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科学发展观对新形势下应对与投资问题发言

[县领导干部在科学发展观民主生活会上的发言]各位领导，同志们：按照会议要求，我围绕“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这一主题，就自己一年来的思想、工作、作风情况作一汇报，请提出批评意见。一、注重理论学习，坚持从县情实际出发谋...+阅读

非常感谢**区委、区政府的盛情邀请，让我在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开展之际，就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在这种形势下的应对及投资问题，和大家作一个交流。在发展大势和变局应对的大标题下，我讲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宏观经济的大势和走势；其次是在这种背景下积极应对的基本思路和举措；最后是投资领域的相关内容。

一、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

经济形势对此，大家都很关注。只有把整体的形势把握准了，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央出台的一系列应对危机保增长的大政方针，更好地理解省委省政府“保稳促调、标本兼治”的政策措施。下面，我想用几个观点来说明对形势的研判。

1、国际经济转入严重的低迷期。这种低迷，是去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延续，并且一直在不断地蔓延、深化，直到目前为止，“仍未见底”。这是胡总书记、温总理在多个不同场合作出的判断。已经过去的2008年，对于中国而言，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大喜大悲。“大喜”是因为我们成功地举办了一场“无与伦比”的奥运会、残奥会，神七航天飞行取得巨大成功，航天员舱外行走，这些都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与此同时，去年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多事之秋。从年初南方大面积的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到“5.12”汶川大地震，

八、九万条鲜活生命的瞬间消失，真是举国同悲。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的走势，更准确的说是“大起大落”的一年。无论是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还是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去年都经历了一场由高位增长转入急剧下滑的突变。记得2008年初时，我国宏观调控的方针还是“两防”：一是防止经济增速的过快，转为全面的过热，二是防止物价的结构性上涨，转为全面的通货膨胀。到了3月18日，全国人代会闭幕，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2008年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恐怕是最困难的一年”，那时中国经济指标还是“一片飘红”的，温总理说这句话，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现在看得很清楚，绝对是远见卓识。不过，我在听完了这句话以后也在想，一个经济周期不是一年半载可以结束的，如果真是发生了大的困难，从危机到复苏，起码要三年。因此，不妨对温总理的这个论断作一个小小的补充，只加一个“第”字：“2008年对于中国而言，恐怕是最困难的‘第’一年”。其实，2008年虽说困难，但“初一加十五”，打个平均数，表现还是相当可以的。去年我们中国的经济总量突破了30万亿，全年gdp增长率达到了9%。而我们浙江的经济总量超过了2.1万亿，还继续保持了10.1%也即两位数的增长。但是，我们看形势不能只看平均数，“平均数”掩盖了很多问题和矛盾，那就是我们的经济走势，是一路下滑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冲击强度之大，百年不遇；imf总裁卡恩说，无法排除“最坏的可能”，世界经济“尚有很多下行的风险”。主要发达经济体已经或接近于衰退，将出现二战以来首次的全年负增长，新兴经济体的增速也在放缓；第二波金融海啸险象环生。去年华尔街金融风暴的标志性事件就是9月15日雷曼公司倒台，昭示了持续五年虚假繁荣的金融泡沫破裂。实际上，美国次贷危机最早从2007年四季度就开始暴露了。发生次贷危机大的背景，就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互联网高科技泡沫破裂后，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美联储的“大掌柜”格林斯潘，秉承当时主导美国经济的新自由主义思想，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通过金融创新做大金融，来给互联网泡沫破灭和“911”以后的美国经济寻找动力。结果似乎很成功。五年来美国13次降低利率，从6.5%降至1%，在放松监管的情况下大力推进金融创新，向次级信用的人群发放房贷。由于大量的货币投入流通，形成了巨大的需求，房价节节攀升，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眼花缭乱，总量1.5万亿美元的次级房贷，居然衍生出来50多万亿的衍生金融商品。而现在全球的金融衍生商品的总量，已经高达500多万亿！由于中国并未参与大量购买所谓的“金边债券”（泡沫一旦破灭就立刻成了“垃圾债券”），在此次次贷危机中遭受的损失相对较轻。国际金融危机下，我们中国的金融还是非常稳健的，中国五大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很高，远远高于国际上通行的巴塞尔协议的要求，信贷资产的质量也很好，我们在上市的过程中把所谓的“问题资产”都给剥离了。全球经济的虚假繁荣，是靠大量印发美元、大量地制造资产泡沫形成的。如此我们必然要承担的一个后果，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在去年不但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有。不但是我们一般的工业制成品涨价，粮食、能源等初级产品全面涨价。去年石油涨到了150美元/桶。为了防止经济过快而翻车，各国都对通货膨胀采取了措施。中国要“两防”，美国也是如此，它开始陆续地提高利率，从1%提高到5.8%。当初的次级信用的房贷户就还 12全文查看不起了，那时是零首付，但现如今房价下跌，利率提高，结果断供接二连三发生。房贷的资金链一断裂，基于房贷的各种证券的含金量也开始下跌，信用发生危机，人们急于将手中的票据、证券尽快贴现，包括挤兑，于是，似乎在一夜之间，流动性泛滥变为了流动性枯竭，数万亿的资产人间蒸发。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对银行和金融机构大量注资，包括美国现在所谓最无耻的“救

市”方案——在g20会议召开之前大量印钞，回购3500亿的美国国债，美国人将持有的国债的“死钱”，变成了可交易美元的“活钱”，增强了美国国内的债券持有人的流动性，却人为地增加了全球美元流通的数量，埋下了通货膨胀的种子。总的来看，全球经济的前景还不乐观，大的走势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2、中国经济也面临极大的困难。去年年中，中央敏锐地捕捉到了形势的巨变，在7月份召开了一个经济形势分析会，其实是加开了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此后，宏观调控的方针从“两防”转为“一保一控”：保经济增长，控物价上涨。去年4月14日，我参加省社科联举办的一次经济运行的策论会。我对形势的判断是四句话。第一句话，是从一季度指标来看，经济运行的数据“不太理想”，这是大家共同的感受；第二句话，如果是扣除了物价上涨的因素，其实是“很不理想”，这是我的意见；第三句话，如果这些指标只是反映了当时当地的情况，也即去年一季度、浙江一个省的情况，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关键是不是反映了一种趋势；第四句话，是我的正面观点，我说，我认为这是反映了一种大趋势，现在开始露头的这些问题，只是“冰山一角”，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迎来一段很艰难的日子”。最后的艰难究竟如何，大家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在恶化，有的则进入了负增长。到了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宏观调控方针已然变成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稳健的财政政策变成了“积极的”，从紧的货币政策变成了适度宽松的。一年三变，反映了形势急剧变化。去年9月24日，我在广州又参加了一场中财办举行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会上漫谈时我发表的中心观点就是，危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准备宁可充分，不可不足。“现在怕就怕还没有从宋祖英唱的《好日子》当中醒过神来！”。中国的问题，是生产过剩的问题。这

五、六年，美国经济非常繁荣，中国经济也是一路高涨，一直到2007年，中国的gdp增长率达到了空前的13%。盛极而衰，2008年就开始下降了。由于全球金融危机还没有见底，2009年必然是严重的低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11月28日预测，全球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2%，但是到了2009年1月，就下调为0.5%，再到了3月份，更下调为－0.5到－1%。短短几个月了，一降再降，可见形势还在恶化。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因为中国在加入wto以后，深度地介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和美国，实际上已经是一根绳子拴着的两只蚂蚱。美国通过花里胡哨的金融创新，人为地膨胀了货币资产，支撑了巨大的购买力，他们消费的都是些什么呢？基本上是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在本世纪初就顶到“天花板”了，但为什么中国经济不但没有停滞反而还迎来了

五、六年的繁荣期呢？这就是要感谢经济全球化、感谢美国人的“好胃口”了。

3、应对危机的政策效应显现还要有一个过程。国内经济进入四季度以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飞流直下”。全国财政收入增幅由年初的35.5%，到10月份转为负增长。中国经济能够“率先复苏”，但并非上半年就一定能实现全面而稳定的回升。去年国内经济剧烈下行的惯性，还不可能一下消除；外部的危机还在深化，内部的结构性、素质性、体制性矛盾依然存在。对于下一阶段经济的走势，有几种猜测。一种是“v”字型，虽然下来了，但很快能上去；一种是“l”型，一旦下来了，就在低水平徘徊，陷入了人均3000美金的所谓“拉美陷阱”（去年中国人均gdp正好到了3260美金）；还有一种是我认为是比较冷静、清醒的“u”字型，经济迅速下滑以后，不会很快地巩固地回升，但是在较好地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型、经济结构的升级，并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之后，会有一个平稳、持续、健康的上升。这几种预测，就好像抗日战争初期的“速胜论”、“亡国论”和“论持久战”之间的争论，最后，实践证明毛主席的研判是正确的。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格林斯潘说是“百年不遇”，可见困难非同小可，复苏难度之大，“速胜论”是要不得的。我国包括在g20会议上大家达成的共识和刺激措施是正确的，但真正落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所以我说，对于困难，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对于解决问题的过程，宁可信其长，不可信其短。

4、金融危机发展的逻辑分析。此次金融危机为何发生？从宏观角度、规律层面我们是这么看的：“上半年的物价飚升和下半年的经济‘跳水’，表面上看似乎是‘冰炭不同器’、‘水火两重天’，但究其实，不过是源出一理，殊途同归，都是全球化背景下‘美元’惹的祸”。这次金融危机，发源地是华尔街，但是为什么能这么快地席卷全球，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金融危机甚至是经济危机，其实是全球经济发展南北失衡和发展方式偏差共同造成的。“一只碗敲不响。两只碗响叮当”，中美两国所代表的经济体的发展方式，其实都有问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是高储蓄、低消费，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则是高消费、低储蓄。美国大量搞虚拟经济，中国大量搞实体经济。美国依靠虚拟经济泡沫化以后形成巨大的购买力，支撑了中国依靠巨大产能制造的工业品的销售。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其制成品依靠全球化行销国际市场。我们最大的优势，一是劳动力便宜，近乎于“无限供给”；二是高储蓄率，就是少消费乃至不消费，把钱存起来。无论是政府的财政收入，还是企业的利润、银行的存款，最后都拿去搞投资。中国多年巨大的投资形成的产能，一旦和天量的廉价劳动力实现“高妙的结合”，就成就了全球数一数二的生产能力。中国要有危机，不是虚拟经济的危机，而是实体经济的危机；不是金融过剩的危机，而是生产过剩的危机。但是，老百姓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又太小了，还好大洋彼岸的美国有大量的消费需求。中国人生产什么，他们就买走什么。现在的问题，表面上看是由于美国的金融失控，但实际上，是由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各自的发展方式共同造成的。在这一点上，彼此都很难脱掉干系。双方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如果想明白这一点，说明我们中华民族还有点反思的能力。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发展方式才要转变。因为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长期失衡，再加上城乡二元结构得不到有效扭转，因而内需始终得不到应有的提振，由此也逼得中国一定要依靠大量出口。在低成本、低价格的出口竞争中，我们严重地“透支”了两个东西。一个是“透支”了环境。在中国，生产环节制造的污染，可以轻而易举地外部化、社会化，由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来承担,比如cod、二氧化硫的排放。再譬如太湖的水环境污染，据国内有关机构测算，太湖的治理需要一千多个亿，是前十年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治理经费的十倍以上。但据日本治理琵琶湖的专家测算，如果水质恢复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水平，花费十年的时间，那治理要花多少钱呢，需要2251.5亿元！可见环境是有价的，而且是天价。牛文元教授说，财政赤字要还，生态赤字也是要偿还的。这不，太湖的水危机，就是大自然向我们讨债了！二是“透支”劳动力。现在产业工人的主体是农民工，我们把他们一生当中最好的十几年、二十几年截取出来，然后让他们在生产线上超负荷地运转，但是对他们的报酬、对他们的技能培训和素质提升，对他们的养老、医疗保障，对他们人口再生产的补偿，都是极不相称的。我们一靠透支环境，二靠透支劳动力，结果让我们并不先进的技术，同样支撑了工业制成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所向披靡。我们的产品卖到哪里，哪里的同类产品就被冲得稀里哗啦。所以，全世界都说，中国人卖什么，什么就稀烂贱；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天价贵。比如澳大利亚力拓集团卖给宝钢的铁矿石，两年翻了近两倍！2005年中国创造的gdp约合2.26万亿美元，只占全球的5%，但是我们同期消耗掉的煤炭占全世界的近40%、水泥47.7%、铁矿石31.8%。这种粗放的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在美国，一件售价49美元的商品，拥有品牌的人能赚10个美元，分销商赚8个美元，但制造商只能赚到30美分。中国人汗珠子掉地摔八瓣，挣的全是血汗钱！剑桥大学的教授对我们的省领导说，“世界工厂”有两类，一种是“世界的工厂”，只能干加工制造；还有一类是“世界性工厂”，专门干研发设计和品牌销售；中国要尽快完成由“世界的工厂”向“世界性工厂”的转变。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长期高度依赖外需是靠不住的。国际市场风云突变，老百姓得到的实惠并不多，还牺牲了环境和资源，尽给外国人打工。所以，中国的发展模式一定要改变，中国一定要尽快完成由“制造中心”向“创造中心”的飞跃。今年一季度全国的形势，出现了不少积极的变化，总体好于预期。gdp增长6.1%，投资增长28.8%，消费增长15.0%，出口虽然是负增长19.7%，但降幅逐月在收窄。浙江的形势比全国来得更严峻一些，gdp只增长3.4%，投资增长10.7%，消费增长13.1%，出口下降略好于全国，为17.6%。3月份当月出口下降8.8%，虽比1-2月回升了13个百分点，但同比仍回落68.2个百分点。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下降0.6%，但浙江省下降了2%，ppi也是全面下降，说明需求不足，信心还未全面恢复。对于今年的经济运行，我想上半年的指标都不会太好看，下半年将会转为正增长，但是能否稳定达到预期目标，还需振奋精神，继续努力。对于2009年的形势，总体上说就是三句话：一是国内经济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二是经济发展的形势依然严峻，三是必须做好较长时间应对经济下行的充分准备。

二、积极应对

1、直面现实，坚定信心。温总理在去年10月的第七届亚欧首脑峰会上说，“信心比货币和黄金更重要”。对此，我在去年的全省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有过一番解读。今年1月2日，全国中小企业论坛在杭州市举行。还在休息天，让我去讲一讲。我说什么呢？面对广大的中小企业家，就讲讲信心吧。我说，“要让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峰回路转、止跌回升，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积累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现在的经济总量是全球第四位，进出口贸易总额是第三位，制造业规模是第二位，政府外汇储备是第一位，我们跟十年前第一次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相比，经济总量也是那时候的三倍多，所以，我们还是有点家底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怎么才能有信心呢？关键是政策得当。中国处于快速工业化、城市化阶段，如果政策对头，其实内需这个市场的潜力是巨大的。比如把有条件在城市里定居的农村人口尽快城市化”。为了节约时间，我在这里接着再念一段话：“温总理说，信心比货币和黄金更重要。现在经济全球化、困难也全球化了，谁的日子都不好过。总理说这句话，实际上就是看透了这一点。”凡事贵在一个“悟”字。唐僧虽然执着，历经千辛万苦，志在西天取经，但有时不太明白，经常上当受骗。几个徒弟各有短长，但名字都取得很好。“悟空”、“悟净”、“悟能”，都离不了一个“悟”字。我接着说道“所以在这个时侯，谁最有信心，谁就会采取更主动更积极的态度，而不是在那里顾影自怜、怨天尤人。谁能在最困难的时候打断牙齿往肚里吞，给我挺住；谁能在最困难的时候，人心不散，阵脚不乱，工作不断，谁就有可能最先复苏，最早崛起，最好地转危为安、化危为机”。像我们**区这样，解放思想，群策群力，“学苏北、创新业”，比照欠发达地区的同类县区，有针对性地查找差距，急起直追。温总理的欧洲之行被外媒叫作“信心之旅”，我看**区的苏北之行，也可以说是“激情之旅”，回来后大家都充满了创业创新的激情，完全达到了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所要求的解放思想、振奋精神的目的。我最后结尾的话是，“但要是这个时候信心‘塌方’了的话，就会一败涂地，什么都没有了”。说得难听一些，连裤子也输掉了。像我们浙江的基层干部和民营企业家爱说的，“只要有信心，办法总比困难多！”信心来自哪里？从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来看，我国及我省具备“再战”的实力。去年我国经济总量已达到30万亿人民币，是改革开放之初的82倍；即便和上一轮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相比，也是那时的3.75倍！浙江去年的经济总量上了2万亿的台阶，人均gdp 已超过6000美金。为了应对危机，中央推出了“国十条”等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一揽子计划，省里也在落实一系列保稳促调、扶企扩需的政策措施。

2、抓住机遇，化危为机。从宏观层面来看，我们将面临两大机遇。一是成为消费大国的重大历史机遇。这一终极目标，是和国人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发展方式实现重大转型连在一起的。为什么扩大内需喊了多年，始终打不开局面，因为我们有八亿农民。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长期失衡，城乡二元结构及其附带的社会政治上的不平等，一直延续到现在，其经济上的后果就是内需不足。成为“消费大国”实质意味着：高风险、大规模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趋于衰微，扩大内需这一经济工作的根本方针走向落实，国民收入长期失衡的分配格局得以矫正，公共财政转型的实质性起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切实摆上日程，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和体制开始动摇，社会公平正义和阶层团结和谐得以增进。二是参与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和经济秩序的机遇。全球化潮流深度裹挟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封闭已不可能，超脱也做不到，既如此，又何不“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建国后的第一个30年，有人说，“中国金融是世界金融市场中的弃儿”；第二个30年，“中国金融可以说是世界金融棋盘上的一只棋子，但是在不自觉地下棋”。下一个30年中国金融怎么走？“我们政治上不当头，不称霸，并不意味在经济上无所作为、鼠目寸光，并不意味就不需要培养‘经济领袖’的意识。” “贵族不是一代养成的”，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也只能是重建工作的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但这已经不是任人宰割的刀俎之肉，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了。抓住机遇，真正解决中国发展中长期的结构性、素质性、体制性问题，坏事就可以变好事。

3、应对之策。从总体思路而言，就是“四个不”。一是科学发展不动摇。应对金融危机，我们要扩投资、保增长，但千万不要简单思维，以为又是“萝卜快了不洗泥”了，“年复一年，山河依旧”。表现清醒地看到，传统的粗放的发展方式已经走到头了，没有空间、也没有前途了，就是要利用危机创造的“倒逼机制”，走上科学发展之路。应该是自觉主动地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套用过去“两防”的说法，当下我们也要注意新的“两防”：一是防止旧体制的复归，又是计划经济、政府万能，还是要坚定不移地走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之路；二是防止旧模式的复归，又是大量生产、大量废弃，还是要坚定不移地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发展之路。二是转型升级不畏难。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科学发展是一个理想境界，但它既不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能从地里长出来，只能从传统的发展模式转型升级而来。历史上好的经验要继承，不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的，我们要与时俱进。转型升级意味着弃旧图新，也意味着克难攻坚。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中也要解放思想，但它针对的主要是最近十来年我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那些思维定势、运行惯性、路径依赖和体制束缚。三是苦练内功不浮躁。现在全社会世风浮躁，是个很大的问题。还是要沉下心来，苦练内功，把自己应该做好的事情做好、做到位。这次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是三个“双碰头”的结果，一是虚拟经济爆发危机，影响到实体经济，虚实经济“双碰头”；二是国际经济走衰，中国经济下行，内外经济“双碰头”；三是短期经济遭遇危机、周期下行，但长期经济的发展模式也存在结构性、素质性、体制性的深层次矛盾，长短经济“双碰头”。多重因素叠加放大了我们的困难，非靠扎扎实实地练好内功不足以解决问题。四是改革创新不停步。今天的发展是怎么来的？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不能得了“健忘症”。30年发展的基本经验，就是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改革到哪里，发展也就到哪里。不下大气力形成有利于科学和谐发展的体制机制，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没戏”。还是要靠改革开路，靠改革成事。在上述思路下，当前还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问题：一是好政策还要靠强的执行力。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好政策，包括**区委区政府作出的正确决策，最后落实到位还要靠强大的执行力。好政策不会自然而然地成为现实，再好的政策也要靠人去执行。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现在的干部一要担当负责，二要改革创新。既不能遇到困难绕道走，也要善于调动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如朱书记说的，要跳起来摘桃子，那才会有激情和动力。在落实的过程中，要谨防落入“法条主义”的泥沼。我们是一个转型国家，和法律要求的一成不变是有落差的。但我们过去的立法又有一个天生的弱点，就是部门立法、部门利益法制化。然后加以层层细化，从法律法规，到条例细则，再到操作办法，一道道添枝加叶，最后的结果，却是把创业创新的手脚给束缚起来了。许多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好事办不快，甚至是办不成。如果是真正违反了科学发展，办不成也就办不成了，但往往是先“卡”后“拉”，然后就ok了！如果我们的发展环境都是这样的，那前景就够呛了。所以，我对成天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引经据典”、咬文嚼字的法条主义者很不以为然。世上有千千万万的小道理，但九九归一，不能违反科学发展的大道理。基层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千变万化，人间正道就是“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我们不要老是从束缚手脚的角度去做文章、设障碍，而是要从“好事办成、好事办好”的角度去动脑筋、想办法。浙江援建的青川县所在的广元市委书记罗强同志有句话讲得很好：“少讲办不成的理由，多想办得成的路子，”这就对了。二是保增长要以“促转型”为指向。总量扩大，能否同时做到结构优化？不要脑子一根筋，一条道跑到黑，要多做一箭双雕、一石三鸟的事情。今年省里定下来全社会投资要增长11%，一季度是10.7%，应该说起步还是不错的，但主要是政府投资和基础设施单兵突进。投资能否可持续增长？一要看能否带动全社会投资，二要看产业和房地产投资，如果两者都是按兵不动，光靠政府自拉自唱，也是好景不长。在保增长的过程中，要注意是保一时之增长，还是保持续之增长？是用笨劲保增长，还是使巧劲保增长？按传统的方式保增长，今后到底还能否行得通？既然行不通了，就要学会用巧劲，要保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增长，这才是科学发展。三是重民生要在保稳定上下功夫。民生投入在这次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也是一个重点，要推出和保增长相匹配的重民生之举。保稳定一靠法治，二靠德治，关键是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要着眼长远、着远宏观，统筹兼顾地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所有单个的解决民生的举措，一定要有一个综合的长远的目标指向，那就是建立健全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要防止出现“会叫的孩子有奶吃”，过多的单向措施频繁出手，又缺乏平衡，结果就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本意是想促进社会和谐，结果是制造了更多的不和谐。而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不能没完没了地“面多加水、水多加面”。反对“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注意防止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

三、投资重点在当前应对危机保增长的过程中，中央和省里提出的政策措施，重头戏就是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媒体上热炒的“四万亿”，其内涵我们要搞清楚。第一，它是在以往历年的投资盘子之外“新增”的追加投资；第二，它是由政府和社会共同配套的组合投资。在这四万亿元中，中央政府新增的有1.18万亿，剩下的一是省、市、县各级财政的配套投入，二是银行贷款，三是相关企业的投入，是四笔资金共同组成了“四万亿”。第三，它是0

9、10两年新增投资的合计。今年浙江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预计要超过1万个亿，主要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