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正价值取向铸就不朽业绩

[用爱心去铸就师魂]冬去春来，我已在教坛上默默耕耘了十个春秋。我曾无数次问过学生：“你心目中最好的老师是怎样的？”学生们把丰富的想象发挥得淋漓尽致：我心目中最好的老师，他每天都笑容灿烂的和我...+阅读

文章标题：端正价值取向铸就不朽业绩

政绩是施政者之业绩。政绩是智慧的结晶、素质的展示、能力的反映、奋斗的结果，是衡量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水平和作为的重要标尺。端正价值取向，铸就不朽业绩，是我们党执政兴国为民的题中之义，是党的领导干部履行宗旨义务、实现理想抱负的执著追求。我们要树立和践行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努力创造

无愧时代要求、人民期望的业绩。

一、从儒家的“三不朽”说起儒家提倡立德、立功、立言，谓之“三不朽”。立德，就是要有好的德性，为人师表，做人楷模。孔子说：“为政之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孔子把掌权者的道德状况比为风，把民众的道德状况比作草，认为风往哪边吹，草就会向哪边倒。“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草也”；“官德降，民风乱”。官吏、行政人员直接掌握权力，其道德风貌为大众关注，起着示范效应和导向功能，影响着民德民风。故历代都要求官吏们“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范仲淹先忧后乐，张载民胞物与，均主张用大我压小我、小我为大我，非常高风亮节。历史上的许多人，像吕蒙正，当了宰相，生活仍然很清苦，包公也是清俭到了极点。讲儒家文化，包公成了一个标杆。宋朝的赵清献，人称铁面御史，对谁都不买账，做官清正，政简刑清，监牢里无犯人。历代诸多名臣都很节俭，有的死后连棺材都买不起。这就是俭的典型，也是德的一面，树立了好的风范。立功，就是要多行善事、为民谋利，以流芳千古。中国古代，有一种谥法，就是给一个人死后的定论。过去为官的，最怕留下身后骂名，连累子孙抬不起头。皇帝死了，由大臣集议，史官作评语，来进行褒贬。像汉朝的文帝、武帝，称谓“文”、“武”，就是谥号。“哀帝”就惨了，“献帝”也有悲哀之意。王阳明加谥为“文成”，曾国藩称曾文正公，“文正”两字，是清朝给他的谥号。上下五千年历史，纵横十万里国土，死后能有“文成”、“文正”评语的，最多一二十个而已。所以中国人做官也好，做事也好，其精神目标，是要对后代负责。日本明治维新人物伊藤博文讲：“计利要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就吸收了中国文化的东西。“急功近利图眼前，哪管他人骂不休”，“死后是非谁去管，生前拼命自宣传”，不是我们的文化，不是我们的追求。战国时期，秦蜀郡守李冰父子，率众修建了世界上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自从有了这个扬子江上游的伟大工程之后，2250多年来，才有了成都天府之国的五业兴旺。李冰父子的千秋功业，实在可作为名臣出山从政的最好典范。苏轼的安澜西湖，李春等人的河北赵州桥，也都是功德无量、惠泽后人的政绩工程。立言，就是留下好的思想、著作、文字作品，供后人研究、欣赏。中国历史上，文哲、文史、文政不分的情况比较多。许多诗人、文学家兼为哲学家、政治家，历史学家也同时是文学家、哲学家，大政治家为大文豪的也不少。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就涉及哲学问题。司马迁的《史记》，是集哲理之大成。唐代的诗很兴盛，与唐太宗的喜好有关，明代的对联繁荣，与朱元璋的偏爱有关。古人有言：“但在流传不在多”。清代乾隆年间，主编《四库全书》的纪晓岚，虽学识渊博，但少有著述。他认为“世间的道理与世情，都在古人的书中说尽，现在如再著述，仍超不过古人的范围，又何必再多著述”。所以，纪晓岚一生中，只编书不写书。诸葛亮一生，虽不以文章名世，但他的两篇《出师表》，非文学的文学作品，却成为千古名著。曹雪芹的《红楼梦》，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立之言，要留传下去，并非易事。拿现在来说，几十年来，不知出版了多少著作，但能放到书架上保留二三十年的，又有几本书？尤其是如今流行的文章，有的没人看，有的看完就丢，只有几分钟的寿命。所以立言留传是很难的，清代诗人吴梅村说的不错：“饱食终何用，难全不朽名”。这三不朽，是一种理想境界，一种价值追求。能一立者不错，能两立者更好，能三立者最佳。事功、道德、文章，实难兼备，不必太苛，最重要的是有真实感，有可靠性，有生命力。有的人，可以做官，未必能为人；有的人，只可谈其文，不必说其人；有的人，大可说其人，不必论其学。人才到底是难三全的。

二、我们为什么要发展发展的道理，可以讲出千万条，归根结底，就一条，是为了人。人要生存，就要生活。要生活，就必须生产。马克思把这个命题，作为考察社会发展的基本出发点，确立了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第一个前提。这种生产劳动，一是以人类为主体。人类按自己的本性、需要和能力及其发展为尺度，去认识、评价并改造一切客体，从而实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二是以自然12全文查看为对象。生产实践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自然界也就纳入了实践的范畴，成为人类存在的组成部分。三是以社会为依托。人们在生产中不只是同自然界发生关系，相互间也要发生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种社会联系和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人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把对客观的经济规律的研究和对人的关注的价值取向结合起来，把对人的本

质的科学考察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有机统一起来，从关注现实人的生存发展条件的角度，确立研究社会问题的出发点，进而形成了科学的发展思想。要坚持以人为本。马克思曾论述过，资本主义生产是把物作为目的，人作为手段，而在原始社会人是生产目的，生产是为人的生存需要服务的。共产主义社会要扬弃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又重新把人作为生产目的。“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社会的进步，意味着人本身的发展。离开了人的需要的满足，社会文明就失去了意义，历史进步就失去了内容。所谓人本身的发展，包括三个方面：人的能力即体力、智力的发展，人的关系即社会性和个性的发展，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和需求层次的提高。马克思主义认为，“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这不仅指出了发展的目的，而且阐述了其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要摆正自然、社会和人三者之间的关系。现实中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为了谈自然而谈自然，也有人为了谈社会而谈社会；一种倾向是为了谈社会，而抛开自然，只承认历史辩证法，不承认自然辩证法，谈人时就抛开社会，就人谈人。这两种倾向都割裂了自然、社会和人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导致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自然的历史，自然是历史的自然。自然是人和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人是社会的主体，自在的自然只有转化为人化自然，对人、对社会才有意义。人的生活并不像动物那样简单地依赖自然界，人能够通过实践改变旧的环境并改变人类自身，由此不断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人自身的发展。自然可以被人化，但人改造自然时，又不能不服从自然规律。要力促社会有机体内部的协调发展。马克思把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自身的生产看作社会有机体的组成部分。物质生产是精神生产、人自身生产的基础，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具有制约作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水平，又是人自身能力的体现。如果片面强调物质生产的作用，就会把单纯的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尺度，可能会以牺牲精神文明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也会造成严重污染、破坏环境。离开对人的作用，任何物质产品也都失去意义。如果片面强调精神生产的重要，忽视物质生产的基础作用，就会导致唯心主义，反而使精神生产本身受到影响。离开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就是一句空话。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自身的生产协调一致，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标志。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认为，发展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是为了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发展要采取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维方式，人类不仅要控制自然，更要学会控制自身；发展要以物质生产为基础，但不能单打一，应全面协调，实现社会的健全发育和健康成长。传统发展观所关注的，只是如何发展得更快，而对于“为了什么发展”和“怎样才是好的发展”这样的价值论问题，是不甚关心的。我们今天讲科学的发展观，讲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思想，把发展导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轨道。这也是现阶段执政为民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

三、应当追求什么样的政绩选拔干部、评价人才，要看德才、看政绩、凭公认。这与过去看来头、重感情、靠关系相比，是一大进步。政绩，是执政兴国宗旨的要求，是认识改造世界的成果，其中蕴含着理想信念、思想境界、价值追求，展示着知识、智慧和能力，渗透着拚搏、辛劳和汗水。不看文凭看水平，不唯资历唯真才，不重关系重业绩，是一种科学导向，是一种正面激励，有助于把人们的精力和追求导入正确轨道，促进干部的健康成长和事业的有序发展。所以，我们应当理直气壮讲政绩，励精图治创政绩，以政绩评是非、论成败、定取舍，用政绩造福人民、振兴祖国。重政绩本身并没有错，关键是追求什么样的政绩。按照立党为公的初衷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所要获取的，应当是群众受益、群众满意的政绩，是经得起时间和竞争检验的政绩，是有利于当代人和后代人“代际”衔接的政绩，是物质、精神、政治、生态等文明协调的政绩，是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政绩。具体来讲，我们所要追求的政绩应当是：——群众满意的政绩。“天地之中人为贵，万物之中人为灵”。我们所以立党、所以执政，就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人民群众不仅是发展的终极目的，也是政绩评价的最高裁决者。纵观历史，中国的百姓始终顺天之则，非常善良，只要你能做到如孟子说的“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也就知足了，除非是你使他们真的受不了，走投无路了，否则，你做你的官，与他毫不相关。吃饭大如天。国家的支用，都靠纳税而来。政府财用不足，就增加税收。明朝末年最严重，这个税，那个税，弄到“民怨沸腾”。老百姓受不了，对政府没感情了，到了这种程度，实在难以收拾。管子说：“衣食足而知荣辱，仓禀实而礼义兴”。这话无论古今中外，都是站得住的。有人讲，最大的是穷人，连裤子都没得穿了，还怕什么，被逼无路，就要造反、拼命了。世界上所有的政治思想归纳起来，最简单扼要的，不外中国的四个字——安居乐业。所以，让百姓过好日子，这是最重要的。群众的衣食住行，是政绩的具体体现，人民的喜怒哀乐，是政绩的真实写照。群众向往的小康，是一种能够触摸的幸福生活。而非喊在嘴上、写在纸上、可望不可及的“数字小康”。那种说话办事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不怕群众不高兴，就怕领导不开心，不怕群众不答应，就怕领导不认可，是一种扭曲的价值观，是一种有害的政绩观。追求政绩的目的，不是为人民谋利益，而是给自己留名，为自己树碑，替自己邀官，这样的政绩，非但得不到群众认可，最终还会毁了自己。——协调发展的政绩。任何社会的进步都是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产物，其中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保证，文化是先导，三者相辅相成。谋发展，创政绩，一要坚持历史决定论。社会发展的最终力量是物质资料的生产、物质的生产力，社会历史发展归根结底是生产力、经济、物质的因素起决定作用。加快社会进步，首要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二要尊重历史辩证法。经济是决定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还要看到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还要讲政治、法律、文化、思想等因素的作用。经济增长是发展的重要基础，但经济增长并不简单等同于发展。如果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偏离唯物历史观“社会有机体”理论，不重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得不到解决，一旦浮出水面，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协调发展，从哲学角度来看，就是既要抓住主要矛盾，又不放松次要矛盾的解决。以为只要抓住了牛鼻子，就万事顺遂，一切问题即迎刃而解了，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如果牛腿断了，就是把牛鼻子拉掉，牛也无法跟你走。一头健全的牛，才能用牵牛鼻子的办法。社会是一个整体，经济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物质与精神、城市与农村等，任何一方面都不可偏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发展进步很快。但不协调的问题日渐突出，特别是民生问题与经济增长、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等脱节，成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协调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规律。协调发展的效果，日久自见辉煌。——天人合一的政绩。主张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庄子主张“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荀子认为天有天的职分，人有人的职分，二者不可混淆。天人各司其责，才能实现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易传》认为天地之德在于生育万物，人类之德在于保障万物生生不息。北宋张载综合上述思想，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把自然界看作是人类的父母，人类则是自然界的儿女，彼此应亲密无间，共存共荣，而不能互相敌视、互相残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学者汤因比和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融合东西方智慧，指出：“人类如果想使自然正常地存续下去，自身也要在必要的环境中生存下去的话，归根结底必须得和自然共存。”人类的文明尽管只有5000年左右的历史，却已完整地覆盖了庞大的地球。人类智慧的成果大大改善了生存环境，使人类成为万千生物之长，空前的强大，空前的幸福，但人类也为自己无节制的干预自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据说古老的玛雅文化就毁于大自然的整体报复。许多地方尽管没有发生这种整体性的生存危机，但山洪暴发加剧、空气污染、水污染带来的灾难已经危及人的生存。大量事实说明，人定胜天，天亦胜人。人能够谋划战胜大自然,大自然也能无情惩罚人类。过去我们曾经为了大炼钢铁而成片砍伐森林,为了以粮为纲而削山填海、毁林毁草,今天也还有人为了改变面貌不惜竭泽而渔、杀鸡取蛋,以污染空气江河、挖地三尺来发展经济。常常是增长速度上去了，青山绿水却一去不复返，物质财富虽然增加了，相当部分却被生态恶化的后果冲销了，幸福的总量依旧平衡。真正的政绩，应当建立在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资源、人与自然圆融统一的基础之上，决不能描绘一种扭曲的经济图像。——代际衔接的政绩。在我们的历史上，最初发现煤炭，是在汉武帝时代。既然知道了煤，为什么不开发应用？这与传统文化有关。道家认为，天地是一个大宇宙，人身是一小天地。地球如人体一样，也有骨骼、血脉、五脏、六腑、五官等，不可轻易毁伤。石油是地球自身营卫的脂肪，也似人体的骨髓。如若随意取之，地球将受到危害，会加速毁灭。因此，虽然知道“天材地宝”，也不肯轻易去挖掘。因为有这种思想，使得丰富的煤矿等宝藏，才保留到现在。古印度也有格言：“空气、水和土地不是父辈给我们的礼物，而是我们向子孙的借款。”这些都是值得现代人感叹和学习的。任何事物的成长，一定要有潜力和后劲，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这是发展的需要，也是后代人的需要。环境学中有一个理论，叫做“公地悲剧”原理，意为在一块草地上，有很多人放羊，总量与草地可容量大体相当，其中1人贪婪地扩大羊群，最后超过了草地承载力，所有人都不能放羊了。自然资源包括土地、气候、水、矿产、生物等，有些是可再生资源，有些是不可再生的，用一点就少一点，当代人多用一点，后代人就少用一点。古人尚且能想到今天，我们更应想到明天、后天。我们所做的工作有的可能吹糠见米、立竿见影、显山露水，但大多数往往是打基础、做铺垫、利长远的。今天耕耘的人，不一定能享受到成果。我们应该有“自己栽树、后人乘凉”的胸襟和气度，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将成绩留给自己，把难题留给后人。焦裕禄当年带领群众栽下的泡桐树，如今已根深叶茂，不仅能防沙固沙，还有较高的经济价值，群众称之为“焦桐”，这正是造福子孙的政绩。

四、怎样创造不朽的政绩政绩是领导班子带领人民群众认识和改造主客观世界获得的物质和精神、当前和长远的实际成果，是领导干部综合素质、执政能力的体现和检验。政绩要货真价实、博得民心、惠及长远，对执政者、为官者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必须坚持辩证施治，多管齐下，把领导干部的精力和追求导向健康的轨道。

1、正确用人。领导者最重要的是发现人才、得到人才、用好人才，因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有非常之人，才有非常之业。“用错一个人，凉了一群人；一个坏人为官，一片事业遭殃。”这已为大量事实所证明。曾国藩用人，主张始终要带一点乡土——就是土气。什么是土气？来自民间乡下，始终那个样子，所以彭玉麟、左宗棠这一班人，始终保持乡下人本色。不管如何有权势，在政治上功业如何了不起，但依然是我，保持平凡本色。我们现在叫不忘民、不忘本，也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但也确有少数人，做官忘本，见利忘义，背离了入党从政的初衷。没有农民，我们就失去了衣食父母，失去了生存天地。而对有的人来说，过去不谈农民，怕的是染上“农民意识”，落后于时代；现在所以要谈农民，是怕失去了表现自己富有同情心和道义良知的一个途径。实际上对农民没有多少感情，并不愿意真心为农民办实事。如同有的明星不接受采访不知道其有多浅薄一样，有的人不当官还不知他有多坏。得志便猖狂，不仅丢掉了官德，也丧失了人性。我们用干部，除了有才具，有学问，有思想，还非要有道德做基础不可。否则，光有好头脑是非常可怕的。让什么样的人掌权，是很要紧的事。滚滚尘世，迷雾漫漫，知人不易。发光的，不一定是金子，硬冷的，不一定是石头；笑着的，不一定幸福，流泪的，不一定痛苦；奉承者，不一定是真心，不满者，不一定是坏心；受到一时赞扬的，不一定是君子，受到多人毁谤的，不一定是小人；沿街乞讨的，不一定是乞丐，当众施舍的，不一定是善人；高大者未必高大，矮小者未必渺小；所说的不一定是所想的，所做的不一定是所愿的。因此，由表及里，去伪存真，把人看准、选好、用对，非常重要，也比较难。考察提拔干部，不能仅看其表面，看其与上头的关系，而要看是否求真务实，全心全意实现、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要被那些只图虚名、不重实效、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的假象所蒙骗。为官需要无所求，从政应当一身廉。要多重用那些“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棵草去，无意功名利禄，不肖屈节随俗”的公仆，而把那些滥用公权、假公济私、不顾群众死活、只图个人升迁的“主人”拒之门外。正确用人，是最关键的导向，比说千道万都管用、都重要。

2、客观评价。政绩不是表面的花哨、数字的堆砌。表里不

一、华而不真、形多实少的东西，中看不中用，只能是昙花一现、废物一堆。把一只脚放进盛满冰水的桶里，把另一只脚放进盛满烫水的桶里，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应该感到很舒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所以，评政绩，光看表面、仅讲数字是不妥的。总产值是个重要指标，是个好东西，以后也还得讲。但不能唯产值论英雄、判成败，片面强调总量和速度不科学。伴随着总产值的增长，人们可以吃上山珍海味，可以住上高楼大厦，可以实现家庭电气化，可以周游世界。然而，总产值无法衡量增长的代价，不能度量因环境变坏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很难综合反映人均生活质量，更难以显示快乐、幸福等心理体验。单纯用总产值来评价政绩，尽管有利于激励官员努力实现更多物质产出的积极性，但只有这样一个杠杆，难免会使劳民伤财的程度加深，重复建设的病症加重，重物轻文的片面加剧。追求政绩是应该的，注意眼前也并不都错。凯恩斯讲：“长期中我们都要死，即使再有眼光，也不能不考虑短期看得到的结果。”关键是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摆得对不对，出发点和落脚点好不好。所以，有必要认真思考和改进政绩考核工作。政绩产生于不同的基础和环境，受到诸多条件的影响，政绩本身也具有多种形态，这就决定了政绩考核的机制、方法、指标和评价途径的多样性。要坚持历史唯物、辩证思维的观点，防止机械性、片面性、单一性。实行因行业、因岗位制宜的思路，避免简单化、绝对化、粗放化。在方法上既要科学规范，也要注意不搞一刀切。有的要以事实为根据，讲究定量分析，如经济工作的政绩；有的要进行科学测评，如社会发展方面的政绩；有的着重进行定性评估，如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有的可采取民意调查方式，如群众对干部的评价。事情是可以定量分析的，而人则难以计算精确。政绩考核要与对干部的全面考核相衔接，把德、能、勤、绩、廉这五个方面结合起来，相互检验和印证，使考核的结果更具有准确性和真实性。

3、科学决策。决策成功，是最大成功；决策失误，是最大的失误。特别是战略性的决策，影响更深远。不可掉以轻心。决策浪费也是最大的浪费，“建机场”热、“开发区”热、“高尔夫球场”热，盲目投资导致的损失令人吃惊。错误决策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有时甚至比贪污受贿更严重。一个大项目的决策失误，就可能减掉一个地方的税收。决策性浪费，主要表现在有的领导拍板只凭经验、靠臆想，根本不计效益、不顾后果、不负责任。有个地方要建个厂，让群众集资，许诺是30的回报率，农民节衣缩食投资，工厂草率上马办成了，结果却因产品没销路垮了。政府只好从财政拿钱，按银行利率给群众还钱。这个学费最终由政府承担了，可政府的钱就是老百姓的钱。有个地方搞“白色革命”，乡政府动员发展蔬菜温室大棚，某村就建了300多座。可由于本地温差较大，土质碱性重，加之农民缺乏必要的技术培训，1万多元一个的大棚不来事，冬天蔬菜大半冻死，农民背了一身债。有些地方种树，林种、林层、林龄单一，虽然易栽活、长得快，也便于采伐管理，但不利于水土保持，病虫害频发，生态功能降低。重大决策，容不得半点主观、半点杂念，需要的是科学、是公心。决策过程应有“换位”思考。对于如何决策良好，有一种普适的说法被尊为“黄金定律”：“你希望别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别人。”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情况，国外有学者对“黄金定律”作了补充，提出领导者应遵循的“白金法则”，即“别人希望你怎么对待他，你就怎么对待他”。做到这一点，需要“换位”思考，了解、理解和尊重工作对象，努力满足别人的合理需求，使决策者和被决策者消除隔阂，融进平等互利的关系之中。为了避免效果与动机相悖、好心没办好事的情况，必须建立和完善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依靠集体的智慧弥补个人的不足；依靠发挥人大、政协的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民主监督，减少决策失误；充分发挥“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增强领导工作的预见能力和洞察能力；坚持没有通过可行性、不可行性的研究不决策、没有经过咨询会和听证会的不决策、没有二个以上可选择方案的不决策的制度，提高重大决策的科学性和成功率。在抓好源头控制、过程控制的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后评估机制的作用，遵循一定的原则、程序和指标，运用科学、公正、可行的方法，对政策、计划、项目等进行专业化评判，为加强和改进决策管理提供依据。

4、增强本领。创造骄人的业绩，取得过硬的政绩，说到底要靠真本事。搞改革、谋发展、奔小康，要尊重唯物论，把握规律性，用好辩证法。人类总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力量。欲成天下事，须得民众心。古人讲：政无新旧，以便民为本。历史上的许多变革，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都受挫乃至失败，有一个重要原因：“民曰不便”。这“不便”两字，往往毁了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也毁了个人。好的设想，要为人理解，得到拥护，方能成功；否则，利益关系处理不好，失去了人心，再美的蓝图，也没法实现。欲使“不便”变为“便”，赢得民心，就得靠政治智慧、领导艺术。有的人抱着这样一种逻辑：只要代表了公共利益，便天然合法，可以无所顾忌、无所约束。公共利益与部分群众的利益常常会有矛盾，不能回避要正视，不能简单地以损害一部分人利益的代价来搞建设。群众利益、生命至上，不仅仅体现在灾害中，而是体现在每时每刻，应从一点一滴维护起，尤其不能利用职权侵犯人权。鲁迅说：“改革自然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失算。”尤其是“群众利益无小事”，光唱高调不行。因为大多数人是普通人，不可能都去“治国平天下”，自己的生计都难以维系，怎么会终日心忧天下？这恰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无论道德上的义愤如何入情入理，经济学总不能把它作为证据”。庄子认为，统治者越是靠人为的手段来统治，悲惨和不幸就越多。用正确的方法来争取人心、凝聚力量，这可以说是执政者的一个基本功。发展要有新思路，不能光盯着传统资源，想着传统经济，既要看到后发优势，也应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