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现代文学怨恨体验的独特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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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从根本上属于民族国家集体有意识的共同心理体验，有着共同的社会文化与历史遭遇背景。下面是为各位朋友准备的现代文学怨恨体验的独特性，希望能为广大朋友带来帮助。

相比之下，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不是古代“恩德易忘，怨毒难消”的个人情感发泄，也不是古代忧国忧民忧天下的个人命运生不逢时的怨恨，而是已经属于全民族全国民的集体心理体验。正如李大钊所言：“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

①在中国古代神话里，神的喜怒哀乐产生了世界的风雨雷电;但在中国现代文学里，是世界现实的变迁引起了现代中国人的怨恨。这种怨恨不仅是《尚书汤誓》对专制暴君的怨恨，更是因民族生存对列强入侵的怨恨;不仅是《击壤歌》对寄生阶级不劳而获的怨恨，更包含对整个国家人民凄惨无告以及各国侵略者烧杀抢淫国人的怨恨;不仅是对自己前途渺茫命运坎坷的怨恨，更是面对亡国灭种危机时中华老大帝国不复存在的怨恨;不仅是底层妇女“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爱而不得式怨恨，更是中国现代妇女在经历人性、民族、国家、阶级等一系列大解放的历史蜕变中对践踏公平民主、自由正义等现代理念的怨恨;不是对君主无德的怨恨，而是推翻君主建立现代民主的怨恨;不是为治国平天下与光宗耀祖而不得的怨恨，而是对社会痼疾、封建余孽、军阀混战、民族危亡、阶级斗争、国家独立以及每个个体的创造潜力与独立人格被压抑的怨恨;不是为怨恨而故作怨恨，而是在抗击外来入侵与统一国内力量的巨变冲突中产生的怨恨;不仅是农民对贵族与统治者的怨恨，而且是全民对所有侵略者与独裁的怨恨。从理论来看，中国古代的怨恨，自“兴观群怨”到“怨愤”，从“不平则鸣”到“童心”，从“哭泣”到“怨刺”，始终没有脱离个体情怀的发泄，不是将一己悲欢与时代历史、民族社会相联系，而是将怨恨目标集中在个人遭遇、君主德行、父母专制、他人折磨、命运沧桑、贵族特权、天时地利等方面;不是在宽广的政治革命、战争物质、精神文化等背景下全民族全社会的普遍怨恨，而是局限于个人失意与落势集体、党派集团、机遇缘份、游戏规则等方面的怨恨。

孔广德把怨恨提高至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高度来理解，直接与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兴衰存亡联系。梁启超提出的“怨刺”，目的是欲新中国国民与中华民族。这种怨恨主要是由于民族创伤而不是个人伤害———虽然长期战争也导致了大量的个人怨恨，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民族创伤与民族怨恨。不仅如此，中国古代文学的很多怨恨表达，大都是个人对外在事物的怨恨，将拯救自我的希望寄托在君主与丈夫等他人的回心转意上，严重缺乏自我忏悔与自我怨恨，即使“吾日三省吾身”与“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表现出一定自我反省意识，但不是自我怨恨，而是按照儒家道德伦理要求来反省自己，达到世俗认可，从根本上不具有西方基督教“原罪”意识。

而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明显具有忏悔意识：由于西方文化伴随其坚船利炮强行进入中国现代文化，西方基督教倡导的忏悔因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体验表达，增加了许多自我怨恨的心理诉求。总之，中国古代文学的怨恨主要是个人怨恨，既不具有现代化追求，也不具有现代性体验。而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是在世界现代化追求与质疑都已凸现的历史大背景下的怨恨，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怨恨，是既在文化上与世界接轨、同时又在军事政治上面临西方强敌进攻以及在国家独立后企图取得与西方列强相抗衡中的怨恨，是追求中国现代化与避免中国现代性弊端中的具有一定忏悔意识的怨恨。不但是现代中国遭受多国强敌践踏蹂躏时产生的全民怨恨，更具有某种自我忏悔意识的对人性缺陷以及人类局限的怨恨。

古希腊将爱恨看作推动世界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因，恩培多克勒认为世界由水、火、气、土四根组成，四根结合与分离形成万物的生成与灭亡，而四根的源泉就是爱与恨，爱恨与善恶相连，恨造成恶也即世界的纷乱战争与灾难死亡。苏格拉底认为爱既不是美又不是善，爱就是对某事物的爱，一切渴求的都是它缺乏的，当渴求无法满足时就产生怨恨。亚里士多德将爱与恨结合起来提出：主动施舍爱比被动体验爱更幸福，施舍爱的一方因施爱而得到感恩与回报的快乐，被爱者除表达感恩外，欠了巨额人情债，在得到现实细微利益的庆幸心里后并无多少快乐的收获。相比之下，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即使局部细节与古代西方的怨恨偶有所同，如亚里士多德“爱人如爱己”的爱之黄金规则，与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毛泽东“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等思想异曲同工;但从整体与根本上说，两者不但方向相反，而且在具体内容与性质上也根本不同。从方向上看，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并不具有创世界的哲学意境，充其量只不过是现代中国的遭遇与社会现实的磨难使人们产生了怨恨的心理情感，而不是怨恨促使人们产生了对于世界起源的认识。从内容与性质上看，古希腊怨恨研究试图从各方面考察爱与恨作为哲学术语的内涵与外延，考量爱恨与世界的关系，将爱恨与文化哲学、教育卫生甚至国家民族、军事政治等联系起来，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将爱恨作为他理想城邦的伦理标准。而中国现代文学的爱恨不具有伦理性质，是战争与军事激发出现代中国人在情感上无比的爱与无比的恨，而不是相反。

古罗马的爱恨具有基督教的宗教含义，此后古代西方的爱恨在基督教浸染中产生特别的宗教涵义，而中国现代文学的爱恨并无多少宗教色彩，没有宗教含义与性质，只是中国现代人的情感体验而已。在整个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的爱恨观具有一定的统治地位，基督教的爱恨与认识发生关联：上帝的爱就是存在的爱，爱的存在就是上帝的爱，上帝的无限之爱就是爱的无限之在。基督教的爱不是生物学或政治学的爱，而是靠说教与信仰等方式对个体精神思想建立的虚幻境界：它既不是中国现代文学所表达的感情，也不是现代中国人追求国富民强以及自身幸福的渴望，更不是出于自己情感需要的实际人生考虑。基督教的爱很特别，不是康德式的理性，也不是民众对于爱的感受，而是一种基于貌似信仰基础之上的人对于现实世界的另一种精神触发与心理反应。

古罗马的基督徒奥古斯丁认为：上帝的爱比凡人的爱更有价值，上帝的存在比凡人的存在更有意义。生命不过是挥霍，其意义在于上帝。爱是认识的本源，爱推动认识进而实现愿望，所以爱恨情感先天于理念并决定着理智，爱比认识更先天，人的爱比人的追求意愿更先天，甚至比人的感觉直觉与思维想象都先天。奥古斯丁主张：爱具有某种本体性的地位，人们的认识或者人的意识，最初不仅与认识对象有关，同时还与人的感觉想像、思想概念也有关联，而且最终必然与爱恨有联系，从表面感觉到理智思想、人的认识，都服从于或者说受制于爱与恨的情感取舍。奥古斯丁的爱恨观，显然与亚里士多德的爱恨说大相径庭：上帝作为人与世界的本源，是施爱者而不是被爱者。上帝作为永远的施爱者才会成为人与世界的本源，人与世界作为被爱者，所以才要服从并听令于上帝的召唤。相比之下，与古希腊古罗马的爱恨观显然不同，中国现代文学的爱恨并不具有认识意义上的本源性质。古希腊的爱，其方向是从低级到高级、从卑微到尊贵、从下人到高神、从流俗到高雅、从事物到思想。相反，基督教的爱恰恰强调的是从高处到低流，从上帝到羔羊，从神圣到平庸。很明显，前者是向上的攀登，后者是向下的俯视。

古希腊的神是被爱者，而基督教的神是施爱者。古希腊的神看见卑劣就抛弃甚至惩罚，而基督教的神面对敌人也能施爱。所以，基督之爱是以爱达到救赎的愿望，不是古希腊通过认识来取得自我解救，基督之爱强调对邻人、对他人、对自己都要与对上帝一样地爱，只要承认爱是上帝的本质，那么对上帝的爱就是对万千生灵的爱以及对万事万物的爱。上帝是造物主，也就是永远的施爱者，而万千生灵与万事万物永远是被爱者。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基督教的爱恨观存在一定相通，即爱的方向是以下为本位，以弱者为本位。具体来说，中国现代文学推翻了中国古代文学以皇帝与上级为本位的帝王将相式爱恨观，颠覆了中国古代讲究等级、立足强权的势利情感立场，建立了以下层劳动人民为本位的爱恨观念，即对一切专制统治者、剥削压迫者、不劳而获者的恨与对平民老百姓、自食其力者、无私奉献者的爱：爱民族、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的以普通千百万劳动人民为本位的思想，即使就中国现代社会文化思潮而言，从三民主义或旧民主主义再到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这种思想在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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