记对人的关切，同时，建筑业需要具有赴汤蹈火的热情和无限的忠诚。

” “身体再好一点，能参加更多工作，”吴良镛平实的语言，表述出最质朴的愿望。满头银发，两道白眉，圆圆的脸上永远带着敦厚温和的笑容，就是这样一位老者，对工作仍充满了激情，没有丝毫减退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谢家麟：不负今生翻开新中国的科技史，“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彪炳史册。这项在邓小平同志亲自关注和大力推动下建成的大科学工程，不仅让我国高能物理研究领域一举跻身国际领先行列，提升了我国精尖制造业的水平，而且其产生的高性能同步辐射光在凝聚态物理、材料科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地球科学等众多领域有不可替代的应用，产生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说到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就不能不提到这位科学家——国际著名加速器物理学家、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谢家麟。曾有不少人向这位已过耄耋之年的老人问起当年是否经历种种困难，他总是微微一笑：“什么叫科研？科研就是要解决种种困难和问题，在无路可走时走出一条新路。” 谢家麟简介谢家麟，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粒子加速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为我国高能粒子加速器从无到有并跻身世界前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我国高能物理实验基地的建造作出了卓越贡献。

他带领团队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大科学装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亚洲第一台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我国第一台可向高能发展的电子直线加速器；世界第一台以高能电子治疗深度肿瘤的加速器和世界第一台紧凑型新型加速器样机。他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全国科学大会奖、中国物理学会胡刚复物理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11项奖励。谢家麟1920年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194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1951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途中受阻。

1955年，他冲破重重阻力回国，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和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曾任高能所副所长、“八七工程”加速器总设计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总设计师和工程经理、粒子加速器学会理事长、高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国家863高技术主题专家组顾问。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谢家麟： “原创是人天生的本性”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高杰研究员是谢老的学生，如今已到知天命之年，他对老师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那似乎永不衰竭的创新精神。

“记得有一次，谢老把他一个博士研究生的论文发给我，我一看真的吓了一跳！他给这个学生开设的题目竟然是有关未来m子对撞机的。说实话，我这个小辈都还没敢想的问题，谢老不仅在想，而且已开始做了。” 谢家麟笑笑说：“我就是胆子大。”当年就是这种什么都不怕的冲劲，让这个中国年轻人名扬美国——1955年，他在美国芝加哥医学中心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以高能电子束治疗深度肿瘤的加速器，开拓了高能电子束治癌的全新领域。

“这件事情以前没人做过，无例可循。”谢家麟回忆说，因为是医用，要求格外高：除了功率要稳定、电子束的尺寸要合适、强度要均匀等等技术性的要求，还要测算出安全的辐照剂量和在人体内的分布。他带领团队自己设计和制作零部件、设计实验方案，用了两年的时间研制成功，并开始临床使用。谢家麟回忆说：“在即将投入使用的阶段，有一个名叫赫西的医生朋友，常常半开玩笑地问我：‘你睡眠好吗？你知道我们美国病人是喜欢告状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也确实有些莽撞了。” 这位“莽撞”的科学家认为：“原创是人天生的本性。”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