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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期影响稳定的主要因素及其对策

11月20日 编辑 fanwen51.com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现代化转型毕业论文]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正在朝着现代化转型,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关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论文,大家一起来看看吧。导读:定土地制度的设置主要在于两个根据。这也是在为土地制度的又...+阅读

内容提要:目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时期,以收入差距为突出标志的各种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的冲突,正在使一系列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不断显性化。正确分析和判断变革时期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各种因素,并迅速出台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已成为我国决策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探讨了目前影响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并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关键词:社会转型利益矛盾分配不公对策

发展既是机遇,也对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任务更加艰巨,过程也更加错综复杂,它包括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从血缘亲族聚居的乡村社会向城镇社区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型,从单一性社会向多样性社会转型,从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型等若干个方面,由此带来的社会成员流动性的增加、社会各个方面的巨大摩擦以及对社会价值观念和人们心灵的强烈冲击和震荡既不可避免,又必然影响到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基本态势。本文对目前影响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一、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因素

当前影响我国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分配不公是各种不稳定因素中的主流

社会分配不公问题,近年来已成为各阶层普遍关注甚至不满的焦点。改革开放之前,我国贫富差别不大,因此经济学界未对基尼系数做过计算。据估计,1980年,中国大陆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基尼系数为03左右,整体差距不大。到1988年,抽样调查显示,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已上升至0.382,1994年为0.434,1998年,进一步上升至0.456。1998年与1980年相比,中国基尼系数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在客观意义上看,社会收入分配不公既指收入差距过大而造成的两极分化,又指分配过程中个人机会的不均等及同工不同酬等违背按劳分配原则的各种现象,两者都会造成公众心理上的不公平感,从而引发剧烈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影响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二)腐败问题。腐败可以被视为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表现之一。虽然目前的反腐倡廉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效,但反腐肃贪工作形势依然严峻。从当前检察机关立案处理的腐败案例来看,腐败现象已经呈现出一种“广”、“大”、“深”、“高”、“新”的特点。“广”是指腐败现象发生的范围具有广泛性;“大”是指腐败的大案要案多,犯罪金额大;“深”是指腐败已经由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渗透;“高”是指罪犯职务层次高;“新”是指证券、股票、土地批租等新商品要素市场和权力领域成为腐败分子新的作案热点。腐败现象对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严重危害了法治的实现。更重要的是,腐败不仅严重侵害党和政府的肌体,干扰经济、政治秩序的正常运行,而且已成为产生社会不满的又一个根源,直接危及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因而可能成为诱发政治和社会冲突的重要因素。

(三)政治体系和社会运行不规则之间的矛盾。政治规范是政治合理化以及正常运作的保证,社会规范是指社会成员和利益群体有序行为的保证。政治和社会的变革使旧有的规范体系受到挑战,效力弱化或丧失,而新的规范体系一时难以建立起来。在新旧规范交替之际,既有因规范缺乏而留下的空隙和漏洞,又有因人们在两种规范之间无所适从而出现的盲目行为。对于我国的渐进式改革来说,制度创新需要连续、逐渐地推出,而且每一项新制度的产生往往要经历一个从实验到推广再到完善的过程,因而现实生活常常会出现政策先于法律或新的政策与法律因为不配套而相互冲撞的现象。在人们的利益观念和利益欲求普遍上升的年代,这些漏洞和矛盾便成为违背规范和悖于主导价值而不择手段谋取个人利益、分割公众利益的行为与动机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和托辞。同时,转型时期游戏规则的不清,必然造成政治和社会主题一定程度的无序运动,导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撞,从而形成可能危及政治和社会系统的整合与正常运作的诸多因素。

(四)国内的信念危机与国际环境的干扰。转型时期,观念和体制新旧并存,社会价值观的多元混杂,使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和社会主体很容易产生矛盾与困惑。同时,社会主义制度在过去虽然取得过巨大的成就,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僵化体制和“左”倾思想,构成了继续进步的阻碍力量,不改革将葬送社会主义,改革将面临种种干扰。当前的经济体制及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失业和下岗人数的增多,社会分配不公的客观存在,促使人们重新认识几十年来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工人阶级作为国家主人翁的信条,极易产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危机。另一方面,在国际大环境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的时期,中国的转型与之有着较大的落差,并且必然与之相互交叉和撞击。世纪之交的世界经济、政12全文查看治格局也正在发生转换,国际经济和综合国力的竞争空前激烈,不确定因素很多。而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渗透,国际上“遏制”中国的诸种论调和行为,也前所未有的激烈。国际环境的干扰和国内信念的危机一旦相互结合,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政治、社会稳定的危害之大必须加以警惕。

二、维护转型期政治与社会稳定的对策

解决转型期我国社会各阶层

的利益矛盾问题,应该从大局出发,从大处着眼,既要进一步坚持改革开放,又要建立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机制。前者是说,我国现阶段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差距是由于改革开放而后才出现的,所以说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根本措施,也就是说要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问题;后者是说,尽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差距的存在是由于改革开放形成的,必须用发展的办法来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但也是一个要通过一定的防患于未然或以强制性措施遏制不稳定态势生长的手段问题,这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应该相互并重,而不应该有所偏废。

具体说来,要维护转型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稳定,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在社会分配领域,应该更加注重分配机会的均等,兼顾分配结果的公平,保持各阶层和群体利益的相对均衡。在协调、解决社会各阶层利益矛盾的时候,要注意使社会各阶层或群体在分化、重组、摩擦、融合中保持平衡,这乃是政治和社会稳定得以维护的真正考验之所在。当前,社会各阶层对按劳分配已经开始产生新的认识对收入差距本身的承受能力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对收入分配中的无序现象,也就是说对分配不公,尤其是对其中的权钱交易、非法致富、“黑色”与“灰色”收入、诚实劳动者受穷等反应强烈。所以,利益分配的调节不能仅仅盯在收入差距的扩大上,而要把注意力转向收入差距的背后的分配过程中去,理顺分配秩序,为公众提供平等参与分配的机会。为此,在收入的初次分配领域,应结合扶持新的分配价值观,通过充分发育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尽可能均等的就业与劳动机会;通过理性的市场规则为社会各阶层的社会成员创造平等的竞争条件,增强其对自己所得报酬负责的意识。收入的初次分配应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而在其再分配领域,则应充分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通过税收手段和社会保障制度,调节高收入,扶助低收入。这样,才能逐步把无序的分配秩序引向有序,并在社会利益关系中建立分化与整合的动态机制。

(二)在社会大系统的发展与变革中,应维护政治、经济、社会等各层次、各方面子系统变革进程的相对均衡。社会转型是综合的系统工程,社会的总体发展水平受制于“木桶效应”的原则,就像一只木桶的容积取决于其中最短的一块木板一样,社会的进化程度往往是由其发展水平较低的部门来标志的。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从质的方面看,各个子系统由于变化的程度和方向不同,可能引起相互的矛盾和失衡;从类的方面看,各个部门由于变化的能力和态度不同,可能会引起歧异和冲突;从层的角度看,由于变化的层次不同,可能引起抵触和混乱。所以,我们在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矛盾的时候,必须综合地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速度、势头、差距的选择要保持社会各阶层都能接受的范围内,而且,还要保持节奏的均衡,避免社会的动荡。

(三)在社会系统中要进一步强化政府的权威,完善维护稳定和引导发展的组织体系。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进程来看,英、法、美等第一批现代化的先行国,在转型时期普遍经历了政治与社会的剧烈震荡,但东方后起的资本主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历都有所不同。后者从一开始,就在人为的超强制稳定状态下推动现代化的进程,它们在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上,往往利用传统所赋予的权威和力量,以极为明确的现代化目标和严厉的政治措施全力施行,从而有效地避免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冲突的爆发。在我国的社会转型时期,根据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要求,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尽快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把一切动荡控制在暂时的稳定状态内,并使之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化解是很有必要的。以色列学者爱森斯塔特认为,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受挫”,主要原因就在于缺乏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他指出,要避免现代化进程中的震荡与冲突,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政治中心,解决社会的凝聚力问题①。因此,就必须强化政府权威。当然,强调“强政府”,并不意味着要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一个强有力的、高效率的政府,与遏制民主、机构臃肿、权力膨胀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当前需要走出“软政府”的认识误区,改变中央财力相对减弱和匮乏的状况,并且着意于增强政府权力的质量内涵,而不是用传统的老一套去扩张政府权力的范围。同时,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增强执法力度,依靠法律来规范政府权力的行使,严厉打击危害社会稳定的行为。另外,作为维护完善社会规定的组织体系的一部分,还要尽快建立起现代企业体系和城市社区体系,以组成配合政府系统保持社会平、安稳定的社会基础。

(四)在政治系统内部,应该继续强调建立有效机制,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以防止权力泛化和因权力过分集中而导致的腐败。一方面,要建立严格的权力运作程序和规定,明确规范公务员的行政行为;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权力运作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并纠正存在的问题。这也是完善行政系统组合的主要内涵。为此,对权力过分集中的部门和单位,应切实采取权力分解、职能交叉、定期轮岗、全程控制等措施,加强权力相互之间的制约,尤其要改变那种重要事情均由一人经手和说了算的不正常情况。在对权力的监督方面,要逐步形成和完善党内监督、党外监督、群众监督、法律监督、经济审计监督和舆论监督的网络,建立健全监督的体制和机制。当前尤其要尽快改变各级监督机构受制于监督对象的状况,使监督机构的财力、物力及人事不再依靠其监督对象解决。

注释:

①艾森斯塔特:《现代抗拒与变迁》,第八个五年计划5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2全文查看内容提要:目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时期,以收入差距为突出标志的各种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的冲突,正在使一系列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不断显性化。

正确分析和判断变革时期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各种因素,并迅速出台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已成为我国决策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探讨了目前影响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并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关键词:社会转型利益矛盾分配不公对策

发展既是机遇,也对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任务更加艰巨,过程也更加错综复杂,它包括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从血缘亲族聚居的乡村社会向城镇社区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型,从单一性社会向多样性社会转型,从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型等若干个方面,由此带来的社会成员流动性的增加、社会各个方面的巨大摩擦以及对社会价值观念和人们心灵的强烈冲击和震荡既不可避免,又必然影响到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基本态势。本文对目前影响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一、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因素

当前影响我国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分配不公是各种不稳定因素中的主流

社会分配不公问题,近年来已成为各阶层普遍关注甚至不满的焦点。改革开放之前,我国贫富差别不大,因此经济学界未对基尼系数做过计算。据估计,1980年,中国大陆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基尼系数为03左右,整体差距不大。到1988年,抽样调查显示,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已上升至0.382,1994年为0.434,1998年,进一步上升至0.456。1998年与1980年相比,中国基尼系数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在客观意义上看,社会收入分配不公既指收入差距过大而造成的两极分化,又指分配过程中个人机会的不均等及同工不同酬等违背按劳分配原则的各种现象,两者都会造成公众心理上的不公平感,从而引发剧烈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影响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二)腐败问题。腐败可以被视为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表现之一。虽然目前的反腐倡廉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效,但反腐肃贪工作形势依然严峻。从当前检察机关立案处理的腐败案例来看,腐败现象已经呈现出一种“广”、“大”、“深”、“高”、“新”的特点。“广”是指腐败现象发生的范围具有广泛性;“大”是指腐败的大案要案多,犯罪金额大;“深”是指腐败已经由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渗透;“高”是指罪犯职务层次高;“新”是指证券、股票、土地批租等新商品要素市场和权力领域成为腐败分子新的作案热点。腐败现象对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严重危害了法治的实现。更重要的是,腐败不仅严重侵害党和政府的肌体,干扰经济、政治秩序的正常运行,而且已成为产生社会不满的又一个根源,直接危及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因而可能成为诱发政治和社会冲突的重要因素。

(三)政治体系和社会运行不规则之间的矛盾。政治规范是政治合理化以及正常运作的保证,社会规范是指社会成员和利益群体有序行为的保证。政治和社会的变革使旧有的规范体系受到挑战,效力弱化或丧失,而新的规范体系一时难以建立起来。在新旧规范交替之际,既有因规范缺乏而留下的空隙和漏洞,又有因人们在两种规范之间无所适从而出现的盲目行为。对于我国的渐进式改革来说,制度创新需要连续、逐渐地推出,而且每一项新制度的产生往往要经历一个从实验到推广再到完善的过程,因而现实生活常常会出现政策先于法律或新的政策与法律因为不配套而相互冲撞的现象。在人们的利益观念和利益欲求普遍上升的年代,这些漏洞和矛盾便成为违背规范和悖于主导价值而不择手段谋取个人利益、分割公众利益的行为与动机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和托辞。同时,转型时期游戏规则的不清,必然造成政治和社会主题一定程度的无序运动,导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撞,从而形成可能危及政治和社会系统的整合与正常运作的诸多因素。

(四)国内的信念危机与国际环境的干扰。转型时期,观念和体制新旧并存,社会价值观的多元混杂,使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和社会主体很容易产生矛盾与困惑。同时,社会主义制度在过去虽然取得过巨大的成就,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僵化体制和“左”倾思想,构成了继续进步的阻碍力量,不改革将葬送社会主义,改革将面临种种干扰。当前的经济体制及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失业和下岗人数的增多,社会分配不公的客观存在,促使人们重新认识几十年来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工人阶级作为国家主人翁的信条,极易产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危机。另一方面,在国际大环境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的时期,中国的转型与之有着较大的落差,并且必然与之相互交叉和撞击。世纪之交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也正在发生转换,国际经济和综合国力的竞争空前激烈,不确定因素很多。而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渗透,国际上“遏制”中国的诸种论调和行为,也前所未有的激烈。国际环境的干扰和国内信念的危机一旦相互结合,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政治、社会稳定的危害之大必须加以警惕。

二、维护转型期政治与社会稳定的对策

解决转型期我国社会各阶层

的利益矛盾问题,应该从大局出发,从大处着眼,既要进一步坚持改革开放,又要建立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机制。前者是说,我国现阶段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差距是由于改革开放而后才出现的,所以说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根本措施,也就是说要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问题;后者是说,尽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差距的存在是由于改革开放形成的,必须用发展的办法来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但也是一个要通过一定的防患于未然或以强制性措施遏制不稳定态势生长的手段问题,这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应该相互并重,而不应该有所偏废。

具体说来,要维护转型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稳定,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在社会分配领域,应该更加注重分配机会的均等,兼顾分配结果的公平,保持各阶层和群体利益的相对均衡。在协调、解决社会各阶层利益矛盾的时候,要注意使社会各阶层或群体在分化、重组、摩擦、融合中保持平衡,这乃是政治和社会稳定得以维护的真正考验之所在。当前,社会各阶层对按劳分配已经开始产生新的认识对收入差距本身的承受能力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对收入分配中的无序现象,也就是说对分配不公,尤其是对其中的权钱交易、非法致富、“黑色”与“灰色”收入、诚实劳动者受穷等反应强烈。所以,利益分配的调节不能仅仅盯在收入差距的扩大上,而要把注意力转向收入差距的背后的分配过程中去,理顺分配秩序,为公众提供平等参与分配的机会。为此,在收入的初次分配领域,应结合扶持新的分配价值观,通过充分发育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尽可能均等的就业与劳动机会;通过理性的市场规则为社会各阶层的社会成员创造平等的竞争条件,增强其对自己所得报酬负责的意识。收入的初次分配应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而在其再分配领域,则应充分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通过税收手段和社会保障制度,调节高收入,扶助低收入。这样,才能逐步把无序的分配秩序引向有序,并在社会利益关系中建立分化与整合的动态机制。

(二)在社会大系统的发展与变革中,应维护政治、经济、社会等各层次、各方面子系统变革进程的相对均衡。社会转型是综合的系统工程,社会的总体发展水平受制于“木桶效应”的原则,就像一只木桶的容积取决于其中最短的一块木板一样,社会的进化程度往往是由其发展水平较低的部门来标志的。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从质的方面看,各个子系统由于变化的程度和方向不同,可能引起相互的矛盾和失衡;从类的方面看,各个部门由于变化的能力和态度不同,可能会引起歧异和冲突;从层的角度看,由于变化的层次不同,可能引起抵触和混乱。所以,我们在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矛盾的时候,必须综合地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速度、势头、差距的选择要保持社会各阶层都能接受的范围内,而且,还要保持节奏的均衡,避免社会的动荡。

(三)在社会系统中要进一步强化政府的权威,完善维护稳定和引导发展的组织体系。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进程来看,英、法、美等第一批现代化的先行国,在转型时期普遍经历了政治与社会的剧烈震荡,但东方后起的资本主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历都有所不同。后者从一开始,就在人为的超强制稳定状态下推动现代化的进程,它们在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上,往往利用传统所赋予的权威和力量,以极为明确的现代化目标和严厉的政治措施全力施行,从而有效地避免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冲突的爆发。在我国的社会转型时期,根据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要求,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尽快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把一切动荡控制在暂时的稳定状态内,并使之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化解是很有必要的。以色列学者爱森斯塔特认为,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受挫”,主要原因就在于缺乏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他指出,要避免现代化进程中的震荡与冲突,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政治中心,解决社会的凝聚力问题①。因此,就必须强化政府权威。当然,强调“强政府”,并不意味着要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一个强有力的、高效率的政府,与遏制民主、机构臃肿、权力膨胀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当前需要走出“软政府”的认识误区,改变中央财力相对减弱和匮乏的状况,并且着意于增强政府权力的质量内涵,而不是用传统的老一套去扩张政府权力的范围。同时,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增强执法力度,依靠法律来规范政府权力的行使,严厉打击危害社会稳定的行为。另外,作为维护完善社会规定的组织体系的一部分,还要尽快建立起现代企业体系和城市社区体系,以组成配合政府系统保持社会平、安稳定的社会基础。

(四)在政治系统内部,应该继续强调建立有效机制,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以防止权力泛化和因权力过分集中而导致的腐败。一方面,要建立严格的权力运作程序和规定,明确规范公务员的行政行为;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权力运作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并纠正存在的问题。这也是完善行政系统组合的主要内涵。为此,对权力过分集中的部门和单位,应切实采取权力分解、职能交叉、定期轮岗、全程控制等措施,加强权力相互之间的制约,尤其要改变那种重要事情均由一人经手和说了算的不正常情况。在对权力的监督方面,要逐步形成和完善党内监督、党外监督、群众监督、法律监督、经济审计监督和舆论监督的网络,建立健全监督的体制和机制。当前尤其要尽快改变各级监督机构受制于监督对象的状况,使监督机构的财力、物力及人事不再依靠其监督对象解决。

注释:

①艾森斯塔特:《现代抗拒与变迁》,第八个五年计划5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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