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农民命运意识的走向

[和谐农村建设中农民心理契约的重构]导读：而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对农民“心”的管理是一个很有研究意义的课题。心理契约是组织行为学的一个概念，它反映员工和组织之间在雇佣关系中彼此应付出什么，同时...+阅读

每一个大学生都要经历撰写毕业论文的过程，毕业论文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毕业生们能否顺利毕业，所以还是要认真对待的。下面FANWEN51提供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一篇，欢迎大家阅读思考!摘要：农民群落是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农民形象的塑造总是与其命运指向紧密相关。由于特殊的心理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农民命运意识走向经历了命运的虚无主义和集体无意识的迷失到最终命运意识的觉醒与还原，体现了农民命运意识在历史转型期的艰难蜕变。

关键词：迷失还原命运意识走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农民群落是一个重要范畴。对农民意识的关注，构成了新文学启蒙主义的内容之一。尤其“五四”时期人文精神的关怀，确立了人的解放的起点，也确立了人的解放的终点。当以政治、经济变革为目的，以劳动民众为社会变革主体的时代到来之后，农民必定作为一个重要话题引起文学的关注。“我看到一些外国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许多和我们劳苦大众同一命运的人，有些作家正为此而呼号、而战斗。

”正因为如此，鲁迅才成为新文学中最早关注并倡导乡土文学之人。在这之前，周作人也曾在理论上作过阐述，他说：“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通的思想和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1918年李大钊提出了“平民主义”的口号，号召青年去接触劳工，在“劳工神圣”的口号影响下，初期文学作品中出现了表现下层工农的题材。

一新文学中，从启蒙运动到关注普通人，从对民族历史生存现状的认识到对农民命运的关注，农民形象的塑造总是与其命运指向密切相关。在上个世纪初，由于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社会的腐朽，中国社会逐渐衰弱，农村经济走向破产，农民的生活日趋艰难。20世纪中期，以乡土回忆为题材的小说真实地记录了这一时期农民的真实命运。作为乡土文学的发轫，鲁迅的小说所塑造的闰土形象更具典型性。

“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几乎是所有农民共同的灾难。他被紧紧地束缚、囚禁在土地上，承受着沉重的生活压力，连思想也被压得麻痹了。他既然无法从土地上挣脱出来，便只能认命，把痛苦归之于命运，安分守己，在对神的祈祷中求得解脱。鲁迅曾在《灯下漫笔》中概括了中国历史上交替出现的两种时代，即“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祥林嫂的命运追求也只能如此。

其他“乡土文学”作家，如彭家煌的《陈四爹的牛》、许杰的《赌徒吉顺》，也描写了农民的种种痛苦。上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作家真实表现了那个时期农民的真实遭遇，并寄予农民无限的同情。但是在那个年代，他们不可能给农民找出一条出路，所以农民命运的走向，要么是命运的虚无主义(如闰土寄希望于木偶)，要么是道德的沦丧(如杨二嫂的刻薄放肆)。在乡土文学作品中，也涉及了农民的觉醒和反抗，但更多的只带有一种自发的反抗意识。

随着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一些早期的革命作家开始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阐述农村社会结构和矛盾斗争。正如茅盾让他笔下的人物经历《春蚕》的打击，《秋收》的绝望而走向《残冬》的反抗，叶紫让他的主人公从《丰收》成灾中迸发出仇恨烈火并走向雪峰山。这样的农村题材的作品便与政治革命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农民命运意识的走向与小说主题的政治指向合二为一。在早期描写工农革命斗争作品中，蒋光赤的《咆哮了的土地》(后以《田野的风》之名出版)，是写农村革命的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作者意在展示在大革命中湖南某一村庄的农民，在矿工张进德和背叛地主家庭的革命知识分子李杰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向地主土豪进行斗争的轰轰烈烈的场面。但小说中所描绘的许多农民形象如刘二麻子、李木匠等更多还带有农村流浪汉的特征，封建的宗法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还根深蒂固，所以农民形象的塑造还未显成功，但是这种表述显示了文学对农民命运的先验性预言，后来这种话语的模式便成为“革命文学”的主要叙事方式。

当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之后，农民开始投入到自身的解放中来，继之而来的是工农命运的一个转机。一方面，历史给予他们自己掌握命运的机会，参加革命，投入斗争，投身集体，解放社会;另一方面，中国的农民受剥削、受压迫，他们强烈要求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终于展示了强大的力量。他们的社会地位空前高涨。不仅如此，知识分子与之相比也会黯然失色，也要在不断改造的同时向他们靠拢，而知识分子自卑的忏悔的社会心理也认可了这种靠拢和皈依。

这样，文学中的农民形象便高大完美起来，什么样的革命者都要经过向他学习改造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然而，农民毕竟是农民，他们不可能一下子脱离自己生活的真实的土地，那里，他曾经有过的琐碎的、陈旧的、落后的封建思想，因此，农民思想觉悟之低仍然是一个真实存在。当时在根据地，初绘黄土地的文学作品中，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当数两篇重要的作品。

针对这些表现人民落后愚昧的作品，当时因着中国革命的需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与新时期现实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矛盾。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讲话中强调，农民思想尽管还有落后面，但他们毕竟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正为民族解放付出重大的牺牲，作出重大的贡献。同时又号召作家们“应该长期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身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的前进。

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从此为“工农兵服务”便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统方针。当泛政治化语境中的命运指向决定了作家创作意识的主题指向之后，文学创作出现其虚蹈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诞生，标志着农民命运的巨大转折，社会主义农民形象的塑造完成了其最后的定格。1959年柳青的《创业史》问世，好评如潮，被誉为是一部描写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史诗，尤其是梁生宝这一形象的塑造，“在众多的正面人物当中，写得特别出类拔萃的是英雄人物梁生宝的形象……在梁生宝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崭新的性格，一种完全是建立在新的社会制度和生活土壤上面的共产主义性格正在生长和发展”。

柳青也认为：“梁生宝只不过是一个由于新旧社会不同的切身感受而感到党的无比伟大，服服帖帖想听党的话，努力琢磨党的教导，处处想按党的指示办事的农民出身的年轻党员……简单一句话来说，我要把梁生宝描写为党的忠实儿子。我以为这是当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但是，有特定的社会背景，文学作品的创作存在着艺术描写虚假甚至是粉饰现实的根本缺陷。

陈思和认为：“五六十年代公开发表的文学创作，几乎都是以拥护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国家意志为时代‘共名’，用国家最新或最后的政策条文为创作的依据，作家们从感情上确认这是摆脱了几千年来私有制度的伟大革命，不可能毫不讳饰地揭示出了这场历史变动给农民带来的真实况景。”所以也有人认为，柳青的《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就是属于意识形态的人物。浅谈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农民命运意识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