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直机关六个“为什么”培训会上的讲话

[培训会议主持稿]各位老师，大家好。为深入贯彻教育部、省教育厅、聊城市教育局关于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政策规定，扎实做好新教师培训工作，夯实教师队伍培训的基础环节，经研究，冠县教育局组织了...+阅读

在迎接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之际，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关键时刻，根据中宣部的统一部署，在广大党员干部和基层群众中开展六个“为什么”学习宣讲活动，是完全必要，是非常及时的。中央决定，今年9月召开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总结党执政以来加强自身建设的宝贵经验，深入分析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研究和部署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这对于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认真开展六个“为什么”宣讲，对统一广大干部群众的认识，为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下面，结合自己学习《六个“为什么”》体会，讲三个问题。

一、深刻认识开展六个“为什么”宣讲活动的意义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包括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最根本的政治问题。现在有些同志怕谈政治，甚至忌讳讲政治、戏说政治，是不应该。改革开放之初，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工作重心实现转移以后，我们是要集中精力投入经济建设，但是那时就有人趁着我们党纠正“文革”错误的机会，搞“大民主”，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毛泽东思想。在那样的情况下，1979年3月，中央召开了理论务虚会，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大局稳定下来。后面又有几次挑战我们党理论底线的思潮，我们都沉着应对，维护了政治上的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政治上的稳定就没有经济上的成就，经济建设上取得的成就有赖于政治上的保证。所以，我们不能怕谈政治。党的理论武装，党的思想建设，就是讲政治。因此，我们对政治这个概念要亲近它而不要疏远它。什么是政治？现代政治学“政治”一词最初的含义是城堡或卫城。古希腊的雅典人将修建在山顶的卫城称为“阿克罗波里”，简称为“波里”，城邦制形成后，“波里”就成为了具有政治意义的城邦的代名词，后同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结合在一起而被赋予“邦”或“国”的意义。最后又衍生出政治、政治制度、政治家等词。中国先秦诸子也使用过“政治”一词。《尚书?毕命》有“道洽政治，泽润生民”。“政”主要指国家的权力、制度、秩序和法令，“治”则主要指管理人民和教化人民，也指实现安定的状态等。因此，“政治”一词一开始就是指统治、管理社会公共生活的行为。我们上网去查，中文里现代的“政治”一词，来自于日本人翻译西方语言时用汉字创造的相同的“政治”一词。当英文的politics从日本传入中国时,人们在汉语中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词。孙中山认为应该使用“政治”来对译，认为“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他的这一说法在当时的中国非常具有影响力。

提到“政治”，人们会联想到“斗争”。去年是改革开放30年，各条战线都在总结经验，思想理论战线也不例外。改革开放30年，思想战线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最值得珍惜的经验、最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李长春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提出的“回答在当代中国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能搞资本主义，为什么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能搞私有化或‘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为什么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为什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为什么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而不能走回头路”的问题。

为什么要把“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三个制度、一大动力”作为突出问题提出来？第一，是对中国国情和所处历史阶段的科学判断的坚持。我们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生产相对落后的矛盾。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是当代中国的主题。我们说的转轨、转型，是指建立一个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支撑，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民族国家为基本制度的现代文明秩序，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理想。有人说，讲中国社会转型，应该有两层意思：一个是中国社会转型应该是从一种社会形态转到另一种社会形态，或者就是从此岸到彼岸的问题。另外一个是中国社会转型可能会出现一个“转型社会”。转型社会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它的存在可能时间很长。也就是说，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可能就处在转型社会。（ 12全文查看金耀基：在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座谈会上的发言《读书》2009年第七期）我认为中国的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已经开始进入质变阶段，不需要像前面有人设想的那样长的时间。我们已经进入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政治建设、价值观的建设显得尤其重要。“科学发展观”就是对以往“经济增长至上”的反思。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的政治建设有可能为人类

社会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大家看到，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今天，世界面临诸如气候变暖、两极分化等一系列困惑和危机。要克服这些问题，不能不做一些深刻的思考，不能不对人类的基本价值做一些反省和检讨。而从人类思想史的比较中看，中国的思想的确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源远流长，特别是在遭受困难的时候，能排除万难，化为危机，绝地逢生，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开创一条前进的道路。不仅如此，中国的思想和主张，为当前世界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方向。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西方文化冲击中国文化的世纪。我相信这样一个预言：“20世纪到21世纪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将造成对西方文化与西方哲学的冲击；换句话说，我们即将面临一个新时代——一个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对西方文化与哲学冲击的时代！我认为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对西方哲学的冲击，是一个自然的趋势。这一自然的趋势，一方面在西方文化遭受危机，必须谋求出路的情况下显露出来；一方面则由中国文化与哲学本身所独具的特性和优点可以窥出端倪。”（成中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我对中国的政治道路抱定同样的信心。

第二，是对国内外挑战的正面回应。新中国成立至今，西方国家分化、西化社会主义中国之心随着中国复兴脚步的加快而与日俱增。他们最锐利的武器不是巡航导弹，而是他们的“价值观”，其中，杀伤力最大的就是他们极力推销的“议会制”、“多党制”、“民主化”。我们不能怕谈政治。不是我们爱打“口水战”，爱搞“政治”，而是有人要把我们纳入他们设计的政治轨道。这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不要幼稚，不要忘记和谐世界的精髓是“和而不同”。十七大高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就是声明13亿的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化，不是融入“西方化”。我们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的大旗，参加资本全球化的分工。虽然资本“桀骜不驯”，中国共产党人有信心、有能力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民族复兴的大业。

第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启发性。现在，建国以后和文革后参加工作的干部是党的执政团队中决策和执行的骨干力量。这些干部的优点是知识丰富，眼界开阔，适应性强。不足之处是理想信念存在不少值得重视的问题。突出的是，面对国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中利益关系的调整，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影响，面对党内腐败现象和社会丑恶现象滋生蔓延，有的在理想信念上出现了迷茫、困惑和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产生疑惑，对社会主义经过长期发展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产生动摇；有的重视个人理想和目标的设计，忽视社会责任，忽视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忽视道德修养；有的价值取向功利化，人生选择被市场行情所引导，在各种诱惑面前随波逐流。六个“为什么”紧密联系思想实际，以鲜明的观点、深入的分析、生动的事例、透彻的说理，阐述了立党立国的基本原理，树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明了在社会主义中国做人做事的方向。我把它称为中国最新版的“政治常识”和“大众哲学”。

二、准确把握旗帜、道路、制度和动力之间的关系

第一，要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待旗帜、道路、制度和动力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有机统一。旗帜是灵魂，道路和制度是方向（体制机制），动力是发展的后劲。

第二，要用矛盾论的观点看待旗帜、道路、制度和动力之间的关系。这里我想展开谈谈要抓主要矛盾即旗帜的认识问题。旗帜是灵魂，是思想，是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句话，是一个民族的“精气神”。失去精神支撑的“民富国强”，有可能“四分五裂”,有可能“走火入魔”。现在很多人在谈经济复兴时呼吁文明复兴。我很赞成胡祖六先生“从经济复兴到文明复兴，粗看之下可能会有一种误解，好像在时间上面有先有后。其实，经济复兴和文明复兴，这两者之间有着天然的、非常密切的、因果的关系。不是一个谁先、谁后或者非此即彼的选择。”（《经济复兴和文明复兴互为因果》2009年7月9日南方周末）文明要看到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和互作用。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社会的发展是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选择的过程，在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人们会按照经济的要求去选择文化，因为为人们生存提供基本条件的经济才是第一位的；但是，当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人们会更加注重技术的需要，于是可以更多地从文化的角度去选择经济。所以，社会发展走出单项决定阶段，迎来一个多项随机选择的时代。”（钟兴国：《社会选择论》1987年人民出版社）从这个角度来考量时下那种“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我们会惊出一身汗。经济建设的成就并不能完全证明政治领导的合法性。

第三，矛盾的次要方面也要讲深讲透。中国的社会主义是被逼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是“学”出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公有制经济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土地上“长”出来的制度。发展是硬道理，而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共产党宣言》讲两个解放，一个是生产力解放，一个是人的解放。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就是解放人。在这一点上就是不动摇、不折腾、不懈怠。

三、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做好六个“为什么”宣讲工作

新中国建立60年政治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其中最宝贵、最重要的经验就浓缩在《六个“为什么”》这本书中。政治建设需要一个过程。我们既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问题。对照中国共产党让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新期待，我国的政治建设也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创新实践不断增多，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强，包括党的自身建设在内的政治建设在人民群众的期盼中走向新的高度。但是，政治建设要循序渐进。基本原则不能动摇，具体方法必须不断完善。这一点必须满腔热情讲清楚。这就是说，政治建设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政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保障。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把党的建设作为主题。我们相信，党建水平的提升必将带动全民族民主政治建设水平的提升。我们一定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到六个“为什么”宣讲工作中，为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做出思想理论工作者应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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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刻认识开展六个“为什么”宣讲活动的意义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包括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最根本的政治问题。现在有些同志怕谈政治，甚至忌讳讲政治、戏说政治，是不应该。改革开放之初，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工作重心实现转移以后，我们是要集中精力投入经济建设，但是那时就有人趁着我们党纠正“文革”错误的机会，搞“大民主”，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毛泽东思想。在那样的情况下，1979年3月，中央召开了理论务虚会，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大局稳定下来。后面又有几次挑战我们党理论底线的思潮，我们都沉着应对，维护了政治上的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政治上的稳定就没有经济上的成就，经济建设上取得的成就有赖于政治上的保证。所以，我们不能怕谈政治。党的理论武装，党的思想建设，就是讲政治。因此，我们对政治这个概念要亲近它而不要疏远它。什么是政治？现代政治学“政治”一词最初的含义是城堡或卫城。古希腊的雅典人将修建在山顶的卫城称为“阿克罗波里”，简称为“波里”，城邦制形成后，“波里”就成为了具有政治意义的城邦的代名词，后同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结合在一起而被赋予“邦”或“国”的意义。最后又衍生出政治、政治制度、政治家等词。中国先秦诸子也使用过“政治”一词。《尚书?毕命》有“道洽政治，泽润生民”。“政”主要指国家的权力、制度、秩序和法令，“治”则主要指管理人民和教化人民，也指实现安定的状态等。因此，“政治”一词一开始就是指统治、管理社会公共生活的行为。我们上网去查，中文里现代的“政治”一词，来自于日本人翻译西方语言时用汉字创造的相同的“政治”一词。当英文的poliics从日本传入中国时,人们在汉语中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词。孙中山认为应该使用“政治”来对译，认为“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他的这一说法在当时的中国非常具有影响力。

为什么要把“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三个制度、一大动力”作为突出问题提出来？第一，是对中国国情和所处历史阶段的科学判断的坚持。我们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生产相对落后的矛盾。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是当代中国的主题。我们说的转轨、转型，是指建立一个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支撑，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民族国家为基本制度的现代文明秩序，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理想。有人说，讲中国社会转型，应该有两层意思：一个是中国社会转型应该是从一种社会形态转到另一种社会形态，或者就是从此岸到彼岸的问题。另外一个是中国社会转型可能会出现一个“转型社会”。转型社会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它的存在可能时间很长。也就是说，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可能就处在转型社会。（[]金耀基：在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座谈会上的发言《读书》2009年第七期）我认为中国的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已经开始进入质变阶段，不需要像前面有人设想的那样长的时间。我们已经进入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政治建设、价值观的建设显得尤其重要。“科学发展观”就是对以往“经济增长至上”的反思。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的政治建设有可能为人类

二、准确把握旗帜、道路、制度和动力之间的关系

三、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做好六个“为什么”宣讲工作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