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反腐倡廉工作历史经验教训

[客运站反腐倡廉动员大会讲话]一、端正态度、提高认识、深刻领会开展反腐倡廉教育的重要性和意义说起反腐倡廉工作，大道理不用多讲，大概在座的大部分同志都有一个想法，反腐那是当官的事情，我们充其是一个小...+阅读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本文试谈谈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的重大意义、发展历程、重要成果和基本经验以及在新形势下如何应对新挑战，坚定不移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思路和对策，供与同仁们商榷。

一、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的

重大意义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不同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都取得最后的重大胜利。建国初期，刘青山、张子善等人，尽管屡建战功，但因为贪腐，被毛泽东处以极刑；改革开放以后，陈希同、成克杰、陈良宇等高阶官员，亦因腐败而被绳之以法。每一任执政领袖都大力清除腐败，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厉行监督、肃清腐败的坚强决心和意志，力葆肌体健康。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迫切需要，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关键环节，是维护良好发展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因为党风正则干群和，干群和则社会稳，而腐败是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破坏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反腐倡廉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大任务，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促进社会和谐的紧迫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将反腐倡廉作为重要内容和基本保障，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切实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营造和谐的党群干群关系，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二、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发展历程、重要成果新中国成立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很严峻：第一，资产阶级中的不法分子，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往往采用请客送礼、行贿、直至施用美人计等方式，向手中握有权力的国家工作人员进攻，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因而必然会发生腐蚀和反腐蚀的斗争。第二，执政党的地位如不注意警惕也容易产生腐化现象。第三，部分留用人员的腐败作风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第四，新干部、新党员的大量增加的同时，也难免带来一些旧社会的旧思想、旧作风，混进一些不良分子。第五，建国之初，百废待兴，革命和建设的任务都很繁重，有些必要的制度还没有来得及建立或者还很不健全，这也给贪污受贿等犯罪活动以可乘之机。因而，党中央明确指出，反腐倡廉是一场反对资产阶级侵蚀的严肃斗争。不搞，“党要烂，国要亡，经（济）建（设）谈不上”。因此，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就决定于1950年夏秋冬三季，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随后，于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952年4月18日，政务院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使惩治贪污法律化。“三反”运动中，党中央抓住典型的重大案件，迅速果断地处理，以引起全党的警惕和社会的震动。按照党中央的“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的方针，各地在发动群众检举的基础上，都选择若干典型案件进行公审，依法治罪。在这些案件中，影响和震动最大的是刘青山、张子善一案。因刘青山、张子善是1931年和1933年入党，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严峻考验的老干部，曾经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出生入死地苦斗过，曾经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但是，进城后，他们在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腐蚀下，贪污腐败，蜕化变质，成了人民的罪人，最终被司法机关处以极刑。建国初期开展了“三反”运动以后，党又先后领导了新三反运动、1957年的整风运动、农村的“三反”和“四清”运动；制定了《工作方法六十条》；颁布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干部下放进行劳动锻炼和提倡精兵简政；“节约闹革命”等，其根本宗旨是拒腐防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的本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认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及其经验，突出地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从当时的状况看，党的队伍所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主要是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廉政方面的问题虽然不及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普遍，但性质是严重的。刘少奇指出：“在党领导了国家政权以后，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的现象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这种严重现象必须坚决制止。……在今后，我们还必须经常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反对腐化堕落现象的斗争，经常把不可救药的腐化堕落分子清除出党。”在分析党的状况的基础上，中共八大就执政党建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和主张：第一，从思想教育和制度两个方面来加强党的建设，这是八大提出的党建工作和反腐倡廉的新思路。第二，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党的集12全文查看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这对于党政机关的廉政建设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第三，强调要加强对党和政府的监督。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制约权力的手段，可以防止、减少或纠正权力动作过程中的失误或舞弊行为。1956年1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根据波匈事件所暴露出来的执政党建设的问题，认真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问

题，提出了防止各级领导人员特殊化，防止产生“特权阶层”的重要思想和主张。并明确提出了两方面的措施：即进行教育和规定制度。这是深化了对中共八大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的廉政建设史上具有深远意义。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对党和国家造成了全面破坏，反腐倡廉失去了健康有序运行的条件和保障，造成了严重的曲折和倒退。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也进入了拨乱反正、重视法制与民主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不仅批评了党内的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风气，而且还分析了导致这些风气产生的制度上的弊端，即“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并提出了通过改革制度和严格法制来克服特权现象，推进廉政建设的主张。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既及时地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重大任务，又指出了一条通过改革制度和健全法制从根本上促进党风好转，推动廉政建设的新思路。按照这一思路，党和国家的廉政建设，不会再走发动政治运动的老路，而要走依靠制度建设和约束的新路；这种制度建设，决不只是对以往制度的恢复和补充，而是包括了对不健全制度的完善；对某些弊端进行改革；通过健全和加强法制来保证各种制度的贯彻。这是一条充满改革精神需要认真地长期探索的廉政建设的新途径。中国共产党吸取“文化大革命”中法制遭到破坏的沉痛教训，大力发扬民主，建立和完善党内法规和制度，规范党员干部的从政行为。现在已经初步形成以党章为根本大法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践充分证明，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党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方针、决策和部署是完全正确的。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的跨世纪的治腐方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揭露和查处了省部级以上的腐败分子有：洪清源（原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倪献策（原江西省省长）；罗云光（原铁道部副部长）；李效时（原国家科委副主任）；王宝森（原北京市副市长）；辛业江（原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常征（原贵州省政协副主席）；陈希同（原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徐炳松（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于飞（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姜殿武（原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孟庆平（原湖北省副省长）；胡长清（原江西省副省长）；成克杰（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等；近期，中共天津市委常委皮黔生、深圳市长许宗衡、广东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纪委书记王华元以及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等又被查处。

三、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的基本经验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始终高度重视党内监督。经过几代领导集体的努力，形成了执政必须接受监督的观念；建立健全了监督机构；出台了一系列监督法规及相关文件。特别是在制度建设方面，普通民众可能不太了解，其实中国共产党已初步形成了一系列比较有效的监督制度，如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述职述廉、民主生活会、信访处理、巡视、谈话和诫勉、舆论监督、询问和质询、罢免和撤换以及审计和申报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得到了较好落实，如述职述廉中规定，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从十六届三中全会开始实行。由于效果良好，中共十七大作出规定在地方各级党委实行；再如巡视制度，也被实践证明是监督地方官员的有效制度，如陈良宇案，就是通过巡视发现线索后立案查处的。近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又提出发扬党内民主。有效的党内监督，为中共长期执政提供了可靠保障。

四、如何应对新挑战，坚定不移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思路和对策虽然成绩有目共睹，但腐败仍层出不穷，这同当前经济高速发展、体制快速转型、全面对外开放、廉政文化缺失、法律制度机制不完善的中国社会大背景密切相关。党内监督是系统工程，就目前情况来说，还存在着“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险，同级监督太难，纪委监督太软，组织监督太短，法律监督太晚”等尴尬局面。党内和谐的重要示范作用决定了反腐倡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紧迫任务。党内和谐对于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而腐败是破坏党内和谐的重要因素。腐败的存在破坏党内生活、党的纪律和党的团结统一，严重影响党内和谐。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将反腐倡廉作为紧迫任务，努力抓出成效。这样，才能切实保障广大党员的合法权益，形成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党内和谐局面，进而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警告，“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这将反腐败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另一方面，民众的法律意识逐渐增强；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在金融、海关、司法、信访、组织和纪检等部门广泛运用；舆论监督特别是网络监督将让当官逐渐成为“高风险行业”。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不断完善反腐倡廉工作的体制机制。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不断完善反腐倡廉工作的体制机制，积极推进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体制机制的完善应以加强薄弱环节为重点，对症下药，务求实效。应抓住正确行使权力这个关键，建立健全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工作领域，形成群众支持和参与反腐倡廉的有效机制；加强监督检查，加大对违反法规制度行为的查处力度，做到令行禁止、违者必究，坚决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在反腐败问题上，要加强教育、让人不想腐败；加强监督，让人不能腐败；完善制度，让人不敢腐败；合理待遇，让人不必腐败。特别是在完善制度方面，要像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所强调的那样，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全面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许多腐败问题是由作风问题引起的。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教育和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自觉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自觉抵御各种腐朽落后思想观念的侵蚀，是做好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的必然要求。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需要依靠教育，也需要健全机制和加强监督，这样才能取得实效。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推进反腐倡廉工作，需要大力弘扬廉政文化，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精神境界，增强其抵御腐朽文化的能力，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应努力探索廉政文化建设的新思路，实现廉政文化建设的内容、形式和手段创新；积极构建廉政文化教育大格局，形成全党全社会共建廉政文化的局面；善于运用现代传播手段和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提高廉政文化教育的效果，更好地发挥其在反腐倡廉和促进社会和谐中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世情、国情、民情和党情在不断变化，但一以贯之的是中共对反腐败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清醒认识。对反腐败的期待，那就是下大力气进行制度建设，真正做到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共产党最讲认真”，象胡锦涛同志所强调的那样“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取信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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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的

二、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发展历程、重要成果新中国成立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很严峻：第一，资产阶级中的不法分子，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往往采用请客送礼、行贿、直至施用美人计等方式，向手中握有权力的国家工作人员进攻，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因而必然会发生腐蚀和反腐蚀的斗争。第二，执政党的地位如不注意警惕也容易产生腐化现象。第三，部分留用人员的腐败作风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第四，新干部、新党员的大量增加的同时，也难免带来一些旧社会的旧思想、旧作风，混进一些不良分子。第五，建国之初，百废待兴，革命和建设的任务都很繁重，有些必要的制度还没有来得及建立或者还很不健全，这也给贪污受贿等犯罪活动以可乘之机。因而，党中央明确指出，反腐倡廉是一场反对资产阶级侵蚀的严肃斗争。不搞，“党要烂，国要亡，经（济）建（设）谈不上”。因此，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就决定于1950年夏秋冬三季，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随后，于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952年4月18日，政务院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使惩治贪污法律化。“三反”运动中，党中央抓住典型的重大案件，迅速果断地处理，以引起全党的警惕和社会的震动。按照党中央的“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的方针，各地在发动群众检举的基础上，都选择若干典型案件进行公审，依法治罪。在这些案件中，影响和震动最大的是刘青山、张子善一案。因刘青山、张子善是1931年和1933年入党，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严峻考验的老干部，曾经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出生入死地苦斗过，曾经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但是，进城后，他们在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腐蚀下，贪污腐败，蜕化变质，成了人民的罪人，最终被司法机关处以极刑。建国初期开展了“三反”运动以后，党又先后领导了新三反运动、1957年的整风运动、农村的“三反”和“四清”运动；制定了《工作方法六十条》；颁布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干部下放进行劳动锻炼和提倡精兵简政；“节约闹革命”等，其根本宗旨是拒腐防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的本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认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及其经验，突出地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从当时的状况看，党的队伍所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主要是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廉政方面的问题虽然不及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普遍，但性质是严重的。刘少奇指出：“在党领导了国家政权以后，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的现象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这种严重现象必须坚决制止。……在今后，我们还必须经常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反对腐化堕落现象的斗争，经常把不可救药的腐化堕落分子清除出党。”在分析党的状况的基础上，中共八大就执政党建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和主张：第一，从思想教育和制度两个方面来加强党的建设，这是八大提出的党建工作和反腐倡廉的新思路。第二，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这对于党政机关的廉政建设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第三，强调要加强对党和政府的监督。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制约权力的手段，可以防止、减少或纠正权力动作过程中的失误或舞弊行为。1956年1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根据波匈事件所暴露出来的执政党建设的问题，认真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