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人民调解工作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

[浅谈人民调解协议]自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颁布以来，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大大增强，人民调解工作的规范化程度不断...+阅读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有一个社会和谐稳定、邻里和睦相处的社会环境。而要创造这么一个环境，除了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制教育以外，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要做好人民调解，通过人民调解化解各类矛盾。人民调解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凸现,利益主体多元化，人民调解工作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伟大工程中自然而然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笔者在农村从事人民调解工作20多年，在实践中形成了“多次调解不终结、就地化解不上交”的调解模式。现浅谈一些体会，与大家共同探讨。

历经几千年，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人与人之间发生的民间纠纷依然存在，而且纠纷的特点更具有广泛性、复杂性和潜伏性。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这些纠纷，有利于化解矛盾，增进团结，共建和谐，减少上访及刑事犯罪，从而能够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的重要作用，才能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1963年，诸暨市枫桥镇创建了“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少捕人，治安好”的枫桥经验。毛泽东同志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43年的试点、推广，形成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新时期枫桥经验，其内涵都是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就地解决。因此，做好人民调解工作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

人与人之间，特别农民的邻里之间在生活、生产和工作当中没有矛盾、不发生纠纷是不现实的，发生了矛盾和纠纷也并不可怕。关键是要通过调解，互相谅解，求和，化解矛盾，促进团结。

东栅街道郭家桥村一位近80岁的老年妇女陈某，早年丧偶，生有三个儿子，因涉及拆迁，三个儿子为其母的房屋安置和赡养问题发生纠纷，村调委会和街道司法所多次调解未果，双方当事人也多次提出要到法院打官司。可调解人员总是笑着对他们说“打官司是你们的权利，我们无权干扰，不管你们是通过调解，还是诉讼，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双方纠纷的实体问题，如果母子、弟兄对簿公堂，今后你们还有笑脸吗？老人多次来街道司法所，村调解主任总是陪扶进来，司法所的同志一边端水泡茶，一边说理劝导，经过街道、村二级调解人员耐心细致地做工作，他们终于感动了、理解了、和好了，一起难解的家庭纠纷，二级调解组织先后调解了近10次，经过1个半月，终于圆满解决，弟兄几个两次到调解员家上门致谢。

江泽民同志指出：“依法治国要与依德治国相结合”，依德治国就是要以讲道德、讲文明、讲团结、讲和气的氛围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但是近年来，某些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为了减少信访件和重复、越级上访量，确保考核不扣分，乌纱不受潮，存在着一个误区，在调处纠纷、处理农民各类信访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中往往是采取简单化和有意识地把纠纷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引导他们对簿公堂，当然从工作程序上来讲也是合法的，同时也履行了职责，但仔细想想，农村邻居两家，兄弟两个，父子两代为了一道墙、一块地、一间房发生纠纷而对簿公堂，家里放着一份判决书，那可要伤害多少人的心，结多少年的冤。

XX年上半年，秀城区某村王家兄弟俩涉及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安置，弟兄俩为了争夺老人的房屋安置面积而发生纠纷，并发展到拳打脚踢，在双方扭打中弟将兄的嘴唇咬伤，造成兄毁容致残，构成重伤的民转刑案件，当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全家痛哭一场，老母亲眼看大儿子要进牢房，来到当地调解委员会，请求调解处理这起纠纷，老人边哭边诉说：“要是大儿子坐牢了，我的媳妇也跑了，孙子也无人抚养了，我老太婆只有去死了。”调解人员了解情况后，告知他们：“民事纠纷可以调解，刑事责任不能调解”，后来在当地调解人员的主持下双方达成了民事调解协议，并要求司法机关对其大儿子从轻处理。一起很简单的民事纠纷，如果双方当事人请求当地调解组织进行调解或当地调解组获悉纠纷后主动组织调解，就不可能发生这一起血案。

XX年11月，重庆市奉节县雷某在嘉兴打工期间因交通事故而死亡，雷某的亲属和事故对方当事人在交警的主持下调解赔偿问题，由于双方当事人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而调解终结，交警部门告知了雷某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权利和途径。雷某亲属因交付不起1万余元的诉讼费和律师代理费，纠集了几十人到对方当事人家里闹事，并扬言将死者的骨灰盒和二个小孩扔在其家，当地村调解主任获悉后主动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在该村调解主任的耐心说服下，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当赔偿方当事人持调解协议书向保险公司理赔时，却遭到保险公司的拒赔，理由是“保险公司理赔必须是公安交警部门或人民法院出具的调解书和判决书才有效。事后双方当事人又到交警部门要求出具调解书，而遭拒绝，理由很简单，调解已终结。本已平息的纠纷，一度又激化起来，后来该村调解主任打了市长电话，交警部门才同意出具调解书。为什么一交通事故赔偿纠纷交警部门调解不成，而村里的调解主任能够调处成功呢？为什么调解终结后，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要求交警部门出具调解文书而要通过市长电话才能解决呢？这些问题都不是交警部门和承办人的失职和错误，而有待于大家提高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意义作用和价值的进一步认识，有待于对人民调解工作深层次的探索。

做好人民调解工作，时常需要呕心沥血。东栅街道缪家圩村9岁的小学生魏某，因在学校吃话梅时食道被话梅核梗阻而发高烧送往医院诊治，住院5天后仍不能确诊。家属将他转到另一家医院就诊，不料手术不仅没有将话梅核取出，反而造成了心肺严重感染，在送往上海治疗中死亡。事发后，累计化费了10多万元医疗费的死者家属认为是医疗事故，向医院交涉，要求赔偿。然而，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则鉴定认为，魏某的死亡不属医疗事故。情绪激烈的家属立即写了“向社会讨回公道”字样并贴有小孩尸检照片的横幅，到处上访、展示，并扬言已买了10斤炸药，要炸掉医院大楼并购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要进京上访，一时闹得人心惶惶，先后惊动了省公安厅以及市、区有关部门和领导。面对一触即发的严重局面，我和派出所的同志一面一次次上门做更细的思想工作，指出采取极端行为的严重后果，努力控制和稳定家属的情绪，同时又及时与医院等有关部门进行交涉协调。经多次调解，最后终于达成了向死者家属补偿人民币7万元的调解协议，使这起长达一个多月，随时都可能转化刑事案件的民事纠纷顺利调解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