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养老保障改革新模型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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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的养老保障改革
原有养老保障体系从1960年起施行的瑞典社会保障养老金制度包含了两个部分：基本养老金和与收入挂钩的补充养老金 (ATP)。这两者加在一起替代了65%的个人收入。这些养老金根据消费价格指数计算出的一个“基础值”被指数化，1998年，这个基础值是36400克朗。
基本养老金给付每个人的数额相等，除了双方都领取养老金的夫妇――他们的养老金总和低于两个未婚老人的养老金总和。

从1993年起新增了一项领取全额养老金的适合条件：16到64岁之间在瑞典居住满40年，或者其中30年有收入。如果这些要求没有满足，养老金将被相应地减少。
补充养老金的领取条件是：至少有三年的收入达到基础值。全额的补充养老金要求30年以上每年收入达到基础值。补充养老金是建立在其中15年最高收入平均值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工作满30年，养老金被相应地减少。补充养老金最高不超过基础值的7.5倍。

这个养老金系统是现收现付制与部分补充养老金积累制的结合。基本养老金的经费主要由国家财政预算负担，补充养老金则主要依靠工资基金和基金收益。这个制度保证了全民老有所养，缩小了贫富差距，对几十年来瑞典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90年代以前，瑞典人在一揽子福利制度下过着舒服而有保障的生活。
改革原因
然而，近10年来瑞典现行养老金制度的实施越来越艰难。

主要的担心集中在经济衰退财政负担加重，出生率下降平均寿命延长，代际间代际内收入分派和再分配不均，低工作动机和储蓄率。其次，在补充养老金体制下，代际间的收入分配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变化非常敏感。如果工作人口的实际工资上升，退休人口生活水平就会相对下降。工作人口和退休人口之间的收入分配将变得不公并导致两种人群之间的关系紧张。这点威胁着养老金制度的稳定。

代际内也不存在从高收入到低收入者的系统的收入再分配。该制度下的收入再分配存在于长工作时间平坦终生收入流人群和不均匀工作时间及收入的人群之间。也就是说，蓝领和低层白领工人比中高层白领工人缴纳更多的养老金税收。很明显，代际内的收入再分配并不公平。
第三，现行体制的一个特点是一个人缴纳多少养老金和其将来领取多少养老金之间的联系微弱。补充养老金的数额决定于工资最高的15年。

而养老金税收却是每个有收入的年份都需要缴纳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具备了最高工资的15年工作之后，剩余工作年份的工资及养老金缴纳不再与其养老金收入挂钩，减少工作并不意味着养老金的减少。这直接影响了劳动人口的退休决策，对于劳动力供给有负面的影响，是一种滋生懒惰的平均主义。
第四，瑞典社会普遍对养老金的心理期望值较高，现收现付制条件下很少有人考虑存钱养老，全社会的储蓄率低。

有鉴于此，改革是大势所趋。改革的主要思想是通过促使新养老金体制更加公平可行来增加工作动机。新体制是一个保险系统多于收入再分配系统。改革的另一个目的是保证每一个老人都得到基本收入。
新制度特点
1999年1月瑞典开始实施的新的养老金法案，其特点有五：
首先，由原来的保证收益型转向保证缴纳型，即领取多少养老金直接取决于从工资中扣缴的养老金的累积数额及其投资收益，也就是说，工作时间越长，积累的养老金也越高。

因此，一般人都会积极认真工作以多缴纳养老金。第三，改革前的制度中，养老金用基础值计算，基础值与消费价格指数挂钩，物价上升，养老金就增加，而新的制度中，养老金与工资指数挂钩，就是说，只要工资高、养老金投资的收益高，养老金也就高。
第四，原制度中补充养老金由雇主负担，新制度中养老金的缴纳由雇主和雇员各承担一半，即：雇员缴费比例提升到9.25%，与此同时，工资率提高相同百分比。

雇主缴费比例降低到9.25%。这样，在经费负担的转型中双方都没有盈亏。同时，这个转变使雇员意识到他们需要通过支付税金来得到养老金，从而增强了工作动机。改革效果，影响及意义
从长远来看，新制度更好的适应了经济，人口结构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养老金的支付金额由缴费数额决定，而缴费率固定在18.5%。体制改革的一个切入点是在实行全民统一保障标准的基础上，分阶段引入福利待遇和工龄长短、工资高低挂钩的原则。

家境困难而没有工作的，只享受基本待遇，不会多给一点补贴。而有工作的人，工作时间越长，工资挣得越高，得到的补贴越多。这样一来，人们就不会呆在家里吃福利，而是千方百计上学进修，学本领，努力工作。结果是把经济搞上去了。此外，实行基本福利统一，待遇和贡献挂钩的办法，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