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事

[董仲舒名言]董仲舒名言 1、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 2、众少成多，积小致拒，故圣人莫不以掩致明，以微致显。 3、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末石全为善也。 4、...+阅读

董仲舒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事

天人三问

董仲舒像

汉武帝即位后，让各地推荐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被推举参加策问。汉武帝连续对董仲舒进行了三次策问，基本内容是天人关系问题，所以称为＂天人三策＂。第一次策问，汉武帝问的主要是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第二次策问，武帝主要是问治理国家的政术，第三次策问主要是天人感应的问题。

董仲舒在对策中，详细阐述了天人感应，论述了神权与君权的关系，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规劝刘非

董仲舒对策后，被武帝派到江都易王刘非那里当国相。刘非是武帝的哥哥，此人粗暴、蛮横，一介武夫，但因为董仲舒当时声望很高，是举国知名的大儒，所以对董仲舒非常尊重。而且刘非把董仲舒比作辅助齐桓公称霸诸侯的管仲，也就是希望董仲舒要象管仲辅助齐桓公一样来辅助自己，以篡夺中央政权。但董仲舒是主张＂春秋大一统＂的，因此，对于刘非的发问，他借古喻今进行了规劝，指出“仁人，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匡扶正义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明确了解自己的道义准则而不贪图功劳。所以孔子的弟子即便是小孩也羞于提到五霸，因为五霸是先行欺诈后行仁义。只是耍手段而已，所以不足以被真正有道义的人提及。”暗示刘非不要称霸。董仲舒为江都易王相六年，搞了不少祈雨止涝之类的活动。

罢官教书

汉武帝建元6年（前135年），皇帝祭祖的地方长陵高园殿、辽东高庙发生了大火，董仲舒认为这是宣扬天人感应的好机会，于是带病坚持起草了一份奏章，以两次火灾说明上天已经对汉武帝发怒。结果奏章还没上，正巧主父偃到董仲舒家做客，看见奏章，因嫉妒董仲舒之才，就把奏章草稿偷走，交给了汉武帝。武帝看后大怒，决定将董仲舒斩首。后怜其才，又下诏赦免，但江都王相却被罢免，从此，董仲舒不敢再说灾异之事，而是干起了老本行，从事教学活动，又教了十年的《公羊春秋》。

东山再起

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25年），公孙弘又推荐董仲舒做胶西王刘瑞的国相。刘瑞也是汉武帝的哥哥，他比刘非更凶残、蛮横，过去不少做过他国相的人都被杀掉，或毒死。因董仲舒是知名的大儒，刘瑞对他还比较尊重。

称病辞官

董仲舒一直提心吊胆，小心谨慎，唯恐时间长了遭到不测，遂于四年后以年老有病为由，辞职回家。从此以后，也就结束了他的仕禄生涯，董仲舒暮年对什么事情都不过问，只是埋头读书、著作，虽然辞去了官职，但朝廷有大事，还常派人到他家向他请教，董仲舒都有很明确的看法，后来，张汤把询问董仲舒的部分材料，整理为《春秋决狱》一书。董仲舒虽然养病在家，但仍十分关心朝政大事，甚至在临终之前，还写奏章给汉武帝，坚决反对盐铁官营的政策。

家中病逝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董仲舒于家中病卒，葬于西汉京师长安西郊，有一次汉武帝经过他的墓地，为了表彰其对汉王朝的贡献，特下马致意。由此，董仲舒的墓地，又名为＂下马陵＂。

汉代的察举制度和唐代的科举制度的区别和优缺点

比较汉察举唐科举之异同汉唐二代，都是中国的盛世。二者的文治武功都极盛，而汉代的察举制度与唐代的科举制度，更为后世所称美。二者都同属於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选士制度。汉代察举选士，以孝廉和贤良为主，著重道德；唐代科举，科目极多，而以明经和进士为要，著重才能。然而两种选士制度有同有异。首先，就选士制度之渊源来看：汉代察举，始於汉高祖时，后经惠帝、吕后、文帝、景帝之发展，至汉武帝时正式确立，规定每年推举孝、廉各一人，此后便成为定制。至於唐代科举，则治袭隋代，初设秀才、明经、进士、明算、明律、明法各科，至高宗永徽时，则以明经和进士科为盛。其次，再就考生之来源来说：汉代察举，选拔时以德行为重，故规定州都长官，对民间有以孝行道德闻名，受人赞颂者，或有以廉洁著称的官员，皆可察举至中央政府。

至於唐代科举之考生，则有三种来源：一是由京师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及算学）二馆（弘文馆及崇文馆）及州县诸学出身的为「生徒」，那些并非由学校出身而自觉有才的，可「怀牒」自己先试州县，及第后再获选往京师，与「生徒」同试於礼部的称为「贡举」。至於由天子不定时下诏选拔才德之士而亲试「策问」的，称为「制举」。再者，就当时所设的考试科目来说：汉代察举，可以分为「常科」与「特科」两种。「常科」为都国选举「孝廉」与州郡选举「茂材」。「孝廉」即「孝子」、「廉吏」的意思，重视士子的孝顺行为表现及官吏的廉洁正义的行为为主，「茂材」则以士子的才干、节义作为选拔的标准。至於「特科」则为「贤良方正」与「贤良文学」、明经、明法、「勇猛知兵法」及「明阴阳灾异」等特殊技能。

至於唐代科举所设的科目，较汉代为多，而以明经、秀才、进士、明法、明字、明算六科为常选。高宗永徽以后则以明经、进士为主。明经科考帖经、经义、时务策等项，进士科则先试诗赋，继而试以经义、最后则试时务策等。此外，尚有一史、三史、开元礼、秀才、童子等科目。至於在中式后授官方面：汉代士人经荐举后，仍须接受「策试」。「策试」可以分为「对策」与「射策」两类。「对策」即命题考试，内容以政治及经济事项为主，以观其文辞的高下。「射策」则属随机抽问，以测试投考者才能的优劣及其随机应变的能力。至东汉顺帝时，由於选举「孝廉」的人数太多，左雄便提出限年龄考试的办法，规定孝廉年龄若不满四十，便不得察举，并且必须试以「家法」及「文史课笺奏」，以选拔人才。

大概来说，汉代的「茂材」，可获任县令等级的官职。至於「孝廉」，则获拜为「郎官」，先在中央学习，接受训练，然后才选派出任适当职务。唐代科举，诸生则必先试於「礼部」，中式后才获送往「吏部」复试，主要考「身（体貌）、言（辩论）、书（书法）、判（文理）」四项，称为「释褐试」。「身」是指观察考生的样貌，为官者必须仪表端正。「言」是指观察考生的言辞，为官的必须善於辞令。「书」是指观察考生的书法，为官者常书写公文，故文笔及书法必须端美。「判」是要考生凭案例，考识见，因为古代行政与司法不分，地方官必须兼理狱讼，故必须有判断能力。四项合格后始得正式入仕，授以八品或九品的官职。而且，在选士态度方面：汉代重视乡举里选，以道德操守为尚，尤其是孝德、廉洁方面，难以有划一的准则，故较为主观。

唐代则准许考生「怀牒自荐」，所设科目又较为实际和包括多方面的才能，如明法，考法律内容，明算考有关数学问题等，考生须凭自己的实力去撄取功名，较为重视实才，故比较客观。以上都是汉代，察举和唐代科举不同之处。汉代察举制和唐代科举制均为布衣平民提供了入仕政府的机会。汉代自武帝开始，规定各郡每伞需要从所属地方拣选「孝子」和「廉吏」各一人，上报中央政府，以供给他们进入政府工作的机会。而孝子和廉吏当中，不少本为布衣，察举制便为他们提供了晋身政府的机会。唐代科举制，全国上下无分身份，只要有志入仕，便可以「生徒」资格或「怀牒自列」，参加省试，及第后登上官途。自此，无论是高门大族或是寒门子弟，皆可透过科举考试进入政府，因此两者皆令政权开放，寒门与大族均有入仕机会。

另外，汉代察举制和唐代科举制皆打破贵冑垄断政治的机会。汉初的惯例，担任丞相的必定先封侯，当时有「无功不封侯，无侯不拜相」之语。故汉初朝廷中重要的职位皆由贵族充任。察举制正好打破这种政治垄断的局面，因为即使是出身寒门的士子，可透过郡守的荐举透入中央政府，而他的黜陟也是依靠个人才干。至於唐代初年，高门大族在政治上仍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一般士子已可以透过应考科举，在公平竞争下一展才干，继而出仕，进入国家权力核心，此所谓打破政治垄断之体现。总括而言，汉代察举制和唐代科举制有著自己一套严谨的方法来选拔人才，以为国用，从而发挥稳定政权的作用，然而唐代科举考试的出现，现体了较为客观公平的选士方法，实为时代的一大进步，故为宋元明清各朝的沿用。

实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方针的具体措施是什么

建元元年（前140），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建议：凡是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各家学说，都要从博士官学中排除出去。汉武帝对董仲舒的这种大‘统思想非常赏识。武帝又采纳丞相卫绾之议，罢黜治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汉武帝此举受到好黄老的祖母窦太后的强烈反对，她于次年借故把鼓吹儒学的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减系狱。儒家势力虽暂时受到打击，但武帝在建元五年（前136）又置《五经》博士，使儒家经学在官府中更加完备了。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倔起。元光元年（前134），他将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县黜，排斥黄老别名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提拔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为丞相，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还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根据成绩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吏有通——艺者选拔担任重要职务。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尊儒术以后，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成为此后二千年间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虽然这样做不利于学术文化的发展，但在当时却有益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其时代的特点。他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问学派的—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盐铁会议上有哪两种观点

会上，对盐铁官营政策，“贤良文学”之士反对，而御史大夫桑弘羊则赞成。

认识：“贤良文学”之士代表地方利益，尤其是地方上王侯、富商利益。这一政策的实行，大大削弱其既得利益，而且出现了价高质次、强征专卖、“与天下争利”等封建官营的弊病，所以他们持反对意见；而御史大夫则代表中央政府的利益，希望借盐铁官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提供物质保障。

盐铁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民所疾苦，教化之要”。在会议上，从民间来的贤良文学对盐铁官营等财政措施进行了全盘否定，并进而攻击汉武帝时期的内外政策；作为这些财政措施的经办人，桑弘羊坚决捍卫汉武帝的内外政策，不仅就盐铁等政策的存废与贤良文学展开了激烈论辩，而且充分肯定了诸如抗击匈奴、加强中央集权、大力抑摧豪强和农商并举政策的作用。此外，还涉及农业的基本政策，对社会现状的估计和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解，以及如何看待古与今的关系等问题，这次会议已成为汉武帝一代政治得失的会议。