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外来女工的安全与健康问题

[树立创新意识增强工会女工委活力]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工会工作的领域、对象、职能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面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如何进一步全面开展基层工会的各项工作，在探究科学发展、职...+阅读

文章标题：论外来女工的安全与健康问题

将外来女工的安全与健康作为一个研究课题，主要是经验的提醒。

从1993年起，笔者和合作伙伴开始了对从农村外出务工女性的研究，我们主要的关注点在于外出经历给这个群体带来的影响。长达10年中，我们前后做了若干项调查，①访谈了上千人。首先是无意中听到一些案例，比如1996年夏天，笔者去广

东南海看望一位以前调查过的打工妹文妹，聊天中她心有余悸地谈到一位女老乡前不久猝死，她是这样描述的：“下班时大家都急得往外走，她撞到那个（车间）门上，倒在地上，人一下子就不行了，连句话都没有说”，我问“那个女孩过去有没有病？”文妹说“她上班晕倒过，歇一歇就没事了”，我又问：“车间里还有没有其他人晕倒过？”同文妹一起来的几个四川打工妹说“有的呀”，然后她们七嘴八舌地讲述了从外厂工人、从老乡处听来的年轻的外来工猝死的事例。这件事情给笔者印象深刻，我意识到，这些被“个人化”了的外来工的健康问题，其实是与工作密切相关的，而且是与她们的流动人口身份相关的；同时，一些偶然的机会，笔者进入一些与职业伤害有关的课题，比如对原深圳致丽玩具厂火灾受害打工妹的追踪调查，对正在诉讼中的工伤打工者的调查，等。我一遍又一遍听到伤残者和遇难者家属的诉说，亲眼目睹他（她）们的痛苦和无望，对我的震撼和冲击难以言表。生命和身体的伤害是万劫不复的。对于这些仅仅拥有身体――劳动力资本的打工者来说，身体的伤害带来的后果是一连串的：首先是家庭被拖入经济困境，随之导致个人地位和家庭地位的下滑，并可能出现个人精神心理危机以及家庭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女性，在现有的文化下，身体的受损使未婚女性在婚姻市场中贬值，对已婚女性来说，如果身体的伤残影响到她在性别分工中责任的承担，就很可能在家庭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对于关注农村外出女性群体的命运的研究者来说，是不可能不关注这个问题的。

以后笔者在设计和参与的各种调查中，都加入了询问在外期间有无受到身体伤害的问题。无论是文献资料还是调查结果都表明，农民工外出过程中发生种种事故并不是个别的、偶然的，至少比较起其他人群来说，这种概率是很高的。这首先因为他们是流动人群，比较

①主要有：1994年5－6月在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所作的“外来农民工调查”，该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课题组与中山大学合作完成。见“外来农民工”课题组，1995。简称“1994年广东调查”；1995年对湖南一个村级个案的调查，以及该课题的个人访谈等，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外出务工女性”课题组，2000；1994年对北京市郊乡镇企业外来女工的调查，该调查为北京市妇联课题，成果亦收入前书中。简称“1994年北京调查”；1998年、1999年、2000年对四川、湖南和广东部分地区所作“农村外出女性访谈”，以及在四川和广东两地所作的镇级个案调查，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课题组与四川省妇联及中山大学合作完成，成果尚未发表。其中四川部分简称“1998年四川调查”；2000年9月对“农村有外出经历的群体”问卷调查，该调查是全国妇联、国家统计局“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一个分课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承担。以及2001年该课题在四川和广东的个人访谈。成果尚未发表。简称“2000年全国调查”；2002年12月在南方某省所作“外来工需求”调查，该调查是由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与该省妇女干部学校合作完成。简称“2001年广东调查”；1999年－2000年期间所作对某玩具厂火灾受害打工妹的追踪调查，成果见谭深等，2001；1999年－2001年对工伤者调查以及对一项女工的集体行动的调查，成果尚未发表；等。文中凡出现这些调查的数据均用简称。

起稳定人群来说是一个高风险人群；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群的不利的社会地位。作为农民工和外来劳动力，本来他们从事的大多就是城市人或本地人不愿做的繁重和不安全的工作，加上许多雇主或企业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不能提供起码的安全措施和必要的培训，使得农民工成为近年安全事故的主要受害者。

而安全事故发生之后的补偿机制――社会保险制度，相对于激增的安全事故，其发展和完善的速度却相对缓慢，大量死伤残病的农民工或家属得不到应有的补偿，结果，本来应当由企业、（流入地）政府和工人共同承担的安全风险，往往由农民工个人、家庭承担起来，给打工者和他们的家庭带来极大的痛苦不幸，从某种意义上说，给农民工所在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说，给中国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就目前来说，在这个题目上的系统研究成果是不多的①，本文算是笔者一项研究的开端。这项研究将力图将农民工外出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安全和健康问题与具体的制度、再与更大的社会经济背景联系起来，考察其结构性和制度性原因，并且与实践结合，在可能的方面提出建议 12全文查看。从本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研究中心“社会转型期的妇女问题”）的角度出发，本文重点分析农村外出女性在工作中所遇到的安全和健康问题，因此将研究对象主要定在相对于流入地而言的“外来女工”。但是作为背景，外来女工大量的安全健康问题与她们所属的群体中的男性是一样的，因此，本文交替出现“农村外出人群”、“农民工”和“外来女工”的称谓，其强

调的范围有所不同。而本文的目标旨在归纳、梳理和提出问题。

一、高风险社会的高风险人群

（一）高风险社会的形成――严峻的公共安全和公共健康问题

因公共安全和公共健康问题引发的意外死亡，是人类非正常死亡的第一原因。即使是发达国家，也不例外。在全球范围内，每年有350万人死于意外事故。②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社会来说，公共安全和健康问题则更为突出。

当代中国的开放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增加了社会活力。人们的发展空间扩大，选择机会增加，社会流动性增强，这些都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另一方面，高活力的社会也是高风险的社会。近年，国内公共安全问题突出，2001年4月召开的“全国治安工作会议”指出，现在刑事案件总量上升，爆炸、杀人、抢劫、绑架、投毒、拐卖妇女儿童等严重犯罪活动猖獗③。根据疾病监测和伤害流行病学会公布的调查结果：我国伤害死亡率在死亡原因中在上世纪50年代居第9位，70年代居第7位，自90年代以来一直居第4位。④根据国家经贸委和卫生部的公开数据，尽管事故死亡人数在国家强力介入下，连续几年有所下降，但全国平均每天由于各类事故死亡近300人，有近千人受伤⑤；卫生部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50多万个厂矿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危害，实际接触粉尘、毒物和噪声等职业危害的职工有2500万人以上。⑥

由此，“社会治安”与“贪污腐败”“环境污染”“失业下岗”“社会保障”等一起，是大众最为关心的公共话题之一。近几年，火灾、爆炸、交通事故、矿难等特大事故频发，更引发了人们对公共安全的关注和忧虑；随着SARS流行，公共健康问题也成为另一个敏感的话题。

①在本文行将完稿时，刘开明《身体的价格――中国工伤索赔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年）出版，这是笔者所见的第一部对同类群体安全健康有关的系统研究著作。最近又得知，广东省有几家研究单位和NGO组织正在开始对外来工的工伤或职业中毒展开研究，希望他（她）们的成果早日问世。

②曾文广：“警惕：公共安全中的‘隐形杀手’”，《劳动报》2003年2月24日。

③《中国法律年鉴2002》第139页，中国法律年鉴社。

④曾文广：“警惕：公共安全中的‘隐形杀手’”，《劳动报》2003年2月24日。

⑤“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2000年4月7日)电视电话会议上的情况通报”，《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网站》。

⑥《健康报》2001年12月19日。

从历史上看，社会剧烈变迁中出现的失衡、失范是任何社会都难以避免的。亨廷顿曾说，现代性产生稳定，现代化过程引起不稳定。但是，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公共安全和健康问题集中于某些群体，其伤害的后果，主要由社会的某些群体承担，就不是一般的公共安全和健康问题，而是社会公平的问题。在考察其成因和解决方式时，就不能仅仅从公安的、医学的等技术性角度出发，而要考察问题的社会性和结构性原因，考察每一个问题与哪一项具体的制度相连，从改变具体的制度入手，逐渐改变某些不合理的结构。

（二）流动人群――安全和健康的弱势群体

经贸委和卫生部在历年公布有关统计数据的同时都指出，发生伤亡事故最多的是乡镇、私营、“三来一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约占事故总数的80％以上。农民工、外来工成为伤亡事故的主体，约占伤亡事故总数的80％以上。北京市劳动局的统计，１９９４年外地农民工占当年全市因工死亡总人数的54.1，１９９５年上升到75.8,１９９６年仍然占69.8。①另一数据显示，83％的乡镇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危害，其中60％的企业没有配备任何防护设施。②

零点公司调查分析认为，公众的安全感与收入水平基本上呈正相关关系③，就是说，越低收入的群体公共安全感越差。可以说，在普遍感受到公共安全和公共健康问题的威胁同时，真正承受后果的，是那些社会的弱势群体，一部分是城市和农村的贫困人群，另一部分就是城乡间的流动人群――主要是那些农村外出务工人群。

目前没有专门针对农村外出人群安全和健康的调查，据笔者的归纳，这一人群面临的安全和健康问题有这样几类：

第一类：人身和财产安全

交通事故。特别是每年的春运高峰，火车、汽车的各种交通事故令人触目惊心。2001年是个高潮，春运6天发生的仅特大交通事故17起，造成70人死亡、62人受伤。④以至有人发出“春运命贱”的沉痛呼声。日常的交通事故也以外来工为主。

失踪。没有统计。但是从外出者的行为方式和一些个案可以说明这是一个潜在的问题。首先外出者流动性强，比稳定的居民更难把握他们的去向。近些年，由于通讯的发达，许多外出者与亲人的联系从信件、电报发展到电话，使得很多家庭不知道自己的亲人具体在什么地点。再者，由于各种原因，招工中借身份证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制作、使用假证件也是屡见不鲜的，这样，事实上如果不是特殊需要，大量流动者的的真实身份是弄不清楚的，因此有相当数量意外死亡者的身份也就难以辨明，也有些人为躲避某些情况，有意隐瞒身份，对于其家庭来说，就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受到人身攻击，包括被杀害和被殴打。虽然没有统计，但是从见诸报端的个案可以看出，被杀害的人中流动人口占相当大比例；很多杀人案件在没有破案之前，被害人身份是不清楚的，其中流动人口的可能性要大于本地人口；此外如前所述，那些失踪的外出者有些事实上已经被害，只是没有被证实。而被殴打的情况可以从我们2002年广东调查中⑤略见一斑，被调查者中有5.7％说他们在外出期间曾经被（不同的人）所殴打。

被抢和被偷。在我们所有的调查中都遇到这样的个案，其中2002年广东调查专门询问过这个问题，结果分别有12.1％和27.1％的人曾经遭遇抢劫和偷盗的情况。

妇女被拐卖。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拐卖妇女现象开始引起社会的注意，政府曾在1991

①王陆昕“外地农民工因工死亡忧思录”，qianmen..

②“保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全国人大通过职业病防治法”，《新华网》2001年11月02日。

③零点公司“公共安全：不可忽视的话题”，horizon.

④“春运6天发生特大事故17起共造成70人死亡”，《法制日报》2001年01月19日。

⑤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调查的是在外期间所遭遇的情况，并没有询问这些伤害发生的地点，因此，有些情况可能不是在广东而是被调查者在其他地方时发生的。下文同。

年、1993年和1995年分别进行过三次大规模“打拐”行动。但是这种问题没有被遏制住，特别是1998年以后，政府的投入的力度加大，拐卖人口的立案数也在上升，形式也有很大变化，其中之一是在劳动力市场以介绍工作为名的拐卖。①目前没有相关的统计，但2001年云南有关项目②研究者告诉笔者，多数被拐卖的妇女是在外出找工作过程中被骗的。笔者对四川竹镇调查中也听说有4个该镇女性在广东找工作时被拐卖，在1994年合作者在广东作的30例访谈中也有3例涉及这类事件③。

女性被强奸。这本来是一个敏感的问题，笔者相信事实的情况一定高于反映出来的数字。但即便如此，笔者和其他研究者的调查仍然发现为数不算少事例。2002年广东调查有1.8％、1994年北京调查有0.1％④的女性反映在外出期间遭到强奸；另有河北大学等单位的研究者对河北等地私营企业打工妇女的调查，自述被强奸的占1.4％⑤。

第二类：生活安全和健康

食物中毒。据报载案例，外出打工者在食堂或工地集体中毒的重大事件屡屡发生，如仅“新浪网”2000年一段时间内，就连续报道了若干起打工者有关事件：8月16日广州市一工地66人食物中毒，8月24日深圳一工地60人集体食物中毒，9月7日深圳百余员工集体食物中毒，9月14日天津一工地55名外地民工集体食物中毒，9月28日福建一企业近50多名员工食物中毒。⑥2000年全国调查2.7％农村外出人员、2001年广东调查有4.5％的外来工反映，他们在外期间曾经发生过食物中毒。

生病。流动打工者在外期间最害怕的事情就是生病，特别是重病，不仅不能再工作，而且可能将辛苦得来的收入付诸东流。据李强教授在北京的调查，外出以来生过病的比例2001年为36.4，2002年则为46.0，2001年，13.5的农民工生病在3次及以上，2002年则有17的人生病在3次及以上。有些人甚至多次生病。⑦我们则专门询问了生重病的情况，2000年全国调查有9.4％、2002年广东调查有13.7外出以后曾经生过重病。如本文开头所述，年轻外来工猝死的情况也并非罕见。根据中山医科大学和当地公安局的统计研究，近年年轻外来工在睡眠中因不明原因死去的案例逐年增多，仅2001－2002年，东莞发生的案例就近百人（东莞500万外来工）⑧。如果加上其他病症猝死的案例，只能大大高于这个数字。

传染病。2003年SARS流行期间，广东、山西、北京的民工“非典”患者分别占当地非典患者总数的10.

2、6.

7、6.2⑨。事实上，SARS的高发人群并非农民工，但是由于农民工居住和工作环境往往人员密集，卫生条件又差，因此一旦发生流行病，比其他人群更难以控制。

性病、艾滋病。2001年中国卫生部宣布，中国可能有60万名艾滋病毒感染者。在2000年，被统计的病例数仅仅为2万例。而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的估计，中

①参见谭深、马春华：《中国妇女发展的现状与趋势》，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68页。

②云南省为全国妇联和国际劳工组织合作的国际合作打拐项目试点地区。见《中国妇女报》2001年3月24日“综合新闻”。

③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外出务工女性”课题组：《农民流动与性别》（中原农民出版社2000年版）中对“酒店服务员树芳”、“绘画助手玫红”和“清洁工许玲”的访谈。

④重申一下：本文引用的外出者被伤害的数据只是强调某一事实的存在，如前所述，这些事情只是外出期间发生的，不一定发生在调查地点，因此，不能据此对不同的地点之间作比较。下文不再说明。

⑤吕红平、吕文俊、包芳、李瑞林、孙平：《规范企业行为，维护妇女权益――中小型私营企业权益保护问题研究》，载刘伯红主编：《女性权利――聚焦〈劳动法〉和〈婚姻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

⑥上述报道见sina..：2000年08月16日12:04南方网，2000年08月24日10:38南方网，2000年09月14日09:59天津日报，2000年09月28日17:40厦门晚报，等。

⑦李强、唐壮：《城市农民工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6期。

⑧成建定、陈玉川、曾家乐、李杰、陈兴武、王忠平、石尖：《东莞地区外来工青壮年猝死综合症的流行病学研究》，《法医学杂志》2002年第3期。

⑨sina..2003年05月10日23:01中国新闻网。

国艾滋病毒感染者的人数有100多万，甚至或许相当于这个数字的两到三倍。流动人群今后几年将变成中国艾滋病毒感染群体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嫖娼卖淫虽然并非艾滋病第一感染渠道，但是确为艾滋病和性病的高危人群。根据中国警方的估计,目前中国的妓女大约有4百万。①

生育和性健康。在中国特别是城市孕产妇死亡率大幅度降低（全国从1990年到2000年，10年间下降了44②）的情况下，流动人口中的孕产妇死亡率却在升高。据广州市卫生局统计，2000年在广州市的流动人口孕产妇死亡例数比1999年增加了一倍，是1996年的４.６倍。据分析主要是由于经济原因没有进行正常的产前检查，不愿住院分娩，而宁愿冒着生命危险接受非法接生，由此造成的死亡占到一半左右。③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人工流产对女性带来的伤害，在外来人口集中地区的医院，未婚外来女性的人工流产所占比例大，而且往往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和休息。

第三类：精神健康

大量的调查显示，由于各种原因，外出打工者经常可能陷入精神高度紧张之中。比如往返交通中长时间的拥挤疲劳，流水线上单调紧张的工作，失业或意外事件造成的焦虑，因恋爱婚姻等问题造成的烦恼，以及孤独无助等感觉，都可能成为精神疾患诱发的原因。我们2002年的广东调查中，有27.4％的人曾经出现精神极度紧张的情况；2000年全国调查有0.7％的女性、0.5％的男性自述在外期间曾发生精神失常现象；此外，与精神压力有关的自杀案例也不在少数。

第四类：职业安全与健康

工作的稳定。对于外来工来说，失业的影响可能要更甚于本地人。因为没有工作就成为“三无人员”，失去在当地居住的合法性，随时可能被收容遣送，④这是令外来人员最心悸的情况。当然，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对于本来收入就不高，而且主要收入都寄回家中的外来工来说，维持基本的生活都有困难，如果没有亲友的帮助，便会陷入绝境。而我们在广东的调查和李强教授在北京的调查⑤都显示，外来工“失业一个月以上”的情况非常普遍，广东调查中有1/3的人在外期间曾遭遇此类情况，而北京调查则达到100％。两地都有1/3的人曾经陷入“身上没有一点钱”的困境。

劳动场所的安全。比如空气中化学物质和粉尘的指标、危险品的存放和使用、防火措施、作业空间、机器的安全措施和维修等。如果不能达到一定的安全标准，直接的后果是对于劳动者的身体伤害。近年多发的情况主要有：

工伤事故。对于外来工来说，近年主要的工伤事故有：矿山和建筑工地的塌方、瓦斯爆炸；机械操作事故；企业的火灾，等。如据《工人日报》报道，深圳市1998年外来工中，经工伤鉴定的1.2万人，平均每天31人因公致残；死亡80多人，平均每4天半有1个人因工伤死亡。⑥一位在广州市专门帮助外来工的机构负责人估算，珠江三角洲企业每年发生断指事故的个案至少有3万宗，被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只（平均每天111只）。另一位常驻珠海免费帮助外来工打官司的法律援助者则推断，珠江三角洲企业每年有8-10万宗的断指个案。以至当地专门的手外科从无到有，现在整个珠三角地区这样的手外科中心超过30家。

①《中国的艾滋病危机》,health.sohu./89/52/harticle16355289.shtml。

②参见谭深、马春华：《中国妇女发展的现状与趋势》，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第263页。

③记者曾文琼：《广州：流动人口母婴安全问题亟待解决》，《南方都市报》2001年3月9日。

④收容制度在2003年6月经国务院公布取消，代之以救助制度，这对改善外来人口地位是非常有利的举措。

⑤广东调查为2002年调查，尚未公开发表；北京的调查见李强、唐壮：《城市农民工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6期。

⑥记者孙覆海：《去年伤残万余人死亡八十多人深圳部分外来劳务工劳动安全状况堪忧》，《工人日报》1999年3月31日。

①

职业病。卫生部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的职业病例呈上升趋势，1999年共报告发生各类职业病患者1万多例，而2000年增加了14.5％。其中主要是粉尘和化学品中毒，统计显示，现累计有42万多人因大量接触粉尘而患尘肺病；而全国接触有害作业工人计1414万名，每年报告各类急、慢性职业中毒数千人，死亡数百人。其中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的职业病上升最为明显，据查，83的乡镇企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职业危害。②我们的调查中自认为曾经有过化学品中毒经历的打工者数字分别是1.7％（2000年全国调查）和9.8％（2002年广东调查）。

工作过于劳累。1994年调查广东工厂外来工在前一年有半年以上在加班的人占50％以上，28％的人12个月都在加班，只有不到10％的人没有加班。可见加班是工人超时工作的主要原因。而有加班时每天平均工作时间为12小时，1/3的人超过12小时。而2002年调查广东外来工每天平均工作时间9.7小时，其中12小时及以上的占1/5，总体情况似乎好于1993年。但是超长时间的加班仍然不乏其例，有5.8％的人最长连续工作在24小时以上。近年媒体屡屡披露打工者的“过劳死”案例，过度劳累仍然在威胁着外来工的健康和生命。有43.4％的人下班后感觉“疲劳”，其中12.3％的人感到“非常疲劳”。2000年全国调查有3.8％的农村外出者曾在工作时晕倒，2002年广东调查这种情况达9.2％。而疲劳后发生工伤事故的可能性大大增大。因此，要降低工伤事故的发生率，就要解决严重的超负荷工作问题。

几乎可以肯定，作为流动人群，上述安全和健康的事故的发生率，要高于稳定的人群。而任何一个事故发生，都可能导致农民工个体命运的逆转，滑向弱势群体的最边缘部分。

二、外来女工的安全与健康

以上梳理了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务工人员在外出期间所遇到的安全与健康问题。从本课题的研究对象出发，本文进一步重点分析其中在工厂的女工的安全与健康，而且主要是与职业相关的那些问题。

据国家统计，近年发生的职业危害的案例，主要是粉尘和化学品中毒，粉尘引起的职业病是矽肺，主要发生在矿山和建筑业，而那是男性工人集中的地方；化学品中毒主要发生在制造业，特别是加工企业中，那是女工集中的地方。而且，这种场所的火灾事故人员的伤亡也非常惨重。

（一）中毒――高发的职业病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急性的、恶性的职业中毒事件和火灾事故就不断见诸报端。据卫生部统计，1999年中毒事件比1998年增加１５．３％，中毒人数增加４７％，死亡人数增加６７．７％；2000年比1999年同期，发生中毒起数增加了１６６．７％，中毒人数增加５４．５％，死亡人数增加１９２．９％。卫生部有关人士称，由于掌握的情况有限，职业中毒的实际状况远比通报情况严重得多。③这些事件的受害者主要是女工。

比如苯中毒，苯是强挥发性胶水粘合剂。在鞋类、箱子包类生产中经常使用。超浓度的“三苯”对人体的危害是极大的。它对造血系统和神经中枢有直接的伤害。长时间接触，轻则头晕、厌食、记忆智力衰退，重则产生再生障碍性贫血导致死亡。更多的影响则是慢性的，甚至会导致癌变，生出畸形儿。

1996年初，《中国妇女报》连续报道了福建莆田市女工苯中毒事件：从1984年外资鞋

①黄钙：《工伤调查》，转引自zhoulitai./gongshang 。

②参见：《〈职业病防治法〉将出台中国立法保护劳动者健康》，原载新华网，转引自三九健康网ycwb.999../professional/rule/200112/11707820011219 ；记者蓝燕：《卫生部忠告用工单位：违反职业病防治法将被重罚》，《中国青年报》2001年11月2日。

③《卫生部加大公共卫生执法监督力度中毒放射污染事故频发》，《中国妇女报》2000年6月24日。

业企业进入到1995年，拥有11年发展历史的莆田三资鞋业中，只有一家装置净化治理设施。在这些鞋厂中，有30的女工要直接从事有毒有害工种，而弥漫于整个厂区的超标废气则侵害着所有员工。据莆田市环境监测站检测，莆田市区大气中“三苯”检测抽出率高达60，超过居民区最高允许浓度30以上。按规定，鞋业女工每年必须接受体检。卫生部门开展体检很困难。一位老板更露骨：“一体检就会误工，你们不要检算了，多少体检费我们照付。”①这件事情经媒体报道，震惊了高层，经李岚清副总理干预，才出现一定的转机。

事隔6年，2002年3月，媒体又揭露出河北高碑店市白沟镇的一项中毒事件，在这一事件中，由于长时间接触有毒粘胶剂而且通风条件非常差，导致25名农民工发生苯中毒，其中有5位打工妹死亡。白沟镇是全国最大的箱包集散地，大多数个体作坊生产条件简陋，一些作业场所有毒气体浓度高，作业人员未配备职业病防护用品，有的作坊老板甚至让农民工吃、住、工作在同一房间。此事件再次震动高层，国务院发出通报，并成立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在全国开展了专项整治工作。

经2002年8月－200年月整顿工作，一些被媒体曝光的著名案例被重点处理：比如白沟镇查封了不合格企业802家，关停731家，②12名作坊老板被判有期徒刑；与莆田市一样，福建省泉州制鞋业快速发展，但苯中毒事件时有发生，仅2002年整顿中已发现8例。此外，另一种有毒化合物胶水“酚胶”中毒者中发现32名工人发病③；查处了2002年5月发现的广东东莞台资企业安加鞋厂13名女工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