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地区文学流派综论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文学流派,其中有一类是以地域命名的。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江南地区文学流派综论的论文哦!

摘要宋元时期才开始产生的中国古代以地域命名的地域性文学流派,基本出现于南方地区,尤其是明末清初才开始产生的自觉型地域性文学流派更是集中于以环太湖流域为核心的江南地区,这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及文学重心南移的结果。江南地区自觉型地域性文学流派,除具有地域性文学流派的一般性特点外,还有四个特点:以诗文结社为依托;以当地望族为支撑;以一种文学样式为主,同时诸体兼善;绵延的时间较长,有的演变为新的流派。诗文方面:北宋后期有江西诗派,元至明初有睦州诗派、浙东诗派、越诗派、吴诗派、江右诗派(也称西江派)、闽诗派、岭南诗派,明中期有茶陵派,晚期有公安派、竟陵派、闽派,明末清初有云间诗派、虞山诗派、娄东诗派、河朔诗派,清康熙年间至近代则有秀水诗派、浙派、高密诗派、桐城派、阳湖派、湘乡派、湖湘派及同光体中的闽派、赣派、浙派等;词方面:北宋前期和宋末元初均有江西词派,明末清初有云间词派、柳洲词派、西陵词派、梅里词派、松陵词派、荆溪词派(即阳羡词派)、梁溪词派、岭南词派,清康熙以后至近代则有浙西词派、常州词派、吴中词派、临桂词派等;曲方面:明代中晚期有越中派、吴中派、昆山派、吴江派、临川派,明末清初有苏州派等。

关键词明清江南文学流派

一

考察这些文学流派,我们发现,以地域命名的,不一定就是地域性的文学流派。如江西诗派、茶陵派、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湘乡派、吴江派、临川派、临桂词派等,均以领袖或代表性人物的籍贯命名,而基本成员有半数以上并不是这一地域的人,因此这些流派的地域性特征并不明显。但以地域命名的大多数文学流派,领袖或代表人物及基本成员往往是同一地域的人,地域性特征非常明显,毫无疑问是地域性文学流派。

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审视这些地域性文学流派,可以发现,在时间上,宋元两朝有零星的出现,至元末明初始盛,明代中期以后至清代遂蔚为大观,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地域性文学流派;在空间上,基本上集中于南方,特别是长江以南,尤其是以环太湖流域为核心的江南地区,明末清初以后,在北方地区才有零星出现。

二

元至明初出现的睦州诗派、浙东诗派、越诗派、吴诗派,都是江南地区的地域性文学流派。其中睦州诗派之名称出现于元明之际,宋濂《故诗人徐方舟墓铭》:先是睦多诗人,唐有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频、施肩吾,宋有高师鲁、滕元秀,世号为睦州诗派。[1]睦州即严州的古称,唐时称睦州,北宋末年改称严州,直至明清时期,地域范围相当于今天浙江杭州市西部的桐庐、建德、淳安一带。宋濂所说的睦州诗派,实际不过是自唐至宋的睦州诗人的集合体,而且这个集合体又是历时性的,自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甚至连非自觉型的文学流派也够不上。清人顾嗣立将元代中叶至末期的马莹、徐舫、何景福等人称为睦州诗派。[2]现代学者又由此引申、归纳出浙东诗派,以陈樵、李裕、李序和项诇属之。[3]如依照通常的将流派分为自觉型与非自觉型两种的划分法,睦州诗派和浙东诗派都是非自觉型的文学流派。

越诗派、吴诗派是明人胡应麟提出来的: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越诗派昉刘伯温、闽诗派昉林子羽、岭南诗派昉于孙蕡仲衍、江右诗派昉于刘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踞一方,先驱当代。[4]根据今人的研究,吴派是指以苏州为中心的苏南和浙西一带的诗人。《明诗纪事》所收属于吴派的诗人共130余人,约占所收明初诗人的33%左右,这派诗人以吴中四杰及北郭十友中的人物为主要人员,虽并非全部是吴人,但均长期活动于此;越派确切一些说应是浙东诗派,《明诗纪事》所收明初浙东诗人共80余人,约占其所收全部明初诗人的20%左右。[5]可见越诗派、吴诗派实际大致相当于以省级为单位(又与省级稍有不同)所划分的地域性诗人群体,如果称得上是流派的话,自然也是非自觉型的。

戏曲领域中的越中派、吴中派、昆山派则是近现代研究者所命名的文学流派。越中派指的是明后期的徐渭、叶宪祖、吕天成、王骥德及明末的单本、祁彪佳、孟称舜等明代绍兴籍曲家;吴中派则是指明中后期生活在苏州一带的祝允明、唐寅、郑若庸、张凤翼、梁辰鱼等为代表的曲家;而昆山派指的是在昆山腔经过魏良辅改革后以昆山腔作为声腔标准创作剧本的曲家,包括了梁辰鱼、郑若庸、张凤翼等吴中派为主体的曲家。可见今人所命名的这三个曲派,实际也只是三个曲家群体,也是非自觉型的地域性流派。

以上这些产生于江南地区的文学流派都出现在明末以前。由此可知,直到晚明,江南地区的地域性文学流派基本上属于非自觉型的,自觉型的文学流派还未出现。

三

以云间派的出现为标志,江南地区自觉型的地域性文学流派产生于明末清初。云间派是明末清初出现于松江(别称云间)的一个诗词流派。此派以云间三子陈子龙、李雯、宋征舆为代表,尤以陈子龙为魁杰,成员达数十人。有较高成就者除以上三人外,还有夏完淳、黄淳耀、宋征璧、宋存标、周茂源、周稚廉等。该派成员大多诗词兼善,不少人还擅长散文,因此既称云间诗派,又称云间词派。虽然在具体的成员构成上,诗派与词派的成员之间互有出入,但主体成员则是同一批人。以陈子龙为代表,该派论诗主张模拟古人,追求形似,是明代前后七子复古派的继承和发展;在词学上,强调词的雅正,以南唐、北宋婉约词为典范。可见云间派有领袖或代表性人物,同时有相对固定的基本组成人员,有共同的创作主张或追求,同时形成相似的创作风格或特色,处于同一地域中,彼此间又相互唱和往还,关系密切。因此,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自觉型地域性文学流派。

稍后出现、差不多同时存在的虞山诗派、娄东诗派,与云间诗派一起被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诗歌流派。与云间诗派一样,是典型的自觉型地域性诗歌流派。

虞山派以常熟人钱谦益为领袖,主要成员冯舒、冯班、钱陆灿、杨炤、严熊、钱曾、孙永祚等也大多是常熟人,因常熟城西有虞山,故虞山、海虞为常熟别称。以钱谦益为代表,在学诗主张上,该派推宗宋调,与云间派、娄东派宗唐的复古主张有异。在创作上能摆脱模拟古人的习气,追求神似,有独到之处。

娄东派以太仓人吴伟业为领袖,主要成员有被称为娄东十子的周肇、许旭、王撰等人,他们都是吴伟业的追随者。因娄江(浏河)流经太仓,故称娄东。该派论诗,与云间派的复古主张较接近,但在取法上不墨守盛唐,对中唐和北宋的诗歌也有所借鉴,故在诗歌创作上能形成清丽委婉的风格。

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词派,除云间词派外,还有柳洲词派、西陵词派、梅里词派、松陵词派、荆溪词派、梁溪词派、阳羡词派等。

柳洲词派是出现于浙江嘉善县治魏塘一带的词派,魏塘熙宁门外有柳洲,建有环碧堂,嘉善一带文士结柳洲社于此,故称。此派开始于明万历、天启年间,延续至清康熙年间,长达百年之久,以钱继章、魏学渠、曹尔堪等为代表,据《柳洲词选》及其他词集所收录,词人达180多家。原本宗尚花间,国变后转为悲凉。

西陵词派,又称西泠词派,是活动于杭州的词派,西陵、西泠为杭州的别称。该派始于明末,绵延于顺治、康熙两世。近百年间,从先后传承的辈分来说,约可分属三代。即以徐士俊、卓人月为先驱,以西陵十子中的张纲孙、毛先舒、沈谦、丁澎为中坚,洪昇、沈丰垣、陆进、俞士彪、张台柱、徐逢吉等西陵十子的门下为后进。[6]以《西陵词选》所收,词人达175家。该派宗旨为兼收并蓄,不拘一格,词人创作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梅里词派活动于嘉兴梅里,今称王店,在嘉兴城西30里,与今海宁市府所在地的硖石相接近。《梅里词辑》所收,上起明清之际,下迄乾隆期间。一个半世纪里,梅里一地的词人多达九十多人。[7]该派以朱彝尊为宗主,李良年、李符为羽翼,较有影响的词人尚有王翃、王庭、朱一是、周筼等。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松陵词派、荆溪词派、梁溪词派,这是分别活跃在吴江、宜兴、无锡三地的地域性词派,也分别以各自的郡邑词选《松陵绝妙词选》、《荆溪词初集》、《梁溪词选》而为后人所知。这些郡邑类词选及相关诗文选集的编选,对地域性文学流派特别是小型地域性文学流派的文学思想、创作风格的规范和文学群体的聚合,均有较大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荆溪词派也即通常所说的阳羡词派。宜兴古称阳羡,境内又有荆溪流经,故阳羡、荆溪皆为宜兴的别称。该派以陈维崧为主要代表,推尊词体,崇尚苏辛词风,故各家之词以豪放为基本风貌。

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地域性文学流派以自觉型的为多,但也仍有非自觉型的文学流派存在,戏曲领域中的苏州派即是其中之一。苏州派是指李玉、朱[j1] 、朱佐朝、叶时章等明末清初活动于苏州一带的戏曲作家。他们并无明确的结派意识,而是他们的创作成果客观上呈现出某些共同的倾向,或者他们之间存在某种自然的联系,以后的研究者在认识、研究他们时,把他们归于某一集团或流派。[8]

清康熙以后直至近代所出现的江南地区地域性文学流派,基本上属于自觉型的流派,非自觉型的流派很少,这里不再一一辨析。

四

综观明末清初以来江南地区属于自觉型的地域性文学流派,除具有自觉型文学流派的一般特点外,还具有以下的特点:

1.以诗文结社为依托,有较为频繁的社事活动文人结社始于唐五代,自宋元以来渐盛,至明代中期以后极盛,明末清初尤盛。入清后因统治者明令禁止结社而渐衰。文人结社,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创作群体,内部互相唱和,关系密切,容易产生领袖型人物和骨干成员,形成趋于一致的创作主张和创作风格,从而由诗文结社演变成自觉型的文学流派。尽管许多诗文结社最后并未发展成为文学流派,而文学流派也不一定非得先有诗文结社不可,但许多自觉型文学流派往往与诗文结社有着密切联系,其中有不少流派即是由诗文结社发展演变而来。如云间派,它的早期结社有昙花五子社和小昙花社,至明崇祯年间夏允彝、陈子龙等结成几社,经发展壮大,成员多达百人。后来几社又分化出求社、景风社,景风社又分化出雅似堂社,求社则分化出赠言社、昭能社、野腴楼社等。虞山派的结社则有拂水社和成社。柳洲派则结有柳洲诗社,梅里派所结社现在可知的有萍社、观社等,西陵派成员参加的早期的结社有登楼社、南楼社,后又有西泠十子结诗社于湖上。

晚明以来特别是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由单纯的文学创作的社事活动演变成为带有政治性的党社组织。如明末由太仓人张采、张溥创始的复社。复社原以兴复绝学为宗旨,是个带有复古倾向的文社,但由于它以东林党的继承者自居,与东林党相呼应,积极参与明末的政治斗争,因此又是一个政治性的组织。全盛时它的成员多达3000名,遍及全国十多个省份,而江南地区是它的核心地带,成员尤多。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诗词流派,有许多与复社及东林党这些政治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与云间派互为表里的几社,后来并入复社,成为复社最重要的力量之一;虞山派领袖钱谦益以东林党后期党魁的身份成为复社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娄东派领袖吴伟业与复社的创始人娄东二张同籍,因政治上与二张同气相应,顺理成章地成为复社的领袖之一。这三派的成员中有许多是复社成员是不难理解的。柳洲、梅里、西陵三派的成员中也有不少是复社成员。[9]而西泠十子中至少有陆圻、柴绍炳、丁澎三人为复社成员。

2.以当地望族为支撑,许多成员出身望族吴熊和先生在分析柳洲词派的构成与家族背景时,具体以钱氏、魏氏、曹氏、柯氏为例,指出柳洲词派成员多出于当地望族,一门数代,风雅相继。[10]吴先生所指出的柳洲词派的这种现象,实际是明末清初以来江南地区地域性文学流派的普遍现象。云间派中的宋氏、董氏、徐氏、杜氏、周氏、李氏、高氏、王氏等家族是这样,[11]阳羡词派中的陈氏、史氏、储氏、任氏、万氏、徐氏等家族也是这样。[12]其实,不光是明清之际的词派如此,这时期的诗派也往往如此。如虞山诗派中的钱氏、冯氏、严氏、瞿氏等,娄东诗派中的吴氏、王氏、陆氏等,要么是书香世家,要么是簪缨世家,或者二者兼具。这里以娄东诗派为例,该派的领袖吴伟业本出自昆山望族,祖上三代仕宦,祖父辈始从昆山迁至太仓。该派的核心成员娄东十子(也称太仓十子)中,王揆、王撰、王昊、王抃、王曜升、王摅六人出自王氏。太仓王氏望族有太原王氏和瑯琊王氏之分,太原王氏即王锡爵家族,瑯琊王氏即王世贞家族。王揆、王撰、王抃、王摅兄弟四人出自太原王氏家族,曾祖王锡爵为嘉靖四十一年榜眼,万历年间曾任首辅;祖父王衡则为万历二十九年榜眼,授翰林院编修;父亲王时敏崇祯年间官至太常寺少卿,入清不仕。自王锡爵至王时敏,俱能诗文,并擅制曲。王时敏兼工山水画,是明末清初画坛领袖。王昊、王曜升兄弟则出自瑯琊王氏,高祖王忬为嘉靖进士,官至蓟辽总督,后为严嵩父子害死;曾伯祖王世贞为嘉靖年间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是嘉靖、万历年间文坛领袖;曾祖王世懋也为嘉靖年间进士,官至南京太常寺少卿,也为嘉靖、万历年间著名诗人。太仓二王氏均是由簪缨世家演变为文化世家的。

3.虽以诗或词名派,实际往往诸体兼善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地域性文学流派,虽多以诗派、词派命名,实际上往往是诗词兼善,并不局限于诗或词一种体式。只是相比较而言,一种文体方面的成就比起另一种来,更突出些或更为后人熟知些。云间派是个诗词兼善的流派,因此同时有云间诗派和云间词派的名称行世。实际上,云间派的作家中许多还擅长散文及辞赋,如陈子龙、夏完淳等,可说是诸体兼备,一专多能。而与云间派互为表里的几社,是个文社,最初也是以探讨古文创作为目的而结社的。柳洲词派、梅里词派、西陵词派等以郡邑词选而得名的词派,同时也往往是诗派,其中的许多成员,除有词作被郡邑词选所选入、部分人有词集单独行世外,他们往往还有诗文集存世,许多人的词是附在诗文集中的。而柳洲词派的成员所结成的柳洲社实际上是个诗社,所进行的社事也是以诗文创作为主的。又如西陵十子,既是词人同时也是诗人、古文家,有《西泠十子诗选》行世,本来还拟编选《西泠文选》之类,因遭乱未果。他们在西湖边所结成的西泠社,也是个诗社,也是以创作诗文为主的,从现存的个人别集看,往往也是诗文之作多于词作。而西泠派的成员,除诗词文外,许多人还兼擅戏曲,正如吴熊和先生所指出的,西陵又为戏曲渊薮,杂剧、传奇俱多作者。[13]

虞山诗派、娄东诗派以诗派命名,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作为山水画派的虞山派、娄东派。同时存在的两个属于不同艺术门类的同名派别之间,往往也互相交往,甚至存在交错现象。因此,虞山诗派、娄东诗派的成员同时也是虞山画派、娄东画派的成员的现象也并不少见。这些人的创作往往不局限于诗词古文,而是兼擅书画,像虞山诗派中的钱谦益、钱曾、冯舒、冯班等即是如此。

明末清初文学流派的成员中这种一专多能的现象,一直持续至清代中叶及以后,如清代前中期既有作为词派的浙西词派,又有作为诗派的浙派,而这两个流派的成员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这些成员既是诗人同时又是词家。同样地,常州词派与阳湖派,一为词派,一为文派,这两派的成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重合的,这些成员既是词人同时又是古文家。

4.绵延的时间往往较长,其中有的文学流派在后来产生变异,成为新的流派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地域性文学流派,往往始于明末天启、崇祯年间,绵延至清代顺治、康熙年间,长达数十年甚至近百年,而从代际传承方面来看,往往持续有三至四代,如云间派、虞山派、柳洲派、西陵派、梅里派等均是如此。明末清初以来的这些文学流派,有的在发展过程中产生变异,形成新的文学流派,并且走出了原先地域性流派的狭小天地,发展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主流派别。而这又可以分两类情况:

第一类是几种流派汇聚成一种流派,如明末清初的柳洲词派、西陵词派、梅里词派等发展至康熙中叶以后,汇入浙西词派中。又如清初的柳洲诗派、西陵诗派与后来兴起的秀水诗派等一起汇聚成浙派。而作为词派的浙西词派和作为诗派的浙派虽然其成员多为浙江人,尤其多浙西人,但这些流派在清中叶康熙、乾隆年间风靡一百余年,至嘉庆初年以后才渐趋消歇,属于名副其实的全国性文学流派。

第二类是一种流派发展到后来产生分支,孕育出新的流派,如兴起于清嘉庆年间的常州词派即是。常州词派在兴起之初,其成员主要为常州籍词人,是个地域性很显著的词派,自周济拓宽常州词派的创作途径之后,影响渐大,近代以来遂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流派,至清末民初,别立出临桂词派。虽然临桂词派的成员如郑文焯等并非常州词派所能笼括,但其多数成员如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等则是常州词派的后劲,因此临桂词派被视作常州词派的别支应当是可以成立的。

五

考察中国古代地域性文学流派的产生、发展,可以发现:它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产物。众所周知,东晋以前,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在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北方地区,也即习惯上所称的中原地区。东晋南朝以来,由于北方地区长期战乱,中国经济的重心开始向南方的长江流域一带迁移;在唐代安史之乱之后,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至晚唐五代,南方经济开始超过北方,至两宋时这种南移基本完成。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来的是文化重心的南移。晋室的衣冠南渡,使南方地区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得到初步发展,唐五代时文化的重心也开始南移。北宋以来尤其是宋室的衣冠南渡,文化重心也南移至长江流域。南宋以后,直至明清时期,以环太湖流域为核心的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而宋元时期地域性文学流派在南方地区有零星出现,这正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重心完成南移之时。自那时以来,地域性文学流派大多集中于南方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特别是明末清初开始出现的自觉型地域性文学流派更是以环太湖流域为核心的江南地区为集中地,正是这一地区自南宋以来尤其是明清时期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的结果。

那么,五代以前,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在北方地区,北方地区为什么就没有出现地域性的文学流派呢?这是由北方地区的地理环境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人文环境造成的。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北方地区,西面主要为黄土高原,东面主要为华北平原。无论是高原还是平原,地势一般较为平缓,人们之间进行各种形式的交往均较为便利,因此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比较容易形成一个整体。事实上,自夏商周三代以来,这里就在历代王朝的统治疆域之内。而秦代以来实行的书同文,车同轨,使得北方各地在文化上的差异也变得越来越小。而且,在唐五代以前,全国的人口基数一直偏小,而且这一时期文化的普及率尚低,能识文断字的人还不多,文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为士族所掌握,相应地产生的文学家也较少,作家能够形成地域性群体的机会也少,自然很难形成地域性的文学流派。

而南方地区多山区、多丘陵、多湖泊、多河流,由此分隔出相对独立的大小不等的若干个区域,各个区域之间的自然环境差异较大,文化环境也大不相同。相对于北方来说,这里开发得又比较晚,而且开发时间上又有先有后,由此造成不同区域之间在经济、文化上的差异,容易形成带有很强区域性特征的地域文化。而且自唐五代以来,相对于北方地区来说,这里战乱较少,社会相对安定,人口增长也较快,同时由于科举制度的实行,加剧了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文化普及率提高,人人皆有能力创作文学,因此出产的作家数量也较多,自然出现很多以自娱为目的的带有私人化倾向的文学群体,也就容易形成带有地域性的作家群体、产生出地域性的文学流派。而当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之后,南方地区产生地域性文学流派也就有可能成为现实。胡应麟《诗薮》中所指出的明初南方地区五个地域性流派的出现即是如此。

以环太湖流域为核心的江南地区,先秦时为越族聚居地,春秋时虽分属吴、越两国,但两国同文同种,文化上绝难分开。后来吴国为越国所灭,越国又为楚国所灭。历史上所称的江左、江东、三吴,主要指的就是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在经济、文化方面是联接在一起的。至唐代,这一地区同属江南东道,五代时为吴越国核心地带,宋元时为浙西地区。入明以后,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意志,人为地将它分为两个不同的省级行政区。尽管如此,经济、文化上仍然具有一体性。在明代,江南地区包括了苏、松、常、杭、嘉、湖6府,至清代雍正年间,由于太仓州升为直隶州,从苏州府中分离出来,从而成为6府1州。在明清时期,这一区域内的府一级的行政区划基本稳定,但县级行政区划则变动较多,主要是新县不断从旧县中分离出来。除去常州府属的地处江北的靖江县、杭州府属的地处西部山区的富阳、新城、临安、于潜、昌化共6县不计外,明时江南6府有33县(州),清时6府1州增至46县(州)。

唐宋以来,这一地区即为全国经济重地。韩愈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14]苏轼也说:两浙之富,国用所恃。[15]南宋时期,由于迁都于此,一跃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南宋灭亡后,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地位并没有随之丧失。丘濬说: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16]至晚明时期,这一地区的商业经济极度繁荣,出现了许多以粮食贸易及丝绸、棉花纺织、贸易著称的工商业市镇,为史家所羡称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即产生于这一地区。

文化事业方面,宋代尤其是南宋以来,这一地区是全国的刻书业中心,出产的文学家也最多,科举方面的优势也日趋显现。明清时期,这一地区是全国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无论是出产的文学家、艺术家,还是出版家、藏书家,其数量均在全国名列前茅。同时,这里又是全国科举最发达的地区。无论是出产的进士数还是巍科人物(状元、榜眼、探花及会元、传胪)的数量均居全国首位。据统计,明清两朝全国共录取进士51 681人,而江南6府1州共考取进士6770人,占全国总数的1310%。[17]而巍科人物,明清两代全国共有1008名,江浙两省为481人,占全国总数的4950%。[18]而江浙两省的这些巍科人物,大多集中于江南地区的6府1州中。

明清时期,环太湖流域为核心的江南地区在经济、文化上仍然属于一个整体,但由于这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人口的急剧膨胀,尤其是地方望族的兴起,以一府或一县为区域的郡邑文化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隋唐以来所实行的科举取士制度,经两宋至明清日益完善,成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明清时期,由于这一地区成为全国科举最发达的地区,由此造就了无数因科举起家的世家大族。这些望族往往绵延数世甚至十数世,除了一部分望族继续在科举方面占有优势外,相当一部分望族往往由簪缨世族转化为文化世家,其子弟在不废弃举业的同时,往往较多地从事出版、收藏等文化事业和诗文、书画创作等文学艺术活动,有的甚至放弃了举业而专力从事这些事业。这些世家大族往往又通过婚姻等关系,连结成具有血缘关系的网络,彼此之间交往密切,在当地的各项文化活动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这些彼此之间有着各种关系的世家大族的子弟不仅参与当地的各项文化活动,而且成为这些活动的骨干。由于他们的参与,一些有着较为固定的活动场所、较为充裕的活动经费、较为固定的人员所组成的规模较大的文化群体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带有地域性特征的文学流派(或艺术流派)也就从这些文化群体中产生出来。

注释：

[1]宋濂:《宋学士文集》卷49,《四部丛刊初编》景明正德刊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1926年。

[2]参见顾嗣立编:《元诗选》二集《沧江散人徐舫》之小传(北京:中华书局, 1987年,第1034页)、三集《铁牛翁何景福》之小传(北京:中华书局, 1987年,第572页)。

[3]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年,第506页。

[4]胡应麟:《诗薮》续编卷1,北京:中华书局, 1958年,第327页。

[5]王学太:《以地域分野的明初诗歌派别论》,《文学遗产》1989年第5期。

[6]吴熊和:《〈西陵词选〉与西陵词派明清之际词派研究之二》,载《吴熊和词学论集》,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9年,第406-407页。

[7]吴熊和:《〈梅里词缉〉与浙西词派的形成过程明清之际词派研究之三》,载《吴熊和词学论集》,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9年,第425页。

[8]李玫:《明清之际苏州作家群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第14页。

[9]参见吴熊和:《〈柳洲词选〉与柳洲词派明清之际词派研究之一》,载《吴熊和词学论集》,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89页。

[10]吴熊和:《〈柳洲词选〉与柳洲词派明清之际词派研究之一》,载《吴熊和词学论集》,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9年,第389-391页。

[11]刘勇刚:《论云间地域与名门望族对云间派的影响》,《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