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检测出来的问题奶粉，很多是赫赫有名的大企业，三鹿、伊利、蒙牛、光明、雅士利……随便拣出一些名字，个个都是金字招牌，整个是名牌企业大聚会了，几乎被一网打尽，就是说这些年来整个制奶业在集体制造一个弥天大谎？难怪这次事件在全国引起这样大的恐慌。

这些企业为何如此无法无天，敢造这样的弥天大谎呢？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体制原因；第二，地方保护原因；第三，行政监管存在漏洞。第四，社会信用监督机制的不健全。

先说体制，多年来企业体制改革的思路基本是“抓大放小”，也就是对小企业，是按现代企业制度改了，而对大企业，影响国计民生的产业，改革只是形式而已，实质还是由国家掌控，于是产生了许多行业的国家垄断，对这些半公半私、半政半企性质的企业，在管理上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我对制奶行业的体制改革不太了解，也许上面说的情况与制奶业并不搭撇，但有一个事实必须承认，就是每个大牌奶品企业的后面都是有政治背景的：或老总由政府指派（虽说也有形式上的选举），或者少说也是全国或省人大里的什么官，其与政治的渊源决定了他不止是一个企业的老总。那么，有这样的红色背景却为何就做不出什么红色的事情来呢？关键是失去监督和官僚，从监管机关说，在老总眼里不过是小角色，他们只有贴金份，哪还敢监督？从企业来说，老总是身在企业心在政，企业不过是其参政的资本，而企业正好靠着大树好乘凉，搭着政治好赚钱，没有监督的企业唯我是尊、唯利是求，谁还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里，因此，出现“三聚氰胺”这样的事并不偶然。

其次说一说地方保护，可以说每一级地方政府的手里都有若干个龙头企业。它们与其说是利税大户，地方财政的支柱，不如说是地方政府的“摇钱树”，许多见不得天的支出，企业可以为其买单。这样的利益依存关系，政府当然会全力为企业撑开保护伞。而企业正好借了政府的后台唱戏，对上，什么国优、部优、省优呀、免检的，有政府出面为其公关，既然近水楼台；对下，地方的监管部门喽罗谁还讨不到这个眼色，敢与政府叫板？因此，有了政府作后台的企业，后门总为它长开着，上天入地，神通广大，哪还须要费一般企业的那个神？又怎能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上、群众的口碑放在眼里？

再次，就是行政监管的漏洞，行政监管的漏洞很大程度上缘于行政导向的失策。从4年前的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到现在的“三鹿”奶粉事件，国家对食品领域的行政监管经历了一系列变革。从机构的增加（食品药品监管局和食品安全协调委员会），职能的界定（质监局负责生产环节，工商局负责流通环节），再加上卫生局专门成立卫生监督所，负责《食品卫生法》执法，如此众多的部门，把关食品安全，其重视程度可说是史无前例的。在立法上，去年7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可谓非常时期的非常之法，其处罚之严厉也是史无前例。然而就在这样强大的监督防控体系下，竟出现了制奶行业的群案。说明什么？说明监防体系存在致命的漏洞。回首几年来的监管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漏在什么地方，就是“抓小抚大”的策略，所有的执法力量几乎都聚焦在小企业、小作坊的监管上，而对大企业，非但很少监管，还以政府的名义为其大张旗鼓地宣传、贴金，似乎只有小企业才会当“小偷”，大企业尽都是“正人君子”了。难怪有人说：“现时下小树成活不易，长大了，就得道成仙、刀枪不入了。”事实证明，这确是策略上的失误。让我们重温马克思讲过的一句话：“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家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家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家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家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不唯资本家，这句话可以看作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的普适性原理。出现整个制奶行业“三聚氰胺”群发事件这样的惊天大事，国家实在应该对食品监管的策略进行“补牢”了。

最后就是社会信用监督体制的建设问题。“三聚氰胺”事件暴露出一个严重的问题：信用缺失。企业如此大规模的信用缺失，不能不让人重新审视我们的社会信用评价和监督机制的有效性。社会信用评价机制的畸形，给了企业投机的空隙。事实证明，许多名目的评比授牌，只不过是企业的投机行为、行政机关对公权力的滥用，严重干扰了社会监督在信用评价中发挥效用。我们真应该借鉴一些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的做法，比如在英国，对企业和个人的信用收集都有一套严格科学的机制，而一但失信，就等于在企业或个人信用上给判了死刑。再看我们，时至现在，制奶业闹到这种局面，还有那么多人幻想着要救企，真是违背了“适者生存”的道理。

综上所述，在这样的环境里，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且甭说出一个“三聚氰胺”事件，就是一百个事件也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