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典故赏析论文

[七年级上册中国历史]第一单元中华文明的起源第1课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第2课原始的农耕生活第3课华夏之祖活动课一寻找历史第二单元国家的产生和社会的变革第4课夏、商、西周的兴亡...+阅读

中国历史典故赏析论文

曹操的自卑

曹操一代奸雄，有气吞万里之志定国安邦之才；然而曹操却一直犯有自卑的心病，源头来自其不明不白的身世。不大光彩的身世最终形成了曹操多疑、暴戾、喜怒无常的奸雄脾性。曹操也会自卑？病根在其不光彩身世？这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从中得到许多关于家庭教育方面有益的启示。

曹操的父亲是曹嵩，而曹嵩是曹腾的养子。《三国志？武帝纪》说：“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曹嵩到底从何而来，又是谁人之后？《曹瞒传》及《世语》都认为，曹嵩是夏侯氏之子，是夏侯？的叔父。这般看来，曹操与夏侯？当属堂兄弟，难怪曹操一直非常重用夏侯？、夏侯渊，原来是亲缘关系使焉！袁绍则不同，接连四世在朝廷中官居“三公”的高位，袁绍家族权倾朝野，名震天下。曹操对自己的身世设法隐瞒，在当时十分讲究家庭和出身背景的气候下，即使事业如日中天的曹操也无法逃脱世俗眼光的审视。曹操在与袁绍等同级竞争者交往中始终抬不起头，他实在受不了袁绍等人眼底那股嘲笑、鄙夷的目光。最典型的例子，曹袁对阵，陈琳为袁绍作讨曹檄文，开始揪住曹操不光彩家世不放，此时曹操正因头风病卧床，读檄文，悚然汗出，一跃而起……

曹操从小自卑，最终养成终生多疑奸诈的性格，从中告诫我们：家庭是孩子最早的学校，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孩子在家庭里所受的影响最原始也最深刻，父母应有“为孩子想一辈子”的全面育儿观，给孩子完整的家庭、幸福的生活以及崇高的理想志趣。“三岁定八十”，古人这一条定律与其说教给我们育儿的经验，不如说确定了我们作为父母的职责和义务。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因而良好的家庭教育都是积极主动的。

发挥家庭“基石”的作用，让孩子具备健康完整、积极主动的良好心理状态。这一点非常重要，家庭的不幸孩子受到的伤害最深，孩子心理出现问题，往往在家庭或其父母身上就能找到原因。我们还是以曹操为例：功成名就后的曹操，对小儿曹植非常赞赏，而对大儿曹丕则不大感兴趣，这时候曹操的家庭“基石”是倾斜的，曹操一手为兄弟俩奠定了不平衡的心理，也为曹植的早死埋下祸根。

言传不如身教，家长的行为直接影响孩子，这种影响力却非三言两语能够改变。曹操的祖上辈曹节很有心计，邻家不见了一只小猪，见到曹家的小猪就认定是自己家的，曹节不争论，白白让人拿走小猪；后来邻家的小猪跑回来，那户人家知道搞错了，把猪送回给曹家，“（曹）节笑而受之”，全村的人都佩服感叹。曹操把曹家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纵观曹操一生，善买人心是其管理的一大特色。他曾号令三军，践踏麦田者斩；岂料自己的座骑受惊窜入麦田，曹操要自刎，众将齐劝而止，于是割发代首，变被动为主动，传令三军，威严更振。这祖孙俩的故事如出一辙。

孩子有心理障碍，父母要明察秋毫，迅速找准问题的根源并及时消除。曹嵩在自己身世问题上采取了错误的做法，他养子的身份欲盖弥彰，最终累及曹操，要曹操一辈子为之承受这“不可承受之轻”。曹嵩本来可以在适当时候公开和儿子讨论自己的身世，让儿子正视现实，激励他放眼国家和人民，奋发有为……这样，曹操很可能成为一代英雄，而不是现实中的“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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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戊大方鼎仍然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九年义务教育《中国历史》第一册第24页讲到：“商朝后期制造的司母戊大方鼎；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湖北省五峰长乐坪中学李家庆老师撰文指出：“据近期有关考古资料表明，这句话并不准确。”然后，他引用人教版《中国历史》第一册《教师教学用书》所载司母戊鼎的高、长、重等数据，与秦始皇陵出士的两套铜车马的高、长、重等数据进行比较，得出结论：“无论从高度、长度还是重量等各方面比较，秦陵铜车马均超过司母戊鼎，司母戊鼎并非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见《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0年第7期第37页）秦始皇陵1号和2号铜车马都发现于1980年冬。这两套铜车马出土时都已经破碎。

1983年7月，秦始皇陵2号铜车马修复成功，恢复了原貌。随后，考古工作者撰写出秦始皇陵2号铜车马的科学报告，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赞扬。1985年12月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秦陵2号铜车马的科学报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高度评价》的新闻。这就是说，至迟到1985年底，秦陵出土铜车马的信息已经普遍传开。然而，1987年12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夏商史稿》（孙淼著）中说：“目前发现的商代最大的青铜容器，是司母戊鼎。”1993年8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殷商社会生活史》（主编李民）中说：司母戊大方鼎是“青铜器中的第一重器，集中显示了这时青铜器冶铸业的工艺水平。”1994年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通史》第三卷（总主编白寿彝）上说：司母戊大方鼎“不仅是我国青铜时代最大的，也是古代世界青铜文化史中所仅有的。

” 人们不禁要问：如果说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的编辑们水平低，愚昧到了连秦始皇陵出土了铜车马的信息都不知道，还楞说“司母戊大方鼎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呢，那么，白寿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孙淼先生和李民先生是造诣很高的考古学家，难道他们也会跟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的编辑们一样，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既然这个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李家庆老师所提的意见就是错误的。他的意见错在何处呢？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假如一个人能见出当下显而易见之异，譬如，能区别一支笔与一个骆驼，则我们不会说这个人有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

我们所要求的，是要看出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列宁说：“任何比较只是拿所比较的事物或概念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相比，而暂时地有条件地撇开其他方面。我们提醒读者注意一下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常常被人忘掉的真理。”这就是说，比较必须是在一定关系上，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的。不同的关系、不同的标准，就不能比较。李家庆老师的意见错就错在没有“在一定关系上，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对比，忘掉了这个真理。它的具体表现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点：司母戊鼎属于器皿，而秦始皇陵铜车马不属于器皿。第二点：司母戊鼎是铸成整体的一件青铜器，而秦始皇陵铜车马是由分别铸成的一些部件组装起来的。杜廼松先生著的《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上说：“复原后的铜车马驷马雄立，驭手安坐或作站立状，车门窗可以启闭，车轮转动可行。

”1985年12月l日《光明日报》上刊登的《秦陵2号铜车马的科学报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高度评价》的报道中也说：复原的2号铜车马，“驷马雄立，驭官安坐，车窗门启闭自如，随着链连的摇荡，牵动辕衡，可以载舆以行。”铸在一起，车轮怎能转动，怎能“载舆以行”呢？第三点：司母戊鼎是纯粹的青铜器，而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并不是纯粹的青铜器。杜廼松先生著的《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上说：这两辆“车马的附件如当卢、节约、辖等均为金银所制作。”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仍然认为，司母戊大方鼎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

想求助一篇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论文

如果说在世界范围内多极文化中，西方欧美文化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文化是主要的两极，形成鲜明的对立和有效的互补，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成分中，儒家和道家便是主要的两极，亦形成鲜明的对立和有效的互补，换句话说，两者正由于处处相反，因而才能够相辅相成，给予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儒道两家各有自己的经典，互不相借，唯有《周易》成为两家共同祟尚之典籍，这里面有着深刻的道理。《易经》成书于两家形成之前，《易传》形成于两家出现之后，虽是儒生所著，却大量渗透着道家思想，如形而上之道，阴阳化生之理，无往不复之运，顺法天地之行，皆采自考学，此其一。《易传》用阴阳两大概念表示宇宙间两种基本的对立力量，阳表示正面、主导、进取、雄性；显露……，可以综合为阳刚之性；阴表示负面、被动、退守、雌性、深藏……，可以综合为阴柔之性。阳刚之性正是儒家的特性，阴柔之性正是道家的特性；儒家与道家的对立与互融正体现了阴阳的交感相推之道，所以才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对基本矛盾，此其二。我们用阴阳学说分析儒道关系，便会抓住问题的根本，一系列特征的对比就有了贯通一气的基础。

（1）孔老比较。孔子孟子是儒家的宗师和代表，老子庄子是道家的宗师和代表。孔孟作为儒家的圣贤，给后世树立了道德（在伦理意义上）大师的形象，具有完善的道德人格，以救世安民为己任，富于理想，谆谆教人，死而后已。老庄作为道家的至人，给后世树立了智慧大师（老子）和艺术大师（庄子）的形象，具有高度的悟性相思维能力，以宁静淡泊为操守，冷淡世情，向往自得，其于外物，顺乎自然而已。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论语‘雍也》），老子说：“上善苦水”（八章），孔子以山自比，老子以水自比，生动地表现了仁者与智者之异。山的形象巍峨雄壮，草木兽虫以之生，云雨风雷以之出，仁慈而伟大。水的形象柔顺而处下.善利万物而不争，绵绵不绝而攻坚强考莫之能胜，谦虚而深沉。山岭育养生物，静中有动，水势任其自流.动中有静。孔子乐山.老子乐水，孔子好静（化人以德不以力），老于好动（因势利导不阏滞），不亦宜乎。

（2）人性论比较。儒家人性论有孟子性善说，苟子性恶论，董仲舒性三品说，杨雄性善恶混说，程宋天命之性气质之性说，陆王良知良能说等，其共同点是强调后天道德教化，认为无礼乐法度之修饰，人性不能臻于完美，如苟子所说，人性“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苟于·性恶》），而正治的标准在于合乎宗法伦理。道家人性论有老庄人性恬谈朴素论，描康人性清高自适论，郭象人性自足安命论，《列子》人性任情肆欲论等，其共同点在于强调自然天真，排除人工的雕琢和礼法的强制束缚，越是自发自成，越是纯真完美，如《庄子》所说；“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骈拇》）。儒家的人性论看到了人的社会属性，看到了精神文明教育的重要性，道家的人性论看到了人的生理与心理属性，觉察到虚伪而繁烦的宗法伦理对人性的桎梏相对个性的摧残，皆有所得，亦皆有所偏。

（3）人生论比较。儒家的人生观，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救世事业为价值取向，内以修身，充实仁德，外以济民，治国平天下，这便是内圣外王之道。其人生态度是积极进取的.对社会现实有强烈的关切和历史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对同类和他人有不可自己的同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达则兼善天厂，穷则独善其身，亦不与浊俗同流合污，在生命与理想发生不可兼得的矛盾时，宁可杀身成仁，告生取义，以成就自己的道德人生。道家的人生观，以超越世俗人际关系网的图绊，获得个人内心平静自在为价值取向，既反对心为形役，透外物面不反，又不关心社会事业的奋斗成功，只要各自顺任自然之性而不相扰，必然自为而相因，成就一和谐宁静的社会，相孺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其人生态度消极自保，以免祸全生为最低目标，以各安其性命之情为最高目标。或院于山林，或陷于朗市，有明显的出世倾向。儒家的出类拔萃者为志士仁人，道家的典型人物为清修隐者。

（4）思维方法比较。锦道皆糟于辩证思维，看到矛盾的对立运动与转化。但儒家的辨证法尚刚主动员有，注意生命的基勃前进之轨迹，人则以自强不息为务，易于抓住矛盾的主导方面；道家的涝证法则尚柔主静贵无，善于觉察事物发展中的曲折、反复和否定因素，重视生命内在底蕴的积累培育，对于负面的作用，无形的重要，柔静的品性，有深刻的把握。儒家之历短，正是道家之所长。儒家的思维比较肋近现实人生，哲学的思考不离人伦日用；道家的思维弘通开阔，调想于天地之先、六合之外，探究于生死之际、是非之上，思辨性极强。所以儒学的社会道德学发达，道家的自然宇宙学发达.换一种方式说，儒家长于实学，迢家长于虚学。

（5）治国论比较。儒家强调有为，道家主张无为。儒家的治国有为是指：导之以镕，齐之以礼，和之以乐，辅之以法，任之以贤，使之以惠，如韩愈在《原道2中所说：“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