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中的的正义行为和非正义行为体现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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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改革是社会公平的实现而非仇富个税改革听证会的举行，既是政治民主化的体现，也是社会政治文明的进步，有利于倾听社会各个阶层的声音，吸纳民众的意见，优化公共政策。毕竟中国的个税征收机制起征点太低，即有“劫贫济富”之嫌，客观上也有悖社会公平，使社会两级分化继续扩大。而听证会的举行，调高起征点，一定程度上是“按比例贡献”原则的体现，促使社会税赋朝向社会最不利者有利的方向发展，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

但是，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却提出：“个税改革勿带仇富心理（中国青年报，9月27日）”，说不支持富人赚那么多钱就应该交出来。并说，“把富人的钱征了以后来补贴给穷人，从理论上来讲，可以平衡财富。但是，如此，谁还愿意去赚钱呢？” 这话作为一个著名经济学家讲出来，自然有他思考的角度，也有他自己的道理。但是同样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个税改革是否就是仇富或者劫富济贫？第二，个税改革是否会导致富人再不愿赚钱，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的无效率？窃以为，林教授的看法是荒唐的，至少，从当前社会的现状来讲，提出这样的看法，根本就是没必要。

首先，当前个税改革或调整，是以税赋政策不公平的前提下进行的。我国的个税制度自80年代初实施以来，800的起征点已经维持了20多年不变，税赋的主要群体是工薪阶层，而即使贫苦大众，由于起征点低，也不得不缴纳一定数量的税。这样的制度，并没有体现出多少个税调节的杠杆作用，也没有体现出多少“比例平等”或者“按比例贡献”的原则，反而是“劫贫济富”，是对社会公平的一种践踏，阻碍着社会、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而贫富差距、基尼系数的不断扩大，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恶性影响，直接威胁着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目前的个税改革，只是对以为不公平政策的调整，是坚持公平原则下的适当的微调，而并非对富人所赚的钱的大量剥夺，这又如何谈的上是仇富呢？其次，对富人适当的征税难道就一定导致他们不想去赚钱？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的无效率？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关注投入产出比，强调效率无可非议。

但是，就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而言，公平较之效率更关键。没有公平根本就谈不上效率，因为不公平必然导致矛盾丛生、暴力冲突甚至革命，也必然损害效率，导致无效率、正负效率相抵，甚至带来“负效应”的增长。所以，要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整合社会资源，形成合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始终把公平的价值理念放在首位。因为“公平是效率的根本保证”，公平正义既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最佳状态”。

社会公平的实现，不仅不会损害效率，相反，能够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合力，实现更大的效率和效益。这样的社会，不仅富人会一如既往的靠自己的聪明才智继续打拼，实现个人创业的价值理想。底层的民众，也会看到希望，也会积极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个人致富的愿望。否则，既无利益表达途径，也无利益表达的话语权，只能遭受不公平的剥夺，连生存也维护不了，那这个社会对他们而言又有何意义？以过激的手段维护自己的生存权也就成了可能，这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只有把公正作为社会公共政策的伦理目标和首要价值，创造正义的制度环境基础，达到全社会最大程度的正义，社会的发展才能最有效率和效益，才能和谐。任何破坏正义、没有公正的制度势必导致严重的社会冲突、对抗甚至暴力革命，也势必是无效率的，更勿论效益与绩效。而个税改革，无疑是回应了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是顺应当前时代潮流的，不存在什么仇富、降低社会经济发展效率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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