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原生态艺术及生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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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是指民间民众的生活文化习俗的统称，它与民众所处的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紧密相关，也常指一个国家、民族和地区集居的民众所创造、共享、传承的文化风俗习惯。中国民俗文化具有大农业的特点，表现为多元性和复合性、阶层性与地方性、神秘性与实用性、稳定性与变异性。民俗文化涉及生产劳动民俗、日常生活民俗、社会组织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礼仪、游艺民俗、民间观念、民间文学等。川南“盐工号子”作为一种民俗文化，它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创作演唱、并直接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民歌，有着鲜明的艺术特色与历史价值。对“盐工号子”加以整理和研究，对保护艺术文化生态以及提高民众对乡土艺术文化的认识必将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民俗文化艺术生命力

(一)对古代政治、军事的文化辅佐

人类艺术文化与盐有着特殊的关系。盐对人类的影响归根结底就是对于文化的影响。盐在个人、群体、集团、国家的权利争夺以后，人们有意识的升级利用盐资源，在规模生产、运输、销售和管理过程中创造了十分丰富的盐文化，围绕盐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历史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文化现象和文化事象，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都说明盐对人类社会的重大意义和作用。从古代四川自贡以其独特的井盐经济社会环境，蕴育出具有鲜明阶级属性的艺术文化———“盐工号子”。中国传统民俗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的是汉族的传统民俗。盐对经济文化的制约性在川南地区异常明显。从巴族的兴起看，巴国或巴民族的产生是随着盐业的兴起而兴旺。任乃强先生在《四川上古史新探》中说:“从‘咸鸟’起，才是巴族祖先可知者的开始。它可能是巫国做运盐行销的商民，故被称为咸鸟。世业不替，到了第三代，便兴盛成了巴人氏族了。”[1]由此看来，巴族的文化史，其实也就成了“盐的文化史”。西沱古镇，系出川古盐道之起点，盐道号子的形成与发展传承着古镇的文化精华。这条险峻的巴盐古道上终日川流不息的走着一群群背子客。他们背去四川的井盐、布匹、百货，换回湘鄂的药材、山货、桐油。往返1500多公里，风餐露宿，披荆斩棘。他们在巴蜀和荆楚两地建起了一条最为便捷却又最为艰险的经济文化交流通道。盐商们想尽一切办法“疏通河流”、“开凿崖壁”以延伸盐道，为了拓宽销售市场，促进盐商业的发展，所有这些劳动都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这些文化的兴起都与“巫盐”有着直接关系，也伴随着盐业经济的衰落而衰落。

西南氏族古国因盐而兴起，盐业政治与盐业文化的发展史伴随着艺术辅佐军事、政治的现象。“巴渝乐舞”是古巴盐民族在同猛兽、部族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武士乐舞。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就是由巴人组成的“龙贲”军，执着挺仗，前歌后舞，“凌殷人倒戈”，从而取得胜利。“八仙鼓舞”为长柄双面兽皮鼓，鼓面绘有八仙或图腾图案，直径约30-40厘米，鼓柄长120厘米。八仙鼓舞多为10人以上的群舞，表演时，沙锣一道，鼓手随后，一面击鼓，一面呐喊，不断变换队形，浩浩荡荡，威武雄壮。舜是我国古文明时代的一位明君，他关注“盐的采集和盐民生活……劳动之余，和解池的盐民一起，欢歌载舞……舜弹起了五弦琴，亲自创作并演唱《南风之歌》歌中唱到:‘南风之薰兮，可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阜吾民之财兮……。’①‘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②”[2]从这段历史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盐业经济环境下产生的艺术现象，起初并非单纯出于人们的审美需求，它还是领导阶级体现政治地位、稳定社会生活、巩固氏族政治的有效手段。从我国西南民族盐文化发展这条主线看，盐文化的发展一直伴随着诸多文化形态的发展而发展。西南地区的羌族祖先的“牧盐文化”，到元谋滇人的“鱼盐文化”③，从青藏哈姜行盐区，到巴楚郁山盐泉带，诸多民族的发展史都饱含着人类盐业活动的文明史。

(二)对盐工生产的文化魅力

“盐工号子”④产生于川南井盐生产过程中，这一艺术形态伴随着四川盐业文明历史，同时也为这一地区所特有。一种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必然会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而自贡的盐业，就是彩灯文化发展的重要经济支撑。在古代，盐的食用价值被确定之后，其科学价值也在与日俱增。盐作为一种古老的日常生活用品，在人民早期生活食品比较单调的情况下，某种程度上，是受崇拜的，但它总是不那么平易近人。受当时交通等条件限制，盐的运输，水运靠舟楫竹筏，陆运是靠人背马驮，到百姓手中时价格已经十分昂贵，达到“斗米斤盐”、“担谷斤盐”、“民食淡食”的现象屡见不鲜。盐一出现，就受着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高税盘剥，成为控制国家政治、经济命脉的重要手段。盐工艺术———尤其是盐业生产体力劳动过程中使用的“号子”，也直接为生产劳动服务，极大地提高了盐工的劳动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盐工号子”作为川南地区特有的一种民歌体裁，有着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与历史价值。它是川南盐业劳动人民创造的宝贵遗产，是长期共同劳动中的集体精神造物，具体体现了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的阶级情感和艺术情趣。由于劳动不同，有打盐卤时唱的《挽子歌》，音乐较自由，声调多消沉。打井时唱的《松车哨子》[3]是人推着转车跑时为统一步伐唱的，歌的速度随着车速快慢而变化。分紧车哨子、松车哨子两种。“喊号子”成了劳动过程中人体调节的必然生理反应和生理需要。盐工从事比较繁重的生产劳动，必须保证呼吸均匀、调节情绪、积蓄力量。盐工号子起到了发号施令、组织劳动、调节力量、鼓舞人心的作用。盐工号子在盐业劳中产生，又直接服务于盐业生产劳动。盐工号子表现了他们的喜怒情仇与生活状态。这样盐场艺术就成为了盐业历史的载体，属于“盐业文化”的范畴[4]。

“盐工号子”本地人称“盐工号子”或“盐工哨子”，作为川南地区特有的一种民歌体裁，它的产生与发展是艺术劳动起源说的有力佐证，有着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与历史价值。民歌起源于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鲁迅先生曾这样说过:“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动，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是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5]这段话通俗地阐述了“劳动创造了艺术的基本原理”，也诠释了艺术的内容和韵律节奏是与广大劳动人民生产劳动分不开的。“劳动号子”作为人类文化史上的一种艺术形态，除却它表面的审美价值之外，在社会过程中，确实曾作为人类劳动的生产工具，直接参与过人类的生产活动，参与过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创造。所以说“劳动号子既是劳动的产物又是劳动的工具”，艺术隐藏在审美表象背后的原始功能———直接参与人类生产劳动，增强人类生存能力，提高生产力。川南盐场人民在盐业劳动过程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极富特色的盐工音乐。如:盐井天车制造或维修过程中产生的“辊工号子”，烧盐工人移动巨大的盐锅时产生的“抬锅号子”，运盐工人或行销商人拉盐车时唱的“板车号子”，盐船运盐时吆喝的“盐船号子”，盐井钻探时形成的“打井号子”、“人车号子”⑤[6]等等。在这片土地上，自贡地区有明确记载的生产盐井就达486口，“自流井气水田成为世界上最早进行工业性开采的气水田……明天启年间(1621—1627)，自流井气水田以拥有盐井达492口”[7]。除此之外，这里还拥有世界上第一口超过千米的深井———燊海井(1001.42米)。从这些数据足可见这方人民在这方土地上付出的劳动量之大，其艺术文化底蕴之深。伴随社会的进步，“盐工号子”作为人类劳动创造的一种文化艺术形式，已不再作为一种生产手段直接参与到盐业生产劳动当中，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对促使人类文明的进步，特别是对生产劳动进行了影射，已经成为人类精神文明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8]

二作为民俗文化，盐业诗歌成为古代盐工的历史投影

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诗歌文化中，以盐业生产劳动和盐工的苦难生活、思想情感为内容的诗词歌赋非常丰富，诗歌蛰伏着蛮荒时代的最初萌芽，低吟着盐工血脉中的古老情怀，它们成为盐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描写盐业劳动的古代诗歌具有代表性的有:先秦虞舜帝作有《南风》、屈原《九章怀沙》，汉代贾谊《吊屈原》，晋代郭璞《盐池赋》，南朝释宝月《估客乐》，唐代刘长卿的《海盐官舍早春》、白居易的《盐商妇》、杜甫的《盐井》，宋代柳永的《煮海歌》、韩绛《咏盐井》、王安石的《收盐》，元代王冕的《伤亭户》、杨维桢《盐商行》、许有壬的《贾客乐》，明代彭韶《盐场》、《征盐》，清代吴嘉纪的《绝句》、《风潮行》、胡蔚《团盐谣》等等，这些诗歌是对“盐官为政异地羁旅思乡”，“当政者对盐业劳动者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和“盐业劳动者辛勤劳动”[9]的真实写照，均给予盐工深切的理解与同情。在阶级社会中，劳动人民为人类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自己却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清代人汤储蹯的长诗《扬州歌寄王霞九侍御》中这样写道:“君坐鸟台上，听我歌扬州。扬州能媚人，莫如盐商巧;扬州能杀人，莫如盐商狡。前门进贿赂，后堂听声歌。歌声犹未歇，炮台非霹雳.......但见负盐人，哭声震道旁……口渴不得浆，腹肌不得食。有盐全家笑，无盐全家泣……富儿以盐生，贫儿以盐死。死者恨茫茫，冤魂思故乡……”。[10]在这种贫苦的生活与繁重的生产劳动中，劳动人民依然创造了自己的优秀音乐文化。这些盐业诗歌都是“中国盐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浓缩着盐业文化的精华”[11]，这些“现实主义色彩比较浓重”的盐业诗歌，充盈了民族的生命与灵魂，使人类艺术之光夺目绽放。诗歌赋予我们美妙的遐想，震撼我们多感的心灵，成为盐业历史的投影。

三川剧的生成与发展:“盐工号子”的又一民俗文化表现形式

如果说“盐工号子”直接产生于盐工的艰辛劳动过程，那么“盐文化环境”中的地方戏曲文化则与盐业经济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盐工号子”是盐业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创造的艺术，盐业经济有孕育着“地方戏曲”的生长。“盐工号子”是盐业有产阶级“高官巨贾”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与权势借助于劳动人民之手创造的“高雅文化”。学者对“盐文化”和“淮剧艺术”的关系作了具体论证，阐述了“盐文化与淮剧艺术”的关系，提出了对“地方戏进行升入挖掘、细致整理的研究工作”的建设性意见⑥。文章说:盐城地方戏的产生和发展是盐业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古大丰境域是古盐运集散地，也是盐文化与淮剧艺术的集散地，诸宫调在淮剧中被引入和相对完整的保留，既是盐业经济繁荣的结果，又是盐业经济衰落的真实反映。这足以说明了“盐文化”与“地方戏曲文化”有着不解之缘，“艺术文化”是盐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2]。此外，《两淮盐区的地方戏艺术》一文也论述了盐业经济和地方戏曲文化之间的关系。[13]说明两淮盐业经济在地方戏剧形成、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川剧的产生和发展也离不开其赖以生存的川南盐业经济土壤。《论扬州海盐文化遗产的整理和修复》一文中说:“这些包含着盐民、船民、挑夫血汗的银两，形成了扬州独特的地方文化，其中饮食、园林、刻书、玉器、建筑、戏剧等，无不有盐业经济的支助，从而形成了十分珍贵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存。”[14]这段话不仅道出了下层盐业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也表明了在经济高度发展、社会分工细化以后，经济的发展对于诸多类型的文化的发展起到的保障作用。近代川南盐业经济的繁荣必然带来该地域文化上的繁荣;其中，艺术文化的繁荣表现最为空前———就自贡地区戏曲音乐文化来说，发端于资阳地区的一种地方小戏———“川戏”的一支，借助这一时期盐业经济的繁荣，融“百戏”之长，快速发展成一种远近闻明的新剧种———“川剧”。中国戏曲的起源是很早的，它在原始社会的“歌舞”形式中就存在了，但戏曲艺术的发展是很迟缓的，因为它的形成取决于它赖以存在的客观环境。川剧艺术文化已经名噪国内外，四川盐业经济昔日的繁荣为川剧艺术的辉煌创造了客观条件。

四民俗文化的艺术魅力:“盐工号子”的生命意识再现

历朝历代盐商大多对戏曲、茶食等民俗文化颇感兴趣，并且有很多人在著书立说方面做出不菲的成绩，给后世带来了功不可灭的影响。明末徽州盐商吴继仕著有《音声纪元》⑦一书，它既是徽州吴氏刻书的代表作品之一，又是一部重要的等韵学著作。“这本书的主要创作宗旨是‘纪音声之所自始’。书中大量运用了律吕、气数、易卦等理论‘附会’音韵，所以《徽州府志》将《音声纪元》划归为经部乐类……近代学者也多把它当作一部音韵学著作，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它的价值。”这部著作对后人进行出版学、文献学、音韵学、方言学等诸多角度的研究均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自然生命存在的同时只有也具备其文化生命，生命才“活”，才产生意义。在人类发展史上，人的存在是文化生命价值的源泉，是“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把这些对象人性化了，使它们成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尺度和标志”[15]。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盐业文化在人类文化生命发展运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总之，我们考察川南特定的“经济环境”下的盐文化艺术，对盐文化与艺术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和归论:1、解释“盐文化”对“艺术文化”发展的影响以及艺术文化对于该地区盐业生产的反作用。2、阐述盐业经济发展情况对于艺术文化发展状态的影响。3、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分工是艺术文化功能产生变异的深层根源。4、人类文化生命赖以存在的生产劳动是艺术文化乃至人类创造的诸多文化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我们对川南盐文化艺术的考察只是一个开端，我们要深入研究川南“盐工号子”，更加深刻地解释艺术文化历史现象，对盐文化艺术发展的未来作出合理预测，使盐文化这种民俗文化的存在与发展更好地为人类个体生命品质的提高和人类社会生命运动的健康发展服务。

民俗文化原生态艺术及生命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